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作者：杨帆 08.1.1杨帆在乌有之乡讲座的演讲
08纪念与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二）
国之将兴， 其积必有源
国之将衰， 其发必有门
制度演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制度演变，涉及几个问题。
改革起点是计划经济后期的状况，有一大段重新评估计划经济包括文化大革命。第二点中国改革路径是遵循权力资本化路径进行，这是我在1998年写的一篇长篇论文。 这是我一生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直到现在左右两翼都赞同，确实是一篇实证性文章。刘小波还打电话向我核定过数字。这次和学生冲突，他又出来骂我，这些人真是翻脸不认人。
第三是改革基本矛盾，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是权力资本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 二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
第四是中国改革具体特点。
一 改革起点：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按照教条主义的说法市场经济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不搞市场经济就是不行，这种说法我不同意。哪种经济体制最好，要具体历史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灵魂。要看在什么制度环境条件下，国家面临什么样历史任务，需要什么制度，那种制度就最好。不存在抽象的，什么制度就绝对的好，什么制度就绝对的坏。无论是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都是教条主义思维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毛泽东写实践论批判王明，也是批极左。
重评计划经济非常重要，计划经济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资本积累。
要说到马克思《资本论》，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区别。
资本积累指纯经济手段进行资本一般积累，剩余价值资本化，这太慢。没有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可用这种方式迅速崛起。马克思说在工业化初期有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加入暴力和政治因素。私人暴力后来就是国家暴力，有组织暴力和市场经济混在一体。用现在的话说是权钱结合一体化，加速农业向工业转变。
左派思维之所以错误，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绝对好，资本主义绝对坏，两个制度水火不相容。所谓右派也一样，它不说两个制度，而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把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对立起来。 都是制度决定论。 不是中国孔子的思维方式，极高明道中庸。从西方康德哲学来的，绝对对立，把唯物和唯心对立，二律背反。
我们要恢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毛泽东写矛盾论和实践论，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论哲学，变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有重大突破。把西方化绝对对立东西去掉。事物是辩证的统一，对立双方是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换。事物发展是一个长过程，有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主要矛盾。我年轻时看许多哲学著作，毛主席写的最好，又短又清楚。后来我看多了，发现背景不是西方康德那套，而是中国易经。中国思维方式实际比西方要高，而不是低于他们。
我在大学期间遇见小学中学同学印红标，我们有深刻反思。80年代初期我是吉林大学学生会学习部长，组织多次思想讨论会解放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文化革命，而是深入检讨激进思想的来源，当时就认识到，不应该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绝对对立，不应该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要以文明多元论补充历史一元论。我们在30岁以前完成了对左倾路线的彻底反思，也实现了从激进思维方式向温和中庸的转化。 我讲话口气尖锐，实际上思维一点也不极端。现在左派说我是右派，右派说我是左派。说明我中庸。
两种制度有对立的一面，但本质不对立。真正对立的因素与其说两种体制对立，不如说是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对立，核心是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和民族利益。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没那么严重。
这世界上有为宗教打仗的，有为国家利益领土打仗的，有为控制市场打仗的，很少为意识形态打仗。为意识形态打仗是宗教战争，还不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打仗，有冷战无热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内部打起来，同一个制度自己打自己，表面是意识形态，实际是国家利益。
在制度层面上超越左右翼，我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有一致性。最基本规律是工业化，农业国一定要变成工业国，不断采取新技术用于军事，原始积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停留在农业社会，一定要走向工业化和信息社会，这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全人类都是一个规律。
其他规律只是从属于它，演变成民族斗争，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斗争，制度对立，都是次要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各文明都要走工业化和信息化，不走就要被人消灭掉。 从更深刻更广泛意义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同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同方式。
