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进民主制是在总结文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的可试行方案

递进民主制是在总结文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的可试行方案 向东 刚看了王绕川的一篇发言稿，又使我想起王力雄提出的递进民主制。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归毛泽东所指出的方向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文革失败的历史事实。文革失败的表面原因看上去是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搞官廷政变，是一个偶然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四人帮的做法不得人心，而人民大众又沒有合法渠道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去纠正四人帮的独断专横，因此，即受沒有华国锋的官廷政变，四人帮的做法也不可能长久。这是历史的必然。 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性，这个任何人包括了历史上所有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包括毛泽东和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历史的每一个进步不是靠全部否定前辈的一切而取得，而是实事求是，对的就肯定，错的就认真分柝错在哪里，并吸取经验教训，去做得更好。这就是历史积累了所有人的努力不断进步的过程。 人民民主，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加社会的建设，在发展自已的潜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过程中体现出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并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人类社会如果向这个方向努力，人类将不再需要战争，不再需要互相撕咬，不再需要媚上傲下，不再需要口是心非讲一套做一套。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形态，需不需要一种严格的社会制度？当然需要。 沒有制度就沒有秩序，没有秩序人类社会就会解体。而如何建立成本低而效率高的社会秩序，即毛泽东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待大家共同的探索，而递进民主制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设计方案。 王晓川：中外新左翼肯定毛泽东的主要理由 我们都知道，在现在政治上有一个所谓左右倾向的划分。其中的左翼观点，不管是齐泽克、巴迪乌这样的发达地区左翼，还是汪晖这样的九十年代末期兴起的中国新左翼，都对我们中国的毛泽东主义和文革精神持肯定态度。那么，这就让人思考，为什么这两种极具批判性的、同样追求民主的思潮，会对中国已经故去的毛比较欣赏呢？我个人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毛的思想和实践过程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二是毛领导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文革体现了对民主社会的更进一步的追求。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文明（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就像刚才有人发言中提到的，我们看毛的时候要放在二十世纪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和近现代史上的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一样，中国的农耕文明自晚清末期，也开始受到来自欧洲的劫掠和冲击。这波巨大冲击告诉我们，必须接受欧洲近代以来的理念和社会秩序。然而这种文明是否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唯一选择和既定模式，应如何看待它引发的技术伦理、文化多元、道德败落、国族冲突、贫富分化、生态能源危机等问题，其它社会如何在被迫追随它的过程中避免陷入更大的灾难……这些都还很成问题。那么，毛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袖，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不少积极有益的实践和思考。比如，现代的医疗卫生理念建立在专业人员、近代科技、资金设备等基础上，后发社会往往只能在部分城市开展，而毛推广的赤脚医生，扎根乡村、土洋结合、就地取材、重视农村和基础医疗保健，而且避免了对科技知识、资金设备和专业人员的依赖，成为很多国家学习的榜样。再比如，不论在欧美还是苏联，工业化都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专业分工科层管理，经典的便是福特工厂（苏联的马钢）模式，人成为了机械的僵化的工具，官僚化的管理压抑了活力和创造性。毛则积极推广中国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不但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热情和效益，而且还促发了组织管理学上的扁平化革命。又比如，毛强调意识和主观性，扬弃了主流马主义关于对物质和经济基础的过分强调，让人成为科技、知识和所谓社会规律的主人，而非奴隶。