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不是多余的话

不是多余的话 向东 惊闻扬万翔辞世，十分婉惜。万翔友一生坎坷，在人生路上感受痛苦多，快乐少，令人感慨。看了一阳兄发来两篇与扬万翔有关的文章，其中何卓琼在广东作家网上发表那篇的部分内容，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特在此更正。扬万翔因李一哲的大字报受牵连，被隔离审查是1977年的事，那时四人帮己被华国锋的非正常政治行为推翻并逮捕。李一哲一帮人在1977年是以清查“四人帮”余党的名义被收押审查的，本人也在其中，对此事记忆特别清楚，不会搞错。这件事，不应由“四人帮”负责。 中国要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要实事求是，不要张冠李戴，混淆视听。如果有一半的中国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坚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象王铮和王雪梅那样，中国离民主、法治就不会遥远。 本人目睹了文革和改革的双重失败，总结出一些教训，写在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本人从自已60年读书和摸爬滚打的生活实践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矛盾甚至仇恨的根源，来自于人自身的毛病，即自私、狭隘、贪婪、自以为是、强加于人和持强凌弱。它是人世间一切痛苦和悲剧的根源。 我不喜欢“四人帮”，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强加于人，使人反感。我更痛恨“改革精英”，是因为他们三十年来将自私、狭隘、贪婪、自以为是、强加于人和持强凌弱表演得淋漓尽至，再加上口是心非讲一套做一套，尽失做人的诚信。如果他们讲，这就是人性，我讲，这不是人性，是动物性，甚至连大部分的禽兽都不如。因为大部分禽兽都不会对自己的同类如此阴毒。古今中外，还少见一个国家的统冶阶级以这样寡廉鲜耻的手段掠夺国民财富。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耻于以他们为伍。他们想继续绑架中国人民深化改革（即深化搜刮）也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弹。三十年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将他们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头上顶着共产党的帽子，身上缠着亿万財富。但他们在得到财富的同时，也得到了历史的恶名，可悲！ 下面是需要更正的何卓琼女士文章里的一段话： 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城的“李一哲”事件。这事件令他困顿了两年，尝到了“全托一隔离审查）的滋味。所幸两年之后，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事件获得平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和”自何处走来？先生将到何处寻梦？ ——悼念杨万翔先生 【一阳按：老朋友杨万翔先生，今天凌晨因病逝世。特转发杨万翔先生这篇文章《“共和”自何处走来》及何卓琼女士撰写的介绍杨先生的文章《一个穆斯林的文学梦》，以作纪念。2013/3/2】 “共和”自何处走来？ 杨万翔 （来源：金羊网2003-5-31） 电视剧《走向共和》引起热烈反响，或掌声如雷，或嘘声阵阵。且不管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该剧破天荒第一次以可视的艺术形式，把中国政体由封建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制的复杂历程展现于今人眼前。“共和”的概念内涵，当代中国人不会陌生———我们的国号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这个概念的载体———“共和”一词，源出何处？ 查“共和”一物，产自中国远古史中极短暂的一瞬，被深埋几近三千年，是近代日本人不声不响刨它出土，刷净里外旧迹，加以错彩鎏金，使这业经彻底改造翻新的故物能轰轰烈烈地被迎回中国。 话说武王伐纣，肇创周朝，十传而至厉王。此君贪而且虐，国人起义，把他推翻。厉王狼狈远遁，他的儿子姬静匿藏在正直老臣召公家里，义民搜索姬静至召公家，召公让姬静把王子衣饰脱下，给自己的儿子穿上，将儿子移交义民。