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国家的主人不谈政治 ？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余远环
　　从前的茶馆常常贴着一张“莫谈国事”的提示，鲁迅为此就曾经说：“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新的蔷薇》）
　　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老百姓对国家问题提出看法的，那时的百姓是没有谈论国事的资格，否则不是招若是非就是大祸临头，因此，大家都怕。
　　现在的人当然没有那么怕了，大家在一起常常大谈特谈，什么都可以谈。可是，70多年过去，真正付之文字的还是很少；而单位开会，领导谈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时会诡秘地笑笑；学术会议上，组织者会提醒学者们只谈学术，不论政治；就连互联网的自由论坛都有这样的注意事项：“与政治有关的帖子删无赦。”（一直喜欢羊城网友网，就是这里有自由论述的空间）最经典是有这样的提醒：“送礼莫送菊花，聊天莫谈政治。”谈政治竟然等同于为死人送菊花！也许可以理解，他们怕因此惹来麻烦，所以规定了不能谈论与政治有关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不能，却是难以解答或者不方便回答的，也许是大家心知肚明吧。
　　也许是受到反右至文革那一段经历的影响，我有一次跟一位所谓的老知识分子聊天，提到社会问题，他的反应就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谁他妈对政治感兴趣了？我又不是当官的。他这样说显得我很热衷政治，他很清高。实际的情况是，我是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民间疾苦，不是关心什么狗娘养的政治，而他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却完全不关心民间疾苦，冷漠麻木还觉得自己特超脱特清高，在我看来，何其悲哀。
　　其实政治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能不谈它吗？宪法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治就是国家的问题，人民既然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主人不能谈论这个大家庭的问题？除非我们不是主人。主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谈论“国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反，如果不谈“国事”，才是不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谈论“国事”的权利和资格，这个权利和资格是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当然，我们现在是不是公民可以讨论，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我们不是，就像人民在他们眼中，是有特指的。）与生俱来的。我们有在任何地方都能谈政治的理由和权利。
　　我要说的是，当下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人，特别是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依然自觉地认同并接受了“莫谈国事”的规矩，他们将“学术”和“政治”分开了，他们将“真知”和“良知”分裂了。他们认同了老舍先生在《茶馆》剧本里的两个特务的道白：“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这现而今嘛，谁给钱我们给谁效力！”他们天真地自以为能够做到“独善其身”，而不是“奴才”和“帮凶”就是最好——这何其悲哀？你的沉默，其实就是一种默许，说不定有一天，他们的棒子就会落到你头上。“起初抓胡风分子，我不是胡风分子，我不说话；接着抓右派，我不是右派，我不说话；此后抓走资派，抓遇罗克抓张志新，我不是走资派不是遇罗克不是张志新，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抓‘三无’民工，抓孙志刚，我不是民工不是孙志刚，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就是这个道理。
　　世道一直在变，为什么观念一直不变呢？“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鲁迅《春末闲谈》）鲁迅的话，有几个人记起？更多的人在明哲保身，更多的人在“难得糊涂”。
　　林语堂说：“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士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中国人的国民性》）——可是，你是刘伶是嵇康吗？你生活在刘伶、嵇康的时代吗？刘伶犹如嵇康，已如《广陵散》一样成了绝响。
　　最好天下一切人都是小头小脑的经济动物，除了个人眼前那点可怜的利益，什么都不关心，除了跟着时尚瞎跑，哪儿都一摸黑。这样就是好吗？须知，“国事”也有可能成为与你自己那点可怜的利益相关的事情。
　　对于现在的执政党来说，人民不谈政治就是好吗？我想不是的。政治若不能畅谈，人就要对政治漠不关心，大家就不可能有爱国心。我们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故事：
　　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戾的统治者，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等人，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不让平民前往采樵渔猎。大夫芮良夫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知道独占财利，却不懂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谁想独占它就会触怒很多人，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周厉王的暴虐无道终于激起了广大国人的愤慨，国人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人民忍受不了您的命令了！”厉王发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发现了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议论的人少了，可是诸侯也不来朝拜了。后来，厉王更加严苛，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并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不听劝阻。从此，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大家就一起造反，袭击厉王。厉王逃到彘。
　　所以，现在的执政党都知道疏通民意。当然，我们不排除有某些政客为了讨好上级或者掩盖他个人的肮脏目的，利用政治进行打压，但这并不是主流。反而是一些人依然怕这怕那，大谈什么“难得糊涂”。而且这样的糊涂哲学有大行其道之势。“难得糊涂”应该是在小事上，如果大事也糊涂，并且人人如此，那就大有苦可吃，因为现在的是一个利益搏彝的社会，没有来自民间的力量，利益的分配就成了一些人说了算，就根本没有公平所言。在这的意义上说，“莫谈国事”成了民众话语权的自残，就注定了民众永久的弱势地位。
　　所以，公众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相当重要。《新快报》的副总编辑马东瑾曾经说：“要建设现代国家，变民众为公民，就必须培养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尽管从‘意识’到‘行动’到‘产生效果’还有漫长而痛苦的距离。”信然！
　　只有人人愿意谈政治，敢于谈政治，才可能出现丰富的民间资源，从而形成民间的压力，进行权利的搏彝，政治才会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有朝一日，中国的公民社会才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