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主席刘宾雁在授奖典礼上的演讲: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一、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辞

自从中国在亚洲第一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将近一百年了。五四运动也过去八十多 年了。欧洲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也过去了十年以上。但是回首二十世纪，实在很难说我们 究竟前进了多少。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还需要一个独立作家团体，而这个 团体还只能在境外活动，这个事实，在大陆十年来建造起来的森林般的高楼大厦的遮盖之下，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但是隐藏在这个事实后面的那个巨大的现实，有一天将会使满目繁华顿时黯然失色。

鲁迅先生在八十四年前敏锐地指出的四千年不散的吃人筵席再不散场， 这个民族即使能勉强生存下去，也只能是世界的累赘。

中国独立笔会和国际笔会一样，成员不仅是作家和文艺评论家，还包括编辑、记者、人文学者以及社会评论家。可以说是一个持独立立场的所有文人的团体。

五四以后三十年，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一直走在社会进步运动的前列。不幸后来发生了大逆转，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自由，又把他们变为贱民。

但是从七十年代末期起，知识分子的自由又开始扩大。二十多年来，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特别是小说家，事实上享有的自由远大于新闻工作者和社会、人文学者，但他们在中国大变革历史中留下的足迹，远不如前两种人。作家名声越大、地位越高，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越小。小说家的主体，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所谓“精神大逃亡”，放弃社会使命，选择了一条安全、舒适而又名利双收的道路。

二十年来一个奇特现象是：作家享有的自由越多，遭受政治迫害和干涉的可能越小，他们就反而更加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些人在艺术的追求上是否就很成功呢？

一位在文坛和官场都吃得开的著名作家，香港文学界评选百年来中国优秀作品时，选中的作品竟是他三十多年前的一篇处女作。

而这种情况又正是发生在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整个民族的生存遭到空前威胁的时候。还不仅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很多作家曾不得不违心地为政权歌功颂德，背叛人民的利益；而现在，当这种强制已经不复有效的时候，很多作家却自愿地、不露形迹地以各种形式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论来使麻木的人更麻木、糊涂的人更糊涂，这就能够比人们早已厌恶透顶的歌功颂德更有效地维护现状，同时又可以使人觉得作者好象和当权者还保持一定距离，最聪明的作家甚至能使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和海外中国人士觉得他们是对当局持不同政见的异议分子。

五十年来中国几次错失了历史时机，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从来也没有抓住时机创作出无愧于这块被血和泪浸湿的土地的伟大作品。责任在谁呢？九十年代以来恐怕没有理由再完全归之于没有自由了。

王力雄先生能够在十几年前写出《黄祸》，没有比这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更大的禁区了。而正是自九十年代起，中国人的精神危机直线上升，人性的沦落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对国事稍有关心的人，都能从大陆上空的滚滚乌云里见到，伴随大动乱到来的，将是一场空前的自相残杀和中华文明的解体。

假如作家可以远离政治的话，文学有没有理由远离人、人的灵魂和人的命运呢？

1989年的五月，我们曾有过一次震动世界的社会运动，那是1949年以来唯一一次有可能成功的民众运动。十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离民主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中国共产党正在向黑社会势力转交政权。官方承认，黑社会已经拥有三千多万人马，是中国除共产党外最强大的有组织势力。共产党和黑社会在广大地区已经组成联合政府。这是我们从来未曾预料到的事，却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铁的现实。这显然不是由于共产党强大、而是由于中国人精神贫弱的结果；是中共背叛五四精神，割断启蒙运动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对人民的背叛，也是一个因素。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充分估计今天授奖给两位作家的意义。

王力雄和廖亦武，代表着七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代崭新的中国人。就我所知，这个国家几千年来从来也没有过如此富 于独立、叛逆和批判精神的一代新人。他们只能是中国官僚暴政和人民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的产物。没有他们，中国不会有巨大的变革。王力雄和廖亦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体力量，这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在国内，这支力量今天遍及社会所有领域，但政治上还只能处于隐形状态。他们的存在是对于黑暗力量的最大威胁；因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让我们预祝王力雄和廖亦武先生在创作上取得更大丰收！