还比如，毛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亚非拉国家点破了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立的表象，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苏东阵营的改良版本）中，北方发达地区欺压南方落后地区的主要形势。当然，还包括接下来要谈到的文革，等等问题，毛和毛主义不但鼓舞了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青年造反，也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外新一代左翼思潮。 另一个问题是民主政治。在近现代的主流政治里，不论激进保守哪种主张，讲求的都是沃勒斯坦所概括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先通过组织政党，开展革命或议会斗争，夺得或参与到国家政权里面；第二步，运用国家权力及其官僚系统，向下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但是当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种现代政治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普及时，问题就逐渐来了。人们看到国家和政党逐渐融为一体，都成了官僚化的僵化体制，看到政党开始有了自己的利益，不能再代表基层成员和外围民众的心声，原来的变革者成了真正变革的敌人。于是，在西方投票率大幅下降、青年走上街头表达不满的时候，毛泽东也在中国开始了文革的尝试。他否认先锋党的必然正确及其自我革新的能力，强调政治身份（党员、干部、出身好的人）并不决定其政治主张，鼓励群众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把政党的政治变成了全民的政治。毛的意思很明确，只有民众通过社区单位自治、群众组织和运动，以及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广泛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包括上边说到的在医疗领域和工厂里的模式，还有政法领域的“枫桥模式”），对精英集团（包括能人、精英、专家、官僚）形成限制制约，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公正，至于精英集团是合为一体还是分作表面争吵的几家倒是次要的。今天毛的思路在世界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美国偏右的茶党和偏左的占领运动，墨西哥的恰帕塔运动，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南非的共产党和工会，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运动，意大利的五星运动，都凭借松散扁平的组织和充沛的活力，赢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可以对当地的主流政党的背弃原则施加压力。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两大热门政治话题——对现代性的反思，对后政党政治时代的民主追求上，提供了至今影响深远的鼓舞和启示，这便是国内外新左翼为什么仍在大力肯定毛的原因。 （本文是2012年11月，作者在郑州思想沙龙“如何看待毛泽东”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经本人审阅，有较大改动） 下面介绍王力雄提及递进民主制的一篇文章： 首先我要讲一句，文扬先生是一个认真思考的写作者，因此看到文场先生的文章都会认真阅读，并曾对其中一篇“超级公权力与中国反腐的出路”作了回应。现在对这篇文章再次回应，作为与文扬先生探讨问题的方式。 廿年前王力雄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心理素质并结合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设计出很适合中国国情的递进民主制，这是一种成本低，容易操作，稳定高效的民主制度。我相信，中国开始实践递进民主制之日，就是人类政治史翻开新的一页之时。 递进民主制是在总结文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的可试行方案 王力雄：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新路 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权力的私有。即使是号称民主的社会，权力也是被特权阶级把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财产的私有制，却没有解决社会权力的私有制，成为导致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根本原因。 解决权力私有要从制度着手。如果只是靠革命家的自觉，一旦革命家离去就会变质，这几乎无一例外。而由私有的权力去掌握公有的财产，变质的掌权者非常容易把公有财产掠为私有，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情况。 最有可能建立社会权力公有制的，是仍然在坚持财产公有制，并且保持着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对人类未来将有划纪元的意义。 下面介绍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壤上产生、却无法在滑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实中生根的制度——递进民主制。 递进民主制概述 这里的“递进”二字主要不是指时间的循序渐进，而是指民主的一种形式——既不是大规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是在逐层递进过程中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民主。“递进”二字在这里更多是描述一种结构。 递进民主制由两个部分组成——“递进委员会制”和“逐层递选制”。 