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信：我为什么再次拒绝“约谈”？

我为什么再次拒绝“约谈”？ 王化信 对于12月2日的“约谈”，我本来已经接受。而且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压在箱子底下沉睡了十几年的证据材料我都翻了出来，准备拿给蔡昉副院长和张英伟组长好好看一看。看看农发所这帮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如何造假舞弊以权谋私。 但是，今天早上我看到了张宏良的博文：《呼吁中国社科院给徐鲜梅博士留条活路》使我大感惊诧。我原来把你蔡、张二位当成是我党的优秀干部和正直领导，满腔热情地准备好去向他们作一个认真负责的汇报。但是，这二位对徐鲜梅所做的一切完全可以证实他们不仅不具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思想和风范，而且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品格。基本上和土匪差不多。他们这样，我还能跟他们谈什么呢？他们不就是给人妄加罪名吗？我的罪名肯定要比徐鲜梅还多。至少还要增加一条就是“欺师灭祖”。因为蔡昉副院长的导师就是我刚刚扒过皮的大名鼎鼎的刘文璞。既然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只是如何定罪的问题，我看还是到法院吧！所以，我只能再次拒绝这次“约谈”。 我非常明白，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传唤拒不前往肯定是不对的。问题是现在的“组织”到底是党的“组织”？还是帮派的“组织”？还是帮派的“组织”冒充党的“组织”？让人分不清楚。我认为，1998年农发所精心设计“五蒙三盗术”搞造假舞弊那个“组织”就是帮派“组织”冒充党的“组织”，破坏党的事业，败坏党的声誉。我已经举报了17年，铁证如山，李周所长也已经供认不讳。但时至今日不做任何处理反而加害举报人的这个“组织”能是党的“组织”吗？所以，请你们不要随便把目无“组织”的罪名加在别人头上。最好还是先看看自己能不能代表党的组织。 如果二位坚持非谈不可，那就烦请您二位到公安局办一张“拘捕令”或到法院办一张“传票”来。我知道这事对于社科院和农发所的领导来说，都不是难事。据说蔡昉副院长的导师刘文璞的女儿就在北京市公安局。至于法院，农发所的领导敢于说出某某法官敢于不按他们的意思判决就让他丢掉饭碗的霸气话，更显关系非同一般。办个“传票”还不是小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