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与大江健三郎的四封通信

——我与大江健三郎
作者：郑 义
　
1989年，出於一种平常的良知，我卷入了那场如今几乎被国人淡忘了的自由的风暴。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通缉和将近三年的逃亡写作、偷渡。1993年到美国，陆续看到了一些作家同行的“纪念”文章。有消息说我在偷越国境时被击毙，还有遗物和细节。也有朋友闻讯嚎啕，以头触地。这种友情我默然记於心底，并明白了要善用第二次生命。我相当诧异地看到郑树森先生写的一小段文章，说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曾问及我下落。当听到我在大陆“失踪”已久，大江先生脸色顿时凝重，竟至於数分钟沉默不语。我自此知道了大江健三郎这个名字，并为那种辽远的不分国界的关切而感动。我永远不会忘却在南加尼弗尼亚某个秋日黄昏里那种珍贵的静默。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又使人惊诧的是，他竟然在获奖演讲辞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一般而言，这是很冒险的。文学是终生的事业，而我自己也认为前路遥迢，成功与否尚在未知之数。特别是流亡生活之重压，不知觉间，便多少文学梦灰飞烟灭。包括大江先生在其他场合对我的呵护之辞，都使人手里攥一把汗。我尚有些许自知之明。文学颇类似於宗教，需要谦恭。

1997年，大江先生到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半年。他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教授林培瑞约请我餐叙。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见面。心想住得近，不急，却不料等我邀他再见时，人已悄然归去。大约正应了“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的老话。今年春，他从德国来信，谈起我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神树》。隔海往还之间，就成了这几篇文字。大江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纯净和爱。这纯净并非以美文来逃避责任的遁词，你可以从大江燃烧的文字中体味到对不义与丑陋的难掩愤懑。这爱则温柔而深长。

大江的长子患先天性智障，无法与人交流。后来发现孩子对鸟叫有反应，便录来鸟鸣给他听。儿子六岁那年，父子俩在林中散步,有鸟在叶间唱。静默间，孩子突然开口说话了：“那是——野鸟！”在这个“森林的奇迹”之後，孩子渐渐成长为一位受欢迎的作曲家。大江在单车前杠上驮着孩子的那张著名的照片，背后是烦杂人生中长久不逾的爱。儿子将满三十岁时，大江问他对未来作何打算。儿子没有回答，而只是问：“我们还有多少乐谱纸？”

在今天这个争名逐利的人世间，这是两个真正的艺术家关于艺术与人生的问答。有这样纯净的人在遥遥注视着你，感觉甚为复杂。你不得不时刻警戒种种人性的弱点，有如临深履薄。你先要争取做成一个较好的人，然后也争取成为一个较好的作家。

2000年秋於华盛顿D.C.大江健三郎与郑义文学信扎之一：大江致郑义

敬爱的郑义：

三年前，我们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城会面，那是一家朴实整洁的中餐馆。我发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同事（指林培瑞教授--译者）是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杰出的批判性的学者。我们结识於同为伦敦《时代》杂志亚洲专号撰稿，正是他安排了我们的那次会见。您是一位爽快的对话者，将那些肯定极为痛苦的流亡生活讲述得从容而客观。您谈起您刚完稿的长篇小说《神树》，而我则发表了对您早期杰作《老井》的评论。

我认为《老井》是一株宇宙树的隐喻，它不仅是向地层下挖掘的深井，也是向天空延伸的“天井”--在我的国家也有“天井”一说。《老井》在多层次地描写中国民间生活的同时，还创造了贯穿历史与神话的极为真实可信的结构，令人感叹。现在，我终於拜读了《神树》的日文本。这也是一部非常中国的民众生活史，其跨度自抗日战争始，经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文革直至当今。

这是一部将民间生活史投射於另一株宇宙树的作品，在那精彩的语调里，在那生死间的自由出没里，也表现出一种幽默的真实感。我敬佩您在流亡异国的困难之中，完整地捕捉到祖国的富於时代感的迫切的主题群，创造出这样一部丰富而辽阔的巨著。我相信，这部已经成为活字的作品，会经由各种国际资讯渠道传递给最需要它的中国青年们。

日本是一个自现代化以来基本不接受流亡者，也不曾有人流亡他国进行文学创作的特殊的国度。日本有极为明显的锁国的历史，也有更为复杂的隐蔽型的锁国倾向，有时甚至浮出地表，我感到它现在正蠢蠢欲动。去年年底，在一个令人怀念的华美的剧场里，我作了“柏林演讲”。我是从中野重治的一篇文章讲起的：它谈到上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已开始），一位在柏林遭到焚书之运的诗人。那时，中野的表达自由受到压制，也未能离开祖国。在那篇文章里，中野以优美的声调引用了海涅。
（一些难解的地方，我借助於同事的帮助略作修正。）