按照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首先由最基层的组织形成自治委员会，每个组织成员都是委员会委员，以协商方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本组织所有重要事务，同时选举出委员会的主任。 对本组织，委员会主任的角色是充当委员会决策的日常执行者。 同样，各基层组织的上一级组织也成立自治委员会，其委员由该组织所囊括的下级委员会的主任构成。那些下级委员会的主任代表选举其的下级组织，参与上一级组织的事务协商和决策，并选举上一级委员会的主任。 在这种关系中，下级自治委员会的主任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属于两个委员会，在下级委员会，他是当选人，在上级委员会，他是选举人。这样的关系一直向上延伸，最终由全国各省的省长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 这种结构的直观形象就是由多层、多个委员会自下而上组成的委员会系统。主要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各级委员会所选举的委员会主任自动成为上一级委员会委员。整个社会都被这个系统包容。 在上述结构中，“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是一体的。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中产生，而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二者相互支撑和互为因果。从实现民主的角度，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每个层块之内实现“直接民主”，再把这样的层块利用“间接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最终组合成整个社会的“递进民主”。 递进委员会系统却可以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包容进不同层次的委员会。委员会既然是民主参与的最佳方式，全民都在委员会也就等于是全民都参与了民主管理。 始终立足“经验范围” 规模是民主的最大难题。当今世界的民主都在大规模范围，因而无一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只能采用“代议”方式。真正的民主是民众参与管理的自治，但是在代议制中，民众已经把治理权委托给了“代表”，因此不可能自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治只能与直接民主共存，而直接民主受限于规模，惟有小范围才能实行——这就是递进民主为什么要强调“经验范围”。 “经验范围”就是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可以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自行完成协商、决策，以及选举。递进民主制的结构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搭建，因此保证结构的每个单元都处于“经验范围”。 在“经验范围”中，个人的局限性可以降到最低，每个成员对情况都充分了解。而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协商、决策和选举才可能是真实的。 递进民主制以“经验范围”构建整个社会。即使是国家元首与省长所在国家管理委员会也属于同一“经验范围”。他们的能力、修养、眼光及资源和信息差距都不大，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对递进民主结构的所有单元都是一样的。 随时选举是关键 递进民主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随时可以通过重新选举更换当选者。现在这种间隔数年才能进行一次的选举，给了当选者脱离民众意志的可能。 大规模民主之所以不能随时选举，是因为每次选举都得大动干戈，成本高昂，而且必须由选举机构主持。递进民主制的选举是在“经验范围”进行，成本低廉，随时都可在无需主持的情况下自发方便地举行，从而就能随时制约当选者。 “随时”并不意味会导致天天选举没完，反而因为有了“随时选举”的可能性，实际发生的选举可能更少。原因在于这种规则会使每个当选者在进行决策和行使职责之前，先在头脑中进行“模拟选举”——即对他的决策和用权，委员会中反对和赞成的比例是怎样，并随时进行精细调整和修正，直到确信能得到多数赞同之时才会将决策付诸实行。有了这种“模拟选举”，当选者的决策和行使职责总是获得多数选举者赞成，现实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为无需发生的了。 权力合一 递进委员会把选举、代议、管理合并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分成不同系统。单独看，上述权力的集中程度从分权学说看都是不合理和危险的。然而如果从递进民主的结构整体考虑，每个权力集于一身的当选者处于“经验范围”内的“随时选举”制约下，足以保证不会滥用权力。 其实递进民主制并非没有分权。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是自治的，已经是一种分权。以往的分权是把公权力根据属性横向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使其各自独立，相互制衡。递进民主制的分权则是多维度分权，把公权力划分给每个层次的每个层块，使其各自自治，相互组合与平衡。分权的程度更超过三权分立。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公权力以一体方式使用，效率会高，成本会低。人为地将公权力切分成几块其实只是一种防止权力腐败的不得已。在西方政治史上，三权分立有时导致三权相互对抗，极端情况甚至造成国家权力真空。从本质上说，权力横向分割的结构并不合理，就像让人的脑、心、手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一样。