王力雄、廖亦武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一、二届自由写作奖答奖辞

获奖人王力雄的获奖演说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在这里接受“写作自由奖”，我深感荣幸。借此之机，我想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写作 自由”的含义。 对于每天以千百吨计生产文字的中国来说，数十万文字制造者当中有官方供养的文人，也有众多号称的“自由撰稿人”。前者这里不必多说，后者所冠之的“自由”是什幺自由呢？——应该说那不是写作本身的自由，而是接受定货与出售产品的自由。

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 国已经有了这种商业上的自由。比较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雕琢语词、孤芳自赏、把玩风月逸事，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翻新和探索，在今日中国都不再受官方打击或整肃，甚至可能名利双收。

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有了这种艺术上的自由。 应该肯定，写作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比没有这些自由当然要好。不过我更想说明的是今日中国写作还没有的自由——那就是面对真实的自由，坚持正义的自由，揭露邪恶的自由，以及反抗强权的自由。

这些自由，在某些写作者眼里并不是最为要紧，因为对个人而言，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已经可以过得很好。固然他们也会有所抱怨，也要在不自由中求自由，但他们所求的自由并非是对不自由的反抗，而是对不自由的认可。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那“矩”即是被不自由所限定的边界，只要能够放弃对边界之外的自由的追求，就不会感觉到边界的限制， 从而也就实现了他们个人的自由。

我所看到的（我希望我的看法有误），今天中国的作家大都满足于这种“不逾矩”的自由， 在“矩”中过得不错乃至游刃有余。中国的权力体系已经很善于给文人编织金丝鸟笼，随时摊开一份关于自由的交易合同：我给你写作的商业与艺术自由，你放弃写作的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和反抗强权的自由。

在其它国度作家首先挺身担当社会良心的情况，很少在中国发生。

我们的作家同行对此心安理得并能振振有词，依据就如高行健先生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词中所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在我看来，身为自由社会之公民的高行健先生如是说无可厚非，生活在中国的作家以此自我辩护却是一种错位。

我当然深信，任何对个性的张扬、对实现自我的追求，对于专制统治都构成一种瓦解。但是，追求决不是逃避，在今天的中国，闭眼不看、绝口不提邪恶和强权的“纯然个人”的写作自由，只能是一种放弃社会良心的自由--恕我言重--甚至是与邪恶和强权同谋的自由。

我不反对写作自由首先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自由，但是我也不认为那内在的自由可以与外在的不自由彼此相安。写作不是写字，写作的内容和使写作具有意义的思想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联。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声，内在的自由又从何而来？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认为在今日中国，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应该是写作自由的第一要义。如果不考虑这些自由，写作自由的概念就成了虚伪空洞的侈谈，我们今天相聚于此也 就没有了来由。

也许犬儒主义者们不会接受这里所谈的正义、良心等说法，他们最擅长的是质疑谁有资格去判定何为正义何为良心。对此我至少可以这样回答，只要专制权力依然横行于社会，就说明正义肯定尚未实现，只要世间还有苦难者的哭泣，谁有无良心就可以一目了然。

感谢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授予我“写作自由奖”。我深知本人并无值得一提的文学成绩走上这奖台，让我来此只是为了昭示一个原则--作家的身影要始终傲立于权势对面，而非在帮忙和帮闲的队列里游走。 感谢每一位来宾，我知道你们远道而来不仅是为了参加一个颁奖仪式，而是在企盼写作自由终能在中国实现，并期望写作自由的精神照亮每一个写作者的灵魂。谢谢！
　
幸存的狗崽子 ——倾向文学奖的答谢辞
廖亦武

一九八九年六四凌晨，我写作、朗诵并录制了长诗《大屠杀》，作为对北京血案的同步响应。当吼出诗的结尾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屠杀中只有狗崽子能够幸存”时，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竟抱住四肢趴地的我，狼一般地凄声嚎啕——这一场景断送了我作为诗人的前程，也粗暴地涂改了一批地下诗人的命运。

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我被判刑四年；其它二十多位涉案者分别在牢里呆了两年、两个月、一个月或几天不等。我没有享受过政治犯的待遇，在看守所，我自杀过两次，转了四个监舍，亲密接触过二十余位死刑犯。

我受过背铐、电棍、绳索、耳光、拳头的驯化，有一次，我因为唱歌被狱警听见，就被提出监房，光脚蹲在滚烫的太阳地里，罚唱一百首歌。感谢上帝，我的记忆力超群，唱至三十多首就卡壳了，于是狱警命令几个劳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飞旋的电棍戳入我的肛门。我还能说什么感谢话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间的阵阵炸裂中还能叫出文革中的时代最强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在牢里，犯人不准直起腰来跟狱警说话，天长地久，我就养成了狗一般蹲着的习惯。但我的心灵没有蹲着，它象鸟，甚至比鸟飞得更高；它在越狱，在没命地逃跑；它穿行在六四遇害者的冤魂中间，并与他们一道寻求遥远的自由。子弹追不上心灵，于是我在最后一年的刑期里，拿起笔写作，并跟一位80高龄的服刑和尚学会了吹洞箫。

此时作为诗人的灵感已一去不返。 连诗皮也被扒了，我只剩下血淋淋的骨头和筋。周围的人也只剩下这些，于是我照实往下写--这就有了五卷本长篇作品《活下去》的开端，有了三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和其它散文作品的开端。狱内狱外，这两个系列的著作耗掉我十年光阴。

我承认，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很可能把老本赔得精光的赌博，但是我这种记忆良好，擅长揭人老底的废物能干啥呢？出狱后，人们早忘记我是怎么进去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界故交都与我划清了界限，那些标榜先锋或前卫的经院评论家们，与官方构成的默契是： 自觉一次次改写书面的历史，检查并剔除我这类异端的名字。 我承认，这对我情感上那丁点残有的文学虚荣有所损伤，但彻底让我告别“诗人”或“作家”的是一则足以引起人民公愤的谣言：“廖亦武是疯子、狱霸、变态狂，他居然强迫同监囚犯舔他的生殖器。”

——在1998年，我主编《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以此洗清浑身污秽，变相说明自己与精神病无缘之前，这则谣言广为传播，几乎成了广大文人们从道义上置我于死地的铁证。

六四亡灵在上！我是个苟活的狗崽子，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暴力下，我四肢趴地矮下来，但我有脊梁、有血、有眼泪，我以后不希望别人以诗人或作家这样的名称来侮辱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见证者，只比那些看见了听见了受够了煎熬却无以诉说的大多数中国人幸运。我没有失去对诗歌、散文作品、对话、故事、音乐、窃窃私语等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没有失去世俗的人间真情。 更重要的，我没有失去与生俱来的，剥夺不去的尊严和荣誉感，这也是我乐意接受《倾向》奖的主要原因。 谢谢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谢谢《倾向》，谢谢各位同仁及朋友。
2002年6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