可怜这替罪羔羊，被革命激情洋溢的义民不分青红皂白擂作肉酱！ 厉王父子人间蒸发，国中一时无君。龙的传人似乎很早就明白无政府主义此路不通，西周国人起义的目的只是取消暴政，并非不要政府。善后协商的结果，是委托召公和另一民望甚高的老臣周公牵头，招集无劣迹的同僚组成新政府共管国事，大小问题，经政府成员充分讨论达成一致之后才作决定。这种政治体制，跟自从传说中的夏朝开始，凡事天子口含天宪，臣工只能应声照办的传统很不相同，即时被文字概括能力极高的史官名之曰“共和”———共者，众人协商；和者，大伙满意也。 共和时期只有14年。待到革命狂热过去，国人业已心平气和之时，召公把当年原委和盘托出，提议让一直藏身他家的姬静出来仍当国君。姬静其实不讨人厌，何况在当时君主制本身也来不及讨人厌，这提议经国人上下“共和”，终于裁撤非常态的共和政体，来个否定之否定，恢复常态的君主政体。 这昙花一现的远古政治事变被司马迁记入《史记》，因其性质有似神话，不具治国平天下的实用意义，“共和”这废词再不被有识之士提揭，在《史记》字缝里一藏两千年。 迨至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鼓捣明治维新，打醒十二精神细察西方的republic一词，非翻译它不可。但这个西方常用词，在东方却没有对应物，鬼精透顶的小日本，居然眼尖尖地在洋洋数十万言的《史记》中盯上了“共和”二字！ 日本人把republic译成共和，想必经过缜密推敲——— 第一、议决西周共和体制者的是身份特定的“国人”。西周时期，百姓被区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是有资格居住在城市里并享受政治权利的“公民”，野人则是默然散居于荒郊的贱民和奴隶。这种状况，有似古罗马Republic（共和国）。 第二、由周公和召公牵头的那个没有君主的朝班，挺像由两位执政官坐首席主持议事的古罗马Republic的元老院。 第三，西周时代，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遗风犹存，王宫门前竖有“谤木”，国人对政事有所不满，尽可以在谤木上刻字表达。引发那场起义的导火线，乃是厉王毁谤木，派特务巫师迫害曾刻谤书者。厉王斗胆破坏君民“约定”激成民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7世纪的英国大革命———查理一世对国会嗤之以鼻一意孤行，导致国会对国王宣战，查理战败问斩，其子却被国会选为新君。 第四、尽管《史记》对西周那场国人起义仅存简约记载，但其色彩酷肖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义民搜索并殴毙“王子”的行径，颇具雅各宾党人作派。 明治维新处处借鉴西欧，而研究西欧政治史，republic乃是无法绕得开的一个紧要物事。相对于中国史的七彩缤纷，蕞尔大和脸色苍白，小日本必须求助于古汉语———他们终于觅得了“共和”，并赋予该词相关的含义。其含义与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所表现的大致相同。 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狂热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从中国古籍借词不计其数。除共和之外，如下词例信手可拈：社会、主义、革命、民主、组织、宣传、新闻、生产、经济、交通、卫生、消化、唯心、形而上学……结合出处细细品味这些乍看起来半通不通的日产汉字词，顿悟之际，不能不深佩选用者点石成金的非凡机巧。 一个穆斯林的文学梦——记回族残疾作家杨万翔 何卓琼 （来源：广东作家网） 1993年，杨万翔的长篇历史小说《镇海楼传奇》获得“骏马”奖。“骏马”奖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杨万翔又是广东唯一的获奖者。这个奖于杨万翔真真非同小可——它完了杨氏平生的文学梦。杨万翔由此走进广东文坛。 杨万翔是个“回回”（回民）。跟所有穆斯林一样，小时候他家大厅郑重挂着阿拉伯文的《清真言》。杨万翔的先祖是个“回回”武官。六百多年前，时籍元末明初。这位武官大人一身红毛绿眼自西域入粤，正碰上镇海楼破土动工。日复日年复年，镇海楼建成了，“回回”武官亦已散叶开枝人口繁衍。漫漫岁月悠悠浸润，珠江水令这支西域移民脱胎换骨，蓝眼睛变作黑眼珠，白皮肤变成黄皮肤。他们忘了自已的母语只会说粤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伊斯兰文化与珠江文化水乳交融。 先祖入粤恰逢镇海楼动土，这机缘仿佛成了宿命，杨万翔的人生竟与镇海楼纠缠上了。 九岁那年，父亲带他游越秀山。杨万翔艰难地拐着右腿，紧跟着父亲向山顶一步步走去——很不幸，杨万翔尚在襁褓之时便得了髋关节结核。