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层块内部自治，权力合一，因此简单、高效和灵活；层块之间又能递进地进行约束和制衡，同样可以避免权力腐败，是更好的方式。 递进民主制不光是一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民组织，或者说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它是把所有社会成员包容在内，从基层层块不断向上组合的自治结构。每层的立法都在下层的立法制约下进行，由下层主导并出自下层需要。如同专制结构不愿意把权力往下交一样，自治结构也不愿意把权力往上交。因此除非是必须，下层一定会尽可能少立上层之法。每个自治体都会尽可能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状况在每层累积的效果，最终会使全国性法律减到最少。 把选举、代议、管理三者合为一体的系统，只有在能够满足“经验范围”和“随时选举”的前提时，才会使选举和代议名副其实，使管理不会脱离民众利益，也才能体现出这种体制的长处。迄今为止，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这两个前提。 “隔层保护”——决策者与群众间的缓冲 递进民主制存在“逐层递选”和“递进委员会”的层次，高层当选者因此不必直接承受来自基层的压力，只需得到本层块选举者支持，就可以制定决策和行使职责，即使与社会情绪不符，民众一时反对，间隔的层次也可以保护他不受冲击。 西方民主制缺乏这种隔层，因此容易导致迎合大众的“短视政治”。其中最致命的短视是当前泛滥的物质主义。即使社会领导人明知生态危机，若不去保持经济数字不断增长，就会在物质主义成为圣经的选举竞争中落败下台。 全球生态问题从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能把握和该把握的，而是需要通过社会的总体节制进行解决。然而在一个没有“隔层”的民主制度中，由热衷物质主义的大众直接选举领导人，社会的总体节制是不可能建立的。 递进民主制中的当选者不是由大众投票决定，而是所属的委员会投票决定，和大众之间隔着层次，不受直接制约。当选者需要迎合的只是委员会，若不负责地逢迎大众倒会遭委员会罢免。这种性质决定了递进民主每递升一个层次，理性程度也会相应提高。这种递进正是把大众局限逐步拼接为全局的提升，是西方民主制所没有的性质。 “递进自治”和“递进联邦” 递进民主制在理念上与联邦主义完全相容，但在方法上与目前的联邦制不同。递进民主制认为没有个体自治，自治和联邦就是徒有虚名。目前的联邦制只有成员体的自治，而无个体的自治，因此那种自治只能被视为是成员体“自己统治”，而不是本质意义上联邦的公民自治。 真正的自治应该是从社会最小单元——每个社会成员个人开始，自下而上，从里向外，不断组合成更大的自治体，最终囊括所有社会单元。这是一种“递进自治”的社会结构。 递进民主制的每一个单元都是自治的，同时又以联邦形式组合在一起。因此递进民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到极致的联邦制。其联邦囊括了社会所有层次，每一层都可以视为联邦关系，一直延伸到每个公民，都是以联邦形式组织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递进民主制也可以称为“递进联邦制”。这样一种逐层递进、最终囊括全社会的联邦，最彻底地实现联邦主义的理念。 随着全球一体化，世界成为地球村，人类越来越结为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整体协调与管理。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覆盖全球的超级联邦。虽然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不断进步，社会管理却没有因此变得简单，反而愈加复杂膨胀，趋向不堪重负的管理危机。要解决这种危机，惟有以自治取代统治，把信息分散于自治体。让大部分信息被层层消化干净。这样的自治社会规模如何扩大也不会使管理能力达到极限。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未来的“世界政府”也只有依赖递进民主才能实现。 实现平顺转型 递进民主制进行政治转型无需先整体转换框架，而可以直接对每块“砖瓦”（每个社会单元）进行转型。因为递进民主制的要素在每块“砖瓦”内都是齐全的，不需要由外在框架提供，通过“砖瓦”转型的扩大和积累，最终实现整体转型。 这使得递进民主制具有可以与原政权体系保持配合的弹性。委员会机制是妥协与合作，追求总和为正数的结果。递进民主制的自治主要是对内，对外则继续服从旧制度，遵守原有规则，在旧体制内逐步置换。从而避免政权系统出现断裂。 递进民主制从“砖瓦”向上继续转型的过程，可概括为“用递进民主制自身的方法实现递进民主制本身”。当一个组织内的多数单元实行了递进民主制，该组织也就可以（而且必然）开始实行递进民主制。直到多数省长都由递进民主产生时，就会要求组成管理国家的委员会，选举国家领导人。那时整个社会就完成递进民主制的转型。 从转型角度论，递进民主制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另起炉灶，不需要先从整体更换框架，可以在原体制内部自下而上逐层递进地实现，这决定了它有最大的继承性和平顺性。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只要政治改革走西方民主制道路，多党制无论如何绕不过去，最终一定要面对。政党在递进民主制中却失去存在意义。在西方民主制下，参与大规模选举需要广泛动员选民，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和表演，由此带来筹措资金、吸纳人才、调查研究等活动，都不是自然人可以做到的，须有千百人协同努力，以相互认同和科层关系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也就是政党。 递进民主制把大规模选举变为经验范围选举。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互相了解，能够直接沟通，因此不需要动员、造势、宣传和包装，也不再需要筹措款项，所有选举活动都可在人与人之间自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了政党功能发挥的余地，政党因此而变成多余。 