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非主流，我是民主派，我坚持国家利益

作者：杨帆

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10年来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具体的事情上要超越左右翼。我们在民主、民生问题上有共识，下一个问题是在国家民族问题上达成共识。

南方周末：您是怎么成为国家主义者的？

杨帆：这几年中国太右了，已经没有国家观念，所以我成了国家主义者。这些话题我们已经谈了10年，包括金融卖国、存美元不存石油、只 讲开放不讲国家安全、出口导向、反对自主创新、依靠外资，都被我们说对了。另外，贱卖国有资产、纵容外国投机资本在中国兴风作浪、鼓吹人民币自由兑换等 等，他们全错了。现在美国经济崩溃了，他们面临的是清算的问题。我希望学校赶快处理我的事情，社会对我的期望太高，都请我去讲金融。是什么人在阻碍我发挥作用？就是学校里有人在存心捣乱。

南方周末：你以前谈到你是非主流经济学家，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排挤，是吗？

杨帆：主流经济学家排挤我是错的，他们开会也不让我去。封杀10年又怎么样？这回大家翘首以盼，盼着我出来说话。10年证明我们是对 的。但是我也不完全否认人家，环境变了，理论就得变。中国2000年后问题比较大，太右了。这一代人20年来被美国洗了脑，他们当了部长、局长，掌握着思 想的话语权，还压制我们。

南方周末：可以谈一下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吗？

杨帆：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他们迷信自由市场，是市场经济教条主义，认为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迷信全球化，跟着美国走依附型发展，要把中国纳入全球经济分工。从1975年到1995年这么做是正确的，1995年后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了，再往前走就得注意公平和安全。我不是左派，我不反对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现在要注意公平和安全。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中国的左右之争？杨帆：中国没有左右之争。中国没有左派右派。南方周末：您不是有过 “极右、极左、中左、中右”的提法吗？

杨帆：以前我说我是中左，秦晖是中右。现在不说了，没有左右。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10年来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南方周末：你的主张政治自由主义者有共识吗？

杨帆：有啊，而且我是中国搞民主的元老。1985年到1989年我在天津开发区搞了4年民主，设计了西方模式的上下两院的民主评议会，我全票当选“下议院”的主席。我是民主派，是社会主义者，但不是自由主义者。

南方周末：您认为双方应该如何达成共识？

杨帆：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具体的事情上要超越左右翼。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做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2004年8月，我策划了“郎顾”之争，秦晖、鄢烈山也出来批评张维迎，反对权力瓜分国有资产。这一次“抄袭门”中，在反对权力腐败，维护社会文化底线上有共识。我们在民主、民生问题上有共识，下一个问题是在国家民族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经济崩溃了，带来了美国价值观念的崩溃，打掉对大家对美国的迷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兴起，中国会有文化的崛起和回归。这需要双方辩论。我的看法是民主是要搞的，底线是国家不能分裂。

南方周末：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

杨帆：对原罪永远不能不追究。自由派知识分子赦免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一定要追究。当然社会要讲法治，百分之八十是追究不着的，但名义上不可以赦免，一赦免腐败就不可收拾，大家会跟着腐败。

南方周末：很多人评价左派人士是“爱骂人，不爱对话”，您怎么看？

杨帆：我不是那样。是右派的人不跟我对话，他们对不过我。左派是爱骂人，右派是爱妖魔化人，他们说这种话本身就是“妖魔化”的做派。但左派的体系比较封闭，自说自话。右派稍微好点，脾气相对温和点。南方周末：您讲到经济问题时，一直强调国家利益，和您的成长背景有关吗？杨帆：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国家，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我的经历可以概括为：金色童年、红色少年、黄土色的青年、蔚蓝色的中年。我是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走向国家主义者的。【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8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