笔会副主席郑义在授奖典礼上的演讲:

我与王力雄相识，是在将近20年前。那个时候，他乘坐橡皮艇和筏子刚刚漂流了黄河上游，而我骑着自己的旧自行车，刚刚走完了黄河中游雄奇壮美的秦晋峡谷。我们的见面，完全是因为黄河。是对母亲之河的共同情感使我们结识。关于那次漂流，他完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漂流》。此后，他继续漂流，十进西藏，写作了对西藏有深刻洞悉的作品《天葬：西藏的命运》。在此之前，他在海外发表了著名的《黄祸》，预言了生态崩溃、社会危机交相煎迫，将如何把一个未来的中国引向毁灭。

这本著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文世界，成为关于中国与人类前景的一部深刻的悲观主义的代表作。

他曾经发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还研究权力垄断现象，出版了《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

他不仅对藏族，而且同样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在新疆进行的社会调查，使王力雄遭到非法监禁，这一段经历，则构成了他最近的纪实作品《新疆追忆》。

从以上简略的经历及作品，可以看出，王力雄的写作是真正自由的。思想的自由、艺术的自由、文体的自由、领域的自由。

在同一时代，有多少作家可以像他这样自由地驰骋于无边的精神原野呢？王力雄，这才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自由的骑士。

对今天的另一位获奖者廖亦武我了解不多。我与他结识，也是借了黄河之缘分。我构思中的关于黄河的长篇小说，有一位痛苦的人物和一只呜咽的箫，再加上黄河民歌王冠上的钻石--《兰花花》。

这几个元素，居然在一年多之前，在一位文友家里，在一张廖亦武自己录制CD里凑到了一起，令人当场拍案叫绝。廖亦武的箫真是吹得好极了。那是从监狱里学的，如我感受到的并不断在梦境中再现的黄河的长风，那是灵魂的悲泣和号叫。

廖亦武是八九民运的投身者，他创作并朗诵的长诗《大屠杀》和他的箫可谓异曲同工。等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到，那种燃烧的诗情和令灵魂撕裂的痛感，超越了语言与音乐。廖亦武是中国当代新诗的具有代表性诗人。他编辑过好几本民间诗刊，发表过长诗《死城》、《黄城》、《偶像》、《安魂》。并因拍摄诗歌艺术片《安魂》被捕入狱四年。

他还写作了杰出的著作《中国底层访谈录》，描画了一批因禁忌而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甚为罕见的人物。

前辈老诗人流沙河先生评价廖亦武的这种自由写作是“中国文学的一线生机”并说“我佩服他，尊敬他”。廖亦武的创作也是真正自由的。思想的自由、艺术的自由、文体的自由、领域的自由。

我同样想如此发问：在同一时代，有多少诗人可以像他这样自由地驰骋于辽阔的精神原野呢？

于是，我们今天就有了两位自由潇洒的骑士！向他们这样的作家诗人颁奖，我感觉不是我们在荣耀他们，而是他们在荣耀我们。我们分享他们的荣誉，也希望分享他们的勇气、才华与良知。

我还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就是一种优雅浪漫的美感。与这种自由的生命在一起，你不能不油然而生某种极其优美的感觉。美女美景自然是美的，自由的生命更是美的。我想起了普希金描写的俄国十二月党人、遥远积雪的西伯利亚、矿井深处的流放者以及吻他们铁镣的妻子们。这里没有逻辑也没有模拟，只有某种美的感觉相通。

这种如今被许多写作界同行所嘲笑所弃如鄙履的关于生命的美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一线生机”，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

在这个集体堕落的时代里，作为同行，我以作家王力雄、诗人廖亦武为荣，并期待着他们的更加杰出的作品！
（2002年6月29日于纽约）

中国独立笔会中心首届写作自由奖颁奖辞：

在汉语写作世界中有些词汇正慢慢退出公众的视野， 例如高贵、仁慈、 神圣、荣誉感等等。要恰如其分地使用这些词语去描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品质几乎成为不可能。