化解国内外压力 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失去了能和西方民主制匹敌的理论，总是理亏词穷，处于下风，只能在技术层面强调“条件不成熟”，而在大是大非上始终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主导。在西方民主制取得压倒优势的当今世界，共产党要么最终被西方民主制埋葬（迟早之事），要么只能寻找一条新路，进行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政治改革。递进民主制正是这样一条新路，既能实现西方民主制包含的民主理念，又能超越西方民主制，成为与西方民主制并驾齐驱的另一体系，提供一套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完整说法。而只要开始递进民主制进程，西方就将失去以意识形态讨伐的口实，国际压力因此可以缓解。 若是共产党主动采纳递进民主制，进展节奏可在相当程度上由共产党高层控制。这是因为在抗争与等待之间，人们总是愿意选择比较容易的等待。只要共产党能向社会公布变革的方案和日程，并按日程规定的时间逐步兑现，社会就会产生等待的耐心，哪怕时间稍长都可接受。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合法性作用。这使得高层当权者的掌权时间也许更长。 对国内，让政治改革跳出西方民主制轨道，等于闪开了原本集结于共产党对面的政治反对联盟。反对派基本是被西式民主理念整合在一起，并以西式民主手段为武器的。政治改革若走西式民主之路，正好给了他们崛起空间，共产党难以竞争。而若采取递进民主制，则是换了一个舞台，把西式民主的舞台晾在一边，从而避免与西式民主派直接交手，使其失去发力点，共产党可如愿以偿占据舞台中心，充当改革主角，控制主动权。 递进民主制是自下而上的逐层变革，最后才触及高层权力；原权力结构中的越高层块缓冲时间越多。从最高当权者自身利益考虑，推行递进民主制既不影响其在任期内保持权力，甚至可以使社会更为稳定（因为社会基层矛盾会随递进民主制的实行逐步减少），又能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新道路的探索者载于史册。当递进民主制自下而上延伸到国家最高层之时，共产党会随之失去权力，不过那已经不是失败，而是主动开创的历史新纪元。 不过那也不意味高层改革者从此退出政坛。在递进民主制改革过程中，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道义资源。递进民主制的第一任国家元首，很可能就是由这种改革者担当。 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被搁置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所为归结到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失去主义支撑，没有思想体系，实用主义的改革最终会变成失控怪兽。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教训。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意义，为的就是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而递进民主制有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问题等眼下各种政治制度都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可以独辟相当大的空间，从而能够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相比之下，代议制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如果实行递进民主制，可以建立一套自立于世界的体系，足以对西方体系自傲，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脉络连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跨入更高层次。 社会主义理想曾长久激励人类，这个理想的今日败落，问题并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于实现理想的路径。公平与效率长期是人类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市场，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落入专制乃至暴政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节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人的自利本性若不进行节制，人类便不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直到落入同归于尽的毁灭。 当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节制、并且还需要加强节制时，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节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节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 递进民主制是这样的“无形之手”，它可以通过自动调节保持最佳状态的机制，无需权力介入，也不会随当政者更换变化。它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得到同等表达，从而实现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自由平台，但是它又不会放任，而是以“理性的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在自由平台上搭建起避免社会毁灭的总体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