这恶疾令杨万翔还末学会走路右脚竟已病残。杨万翔累得气喘吁吁来到镇海楼跟前，只见这座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红色楼宇透着一股虎视眈眈之气。父亲对着楼宇指指点点，给他讲了朱亮祖和镇海楼的故事，讲了镇海楼与古代海禁闭关锁国的渊源。这故事如此刻骨铭心，二十八年后竟酿成了激扬澎湃的创作冲动。这冲动是改革开放国门敞开触发的。杨万翔夜夜伏案疾书写得天昏地暗，全然不顾自已已在街道工厂劳作了整个白天。挨更抵夜呕心沥血整整五年，《镇海楼传奇》完稿了。杨万翔重重舒出一口气，抚摸着叠得高高的书稿，不觉大吃一惊：书稿足足四十五万言！ 我始终认为，就纯文学创作而言，长篇小说是文学创作之最。且不说人物、情节的设计铺排需要多少学识、生活的积累，光是文字，数拾万言之遣词造句不能有一句重复，那学养那功力非同小可！ 成功的背后总有艰辛。这艰辛于杨万翔又是特别沉重的。 杨万翔因腿疾无法适龄上学，母亲只好买来几本儿童诗集教他念诗认字。仿佛是天意，那几本竟是五言、七言绝句的选本。鸿蒙初开恰遇文言，接踵而来的又是唐诗宋词。这唐诗宋词是父亲硬塞给他的，跪地饿饭的逼他背，之后又背古文。父亲与文学毫不相干，却是个十足书痴，满肚之孚者也，满屋古今藏书。整整五年，杨万翔被父亲逼着吞了百余首古诗词数十篇文言文。杨万翔曾戏言父亲的“逼读”令他郁出了“杀父情结”。但当他用父亲的“逼读”成果欣然从文时，传统文学的优长就在他的字里行间魂游闪烁，文字风格古今相济别有魅力。 杨万翔引起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关注。 1993年，他被省委宣传部指派参与《新三字经故事集》的撰写。 1995年，他又被省委宣传部调去参加电视连续剧《雅片战争演义》的制作。该剧是专诚配合“香港回归”摄制的，共计30集60万字。杨万翔参与了全剧的总体构思与交互审读，并承担了其中6集约12万字的编撰。该剧于香港回归前后向国内外播出，并制作成VCD向国内外发行。 杨万翔又是主流报刊的“常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广州日报辟一“方言小注”专栏，专事诠释粤语方言。 随后，他又在羊城晚报开设“广州旧事”、“粤语识小”两个专栏，写了大批系列随笔；与此同时，又写作发表系列散文，内容均以“老广州”为母题，涉及政治、城建、医术、武术、宗教、少数民族、早期翻译等等。其独特的文字风格极具魅力，深受读者欢迎。其中《北京路之根》、《神奇的广州传统中轴线》获优秀作品奖。 杨万翔钟情于写作。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竟还是个伤痕累累的“政治动物”。 此事还得从他父亲说起。十四岁那年，父亲给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那是当年干部的学习资料。这回不用“逼”，他读得如痴如醉。几十年后忆及此事，杨万翔饱含深情地说：“最伟大的现代唯物主义思想经由一位穆斯林而深深嵌入了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少年的心坎！” 杨万翔对哲学的情有独钟溢于言表！ 原来，自从父亲以一本学习资料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窗口”，他便迷上了哲学，认真持续地自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十余年。他将这种偏爱归结于自幼残疾，是残疾导致了他内向、好沉思。对哲学的狂热令他对当年恣意横行的“四人帮”洞若观火。于是，他与一众斗士“老虎头上捉虱子”，在北京路贴出了茅头直指“四人帮”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城的“李一哲”事件。这事件令他困顿了两年，尝到了“全托”（隔离审查）的滋味。所幸两年之后，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事件获得平反。 三十一年弹指一挥间，平反那一幕杨万翔至今历历在目。那是早春的一个下午，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接见了他们，与他们一一握手。杨万翔当时头戴一顶“雷锋式”的皮帽子，习仲勋书记拍拍他的皮帽，笑着说：“哈，你的帽子真好看。”杨万翔一下子消除了隔阂，心里涌起融融的的亲切感。 纵观杨万翔的人生路真可谓坎坷无常，最为难得的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他肢残志坚，钟情写作心系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