人们一方面在经历着屈辱和痛苦， 另一方面则是被迫对这一切缄默不语。在我们的书架上已经非常困难能找到一本诉说这个时代心灵遭遇的作品。

本来写作是为了延续一个种族的记忆，保存它的文明成果，促进人们在精神上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信念， 使得人们在各种死亡、灾难和恐惧面前不致因为孤独或其它与生俱来的脆弱而内心崩溃。

然而今天大部份人的写作尽管还使用着一样的语汇，但却对我们曾有过的共同的经历和一些最为重要的事件不置一词。一生中最重要的感受已没人交谈，一代人死去，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少得可怜。

人们似乎正通过写作将自己驱入一个文字和文字间的巨大的沉默之中，许多人选择了象米开朗基罗早年说过的那样“只要人间还有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石头， 一无所知、一无所见。”

我们正处在一个对自由写作极为不利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像王力雄先生这样一位甘受冷遇和孤独，不屈从权势，不为周遭事务的变化所动， 多年来坚持写作不懈，并在写作中体现高尚追求，和古典精神的作家，格外值得我们的珍惜和推崇。

王力雄先生第一本引起广大反响的小说是[黄祸]。在作者的真实身份披露之前， 人们就对书中奇诡丰富的想象力和叙事能力留下深刻印象。在他所演示的一步步的巨大灾难面前， 人们没法无动于衷地去设想这个民族可怕的未来。最近一系列的危机和冲突正在将作者的大胆预言变成现实。

看过[ 天葬] 的人， 一定会被王力雄驾驭庞大、繁杂的历史和社会题材的能力所折服。在西藏这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 王力雄先生以其冷静和难得的分寸感，将这一地区隐含的各种冲突以及演变的趋势作了有力的阐述，帮助许多的人理解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在他文字的简练和理智的判断克制中，我们得以瞥见作者对自己一丝不苟的要求，高度的责任心， 以及隐藏在后的那份向往真实的激情。王力雄也不只是一位只有强烈使命感和热爱真理的作家。他的怜悯心和痛苦感在他有限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 不管是《 一个女知青的绝命书》或《一位永动机患者》， 对笔下人物的不幸， 他都表现了一种难以释怀的心情。

然而， 当他自身遭遇到命运危机的时候，他却是非常诚实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苛责自己的疏忽。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新疆追记]]让我们见证了个人在强大的邪恶面前那些不为人知的时刻， 一个人应当如何守卫自己的灵魂、捍卫自己的尊严。

王力雄著述甚多，值得推荐的很难一一列举。他自己甚为看重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就是其中的一本。

对这本引起不同争论的著作，还有待于更多的读者去探讨和评述。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高度评价王力雄多年来为中国知识界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推崇他为写作自由所立的表率作用， 并通过颁给他自由写作奖来昭示：在如今价值判断的公正标准丧失贻尽的时代里仍然有一小部份人在维护着人类生活所因循的文明准则，他们借助个人的自由创作﹐努力将一个种族的记忆保存下去，以表明人的天性中那些向善和向美的基因遗传远比周围残酷的生存条件更持久、深刻和强大。

　 第二届倾向文学奖颁奖理由:
在诗歌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诗在某种意义上，是用内在的暴力去抵抗外在的暴力。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廖亦武，正是这样一位经历过骇人的苦难﹑刑罚﹑污辱和摧残却以罕有的坚强和意志力挺住，并且活下去的诗人和良心公民。他和那些少数的﹑坚持在祖国的文学同道用各自那卓然不群的﹑直面人性和人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为这一光怪陆离的时代留下了沉重的见证。廖亦武也用他在狱中的诗抄《古拉格情歌》为他曾所面对的暴力及人性在暴力面前的不屈﹐留下了诗的见证。 面对他的文学作品，面对他为这一时代留下的珍贵和生动的文字记录，面对他的诗作，这一切构成了授予他第二届倾向文学奖的理由。
《倾向杂志社》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