春天之美须到严冬来临才被理解，

动人的五月之歌须在暖炉边吟唱。

对自由的爱是开在监狱里的花，

自由的价值是在牢房里铭刻於心。

对德意志之爱只是在去国的瞬间萌发。

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看到祖国之不幸。

我一边朗读这首诗一边想起了您，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祖国未来的青年们。眼下，我在德国过着优越的生活。——统一十年後仍困难重重的德国却不忘给外国客人提供良好的环境，虽然也有人说我所在的高等研究所是特殊的。我在柏林自由大学为四十多名热心的学生用英语讲课，唯一的辛苦是担心自己发音不准而花上好几天准备讲稿。——如果这也算得上辛苦的话。

但是，在独居於柏林公寓的夜晚，我总思考自己国家里正在兴起并逐渐表面化的“柔性国家主义”。我曾经认为不会有超级国家主义的急剧复活，但却怕这种“柔性国家主义”会在不知觉间趁机萌发。也许，正在萌动的是内向的锁国吧。下一代日本人会不会陷入锁国的消极，在封闭的精神国界里变成贵国古典所说的“夜郎自大”呢？在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当然会伴随着各种矛盾，这样说您会同意吧？——的新世纪，日本在亚洲会有其独立自主的幸存方式吗？

联系朝鲜半岛的变化及台湾的进程，再将日本置於与强大美国不同的、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的关系中时，我总是夜不能寐。但是，这种想法在我称之为“新低徊趣味”的东京文化现象中，大概是不会有人信以为真的。所谓的“低徊趣味”，是无论对待什么都稍加回避，用一幅自得的面孔搪塞过去。

现在让我再回到和您谈话的那个普林斯顿之夜。我们的交谈大多是经过友人的翻译，也许是趁了酒兴吧，後来我们直接用英语聊起来。您谈到十八世纪的《红楼梦》，说那部作品中所充满的悔恨（repentance）之情，在天安门事件以後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中十分欠缺。

我刚才说过我英语水平有限，如果有什么误解，请在回信中纠正。我忘不了的是“悔恨”这个说法。日本人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时，对亲自招致的巨大悲惨--把亚洲拖入战火，并把战火扩大到世界，最後致使东京及众多城市遭到焚毁，广岛、长崎成为核武器的标靶--抱有强烈的悔恨。

一些政治思想史学者并不将之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情感层面，而是对战前战中日本知识分子未能对抗超级国家主义进行反省并寻求新生之路。他们自称为“悔恨共同体”。

和丸山真男同一志向的“悔恨共同体”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主张的“战後民主主义”，特别遭到“低徊趣味”派年轻雄辩家们的嘲笑。而具有更加强烈居心的新国家主义者们，则把他们视为眼前的敌人。

但是，我觉得，“悔恨共同体”的成员，无论是否有名，都具有对残酷战争的体验，在百多年来的日本现代化历史中，当属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无人可企及。也许有人会问：悔恨之类的东西是创造性的吗？当然，悔恨本身是一种被动的情感。但是，当我们有意识地反省并永远牢记时，它便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您说现代中国从政治到文化阶层的官僚们没有悔恨意识，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这是一种竭尽全力与国家对抗的个人的、激烈的批评。企图改写教科书者之流，将丸山的“悔恨共同体”所共有的对历史的反省--如正视南京大屠杀--成为自虐史观。但是，让孩子们忘却真实，又能培植出怎样的力量呢？强烈地悔恨、并将这种悔恨置於伦理性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我在同芝加哥大学的Tetsuo Nojita的通信中曾谈到--这与现代化之前的大坂商人学者的“德”的思想有相近之处。他们借鉴於贵国儒教道德，用西欧思想史语言来说，即古希腊以降的道德，也即一种可称之为生活技术的现实的力量。我希望肩负二十一世纪日本的青年人能拥有这一力量。

如果改写教科书的图谋已成为公然通行於日本的活动，并压制了初等和中等教育，那么，下一代的年轻人将变成怯懦者，他们会失去反省过失并因此而改正的勇气。他们不仅不知道自己祖辈父辈的过失，连自身可能犯的过失也不能预防。於是，在犯错误之後凭借悔恨的力量重获新生就更不可期待了。但我的同事指出，来到德国的日本年轻人有着我们想象不到的温和的举止，并说这种倾向在您所离开的国家里也在扩大。也许可以说，正因为日本政府惧怕这种温和化的现象，才强行通过了确定“日之丸”与《君之代》为国旗国歌的相关法律。如果真是这样，敬爱的郑义，我期待您以您为人式的明朗，回信寄言於年轻一代。
大江健三郎
2000年1月7日於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