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面对在中国出现的举世无双的贫富差别？

来源：中华网论坛2008-06-29

自贡下岗夫妻双双上吊自尽
女记者痛哭失声

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脑满肠肥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高度麻木的心，已经刀枪不入了，伤心、痛苦、感动，已经不再与他们相关联。他们的心中只剩下保住官位和继续向更高职位冲刺的念头还在鲜活，其余的感情都已经彻底“休克”。

我们如何面对女记者的痛哭，在场官员的惊诧，两条逝去的生命，当地官方对消息的严密封锁？


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

最近，媒体上报道了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他们的故事让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也要为之搁笔--与他们生活的此时此刻的中国相比，冉阿让生活的那个 世界不仅算不上“悲惨”，而且简直可以说幸福无比。倘若雨果复生，来中国旅游一趟，他的《悲惨世界》恐怕要全部改写了。
第一个打工仔是十九岁的刘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受骗，无钱回家，便躲在火车底下，忍受着火车时速一百一十公里的寒风，希望由此回到家中。当洛阳铁路民警发现刘攀时，他几乎已经被冻僵了。

“安所长，列车下咋有只鞋？”当1097次列车停靠在洛阳火车站时，正在站台上接车的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民警马丽丽对执勤所长安维泉惊呼 道。据马丽丽回忆，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她发现两只鞋后就赶紧往下看。“里面蜷缩着一个人，脸上全是煤灰，两个白眼珠还能动。”安维泉说，发现 这一情况后，他当即跳了下去，但无论怎么叫那个人就不出来，目光呆滞，没有任何反应。

喊话没有效果，安维泉赶紧钻到火车下，将他拖上了站台。安维泉说，从他的眼睛里能感觉到，他极度恐惧，四肢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十几分钟后，男青年 四肢开始能动了，在哭声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叫刘攀，十九岁，家住陕西省西安市大荔县高明镇南留村。他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打工。开始在建筑队做泥工， 但干了一个月却分文未得。后在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下，他又在北京丰台区京南汽车城做起了保安，但一个月后，仍没得到工资。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他无法在北京 再待下去。

为了回家，刘攀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悄无声息地钻到了列车下，蜷缩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因天太冷，列车行驶过程中风也大，又冷 又饿的刘攀在列车停靠在偃师站时跳了下来。休息两个小时后，两天没有吃饭的他又扒上了郑州开往成都的1097次列车，直到在洛阳被发现。

刘攀寻求的只是一份每月几百元工资的工作，却先后被两个雇主欺骗。他呆在火车下面，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他并不是电影里有特技本领的007。谁愿意 拿生命来冒险呢？刘攀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当别人问他是否害怕的时候，他回答说：“害怕，我没办法啊！我就死死地抱着那铁板！”在洛阳铁 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里，他泪如雨下。他说，在郑州时他就想，这条铁路是他回家的惟一一条路，但如果自己走回去，不知道会走多长时间。

第二个打工仔刘洪江的遭遇
第二个打工仔是刘洪江--因为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他被挑断脚筋之后，被抛到外地。由此，他流落街头十八年。

一九九零年，二十九岁的刘洪江跟着同村打工的人流离开了家乡山东莱州，先是北上大连，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后来，本村一村民和他一起到了日照，因为 日照离家近，老板承诺的工资也比大连高。一九九一年，他们结伴来到日照的西城建筑公司，当起了建筑工人。包工头是一个人称“大胡子”的很凶的中年人。

一九九一年秋天，刘洪江想找“大胡子”结算工钱回家，他算好了“大胡子”应该付给他三万元。那晚，他在工地找到大胡子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他的血汗 钱，而是一顿暴打。“一群人拿着棍子打啊，没头没脸的，腿上的筋也被挑断啦。”刘洪江撸起裤腿，残疾的左腿肌肉已经萎缩，干瘦的膝盖下方，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刘洪江左手佝偻着蜷缩在胸前，左腿软沓沓地搭拉在炕边，脖子上、脸上都是刀砍过的疤痕，牙齿也残缺不全了。他说，这些都是大胡子带人打的。“下着雨 啊，他们打得我昏死过去。醒过来后，我就听看门的老大爷喊：‘快报警吧，出人命了。’接着那大爷也被砸了一棍。”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快速驶出了 日照市。一路上，刘洪江断断续续地喊着“报警，找公安……”，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刘洪江再次昏死过去之前，就听了这么 句话。当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路沟里。别人告诉他，这已经是江苏地界了。

刘洪江带着浑身的刀伤、拖着被敲碎膝盖骨的左腿，一爬就是三个月，他向着日照的方向爬，要去找凶手继续讨工钱。然而，当他到达原来的工地时，房子已经盖完了，建筑队已经解散了，原来的包工头早已不知去向。

刘洪江从此沦为街头的乞丐，风餐露宿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直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的两个哥哥才在日照市一条商业街的角落里发现弟弟--当时，刘洪江靠墙坐在水泥地上，旁边是两个铺盖卷，上面盖着塑料布。

当记者来到刘洪江的家中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刘洪江喊着“要小便”，爬到了墙角。因为半身不能动，他只能侧躺着大小便。八十三岁高龄的老父母看着不成人样的小儿子，哭着对记者说：“帮俺讨个公道吧！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折腾成这样啦。”
热销的宾利轿车
另一则关于宾利汽车的报道则更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宾利轿车公司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
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 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顶级的宾利汽车售价接近 一千万人民币，几乎可以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了。
“谁买了它们？”这一敏感问题，已经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了，却得不到具体的答案。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是“隐身人”，比尔•盖茨、沃尔玛家族和洛克菲勒们必须面对严格 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其生活方式也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那些宾利的车主一样，神秘莫测，“神龙见 尾不见首”。没有人知道那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由于财富的来源存在诸多问题，他们本人也缺乏安全感，故而以享受奢侈品的方式来挥霍当下还能支配的大笔金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 于一位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总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 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 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永远不吃不喝。
刘攀和刘洪江的中国，似乎与奢侈品的中国和宾利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两个中国”之间却又密切相关：那造成刘 攀和刘洪江的悲剧的，不正是消费包括宾利在内的各种奢侈品的主人吗？一个社会存在贫富悬殊的情况并不可怕，古往今来，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如果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强势群体又完全不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权、法治保障和 人格尊严，让他们像畜生一样“活着”；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根本 罔顾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肆意凌辱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同胞，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洋洋自居；那么，“辱人者必辱己”，他们无异于预先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自己埋葬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