第一种是早期西方殖民主义方式，靠抢，灭绝两亿人口，美洲一亿、非洲一亿，掠夺世界资源，用战争和殖民办法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这种积累马克思有非常经典的评价，叫历史和道德二律背反。
全人类没有进入整体文明，在各小国和民族内部才有文明。民族之间有冲突，是我把你灭绝，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有最大规模灭绝。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在道德上是肮脏的，这马克思讲得非常清楚。
第二种是用外资。 战后殖民地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依附，用引进外资办法，出卖经济主权办法，依附性发展，实现依附性工业化。
第三种中国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原始积累。 私人资本完不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任务，经过一百多年探索，最后走上完全以国家为主体，来完成原始积累。它走的和西方同样的工业化道路啊。 之所以和西方产生严重矛盾，甚至局部战争，长期意识形态对立，是由于原始积累方式不一样。西方在前面形成阻力，它自己进步了，不让我们进步；它完成现代化不让我们现代化。说你要依附于我。我们不愿意依附，要独立走自己的路，这就冲突。
冲突，走的也是同一道路，只不过形式不一样，主体不一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观点，我们1979年就有。世界未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融合，在八十年代，融合论是主流。
我现在重评计划经济，是从历史上，同一本质过程，不同形式，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三十年前七年大学，举行思想讨论会，不间断几十年思考下来。中国要改革开放，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资本主义，怎么搞？ 向他们学习，因为自己也要搞这一套，我们发现在本质上，都是工业化。
用这样评价，反而可以得出对计划经济比较有利的结论。
绝对对立，改革开放就会把计划经济全部否定掉。包括经济学主流派某些人，战略上彻底否定，说计划经济赶超战略，违反经济学比较利益。以国家为主体，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根本就不对，所以有新的静态比较利益战略，以裤子换飞机。这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
人家为什么彻底否定你？因为我们搞极左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人家，等到有一天自己走不下去了，要搞改革开放，只能造成这么一个结果，自己把自己彻底否定。
我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对立，我们是第三种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由具体国情所决定，世界局势所决定，这些事我不多说，毛主席写《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完成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后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殊国情决定，资产革命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不能又资产阶级国民党来领导。而且一定是反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反西方？为什么要走同样的路还要反西方，反西方不是我们不走工业化，是因为西方不让我们走。他走不让你走，我们是反对这个东西。恰恰是我们要走，而不是不走。
新民主主义讲得非常清楚，工业化被西方垄断了，中国民族资本天生软弱，害怕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国民党连土改都搞不下去。 中国革命这一段，毛主席在1941年已解决，走什么道路建什么国家，怎么发展非常清楚，叫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资本主义。
后来毛主席左倾了，三大战役打得顺手，就想加速历史发展。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他说，建国以后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又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结果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向没有错，搞得过火了。
工业化是有规律的。人均GDP 300美元算原始积累完成。 中国1949年是50美元，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达到300美元，很了不起。人口从4亿增加到8亿5千万，增了一倍。DGP由50美元增加到300美元，有了原子弹，原始积累就算完成。
计划经济的最大作用，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把积累率连续三十年保持在30%以上，工农业比重从1：9到7：3，工业居然占70%。实际上价格体系低估农产品，我认为大概在5：5。重工业占绝大部分，军事科技方面接近世界一流，这是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基本完成。
完成以后必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改革开放。搞计划经济也没有错，改革开放也没有错，两个东西为什么要互相对立起来？
首先摆脱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把两种体制看成互相延续、互相并存，互相矛盾的历史过程，反而可对计划经济做比较高的评价。
作为工业化资本积累一种形式，比那两种形式相比起来要做得好，速度要快，效益要高。 实行内部积累，最后一点在未来非常重要，西方原始积累在道德上站不住。他们依靠侵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依靠侵略也崛起了，但道德这么臭，全亚洲人都反对他。美国也站不住，西方都站不住。做事要择手段，而不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短期可以胜利，长期肯定站不住。
内部积累很不容易。 中国人也不是不能掠夺，没有采取这种掠夺方式。内部积累，对外援助比我们穷的，在第三世界当头。在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世界三大国之一，和美苏形成三分天下。我们那么穷怎么跟人家并列？他们有一千颗原子弹，我们十颗（笑）
但也并列，为什么？我们人多、国大，有凝聚力，有原子弹，能团结比我们还穷的，代表弱势群体讲话。所以我们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在国际上战略地位远超过物质力量。哪有什么物质力量？现在富了，充其量是二流国家，美国是绝对一流。
现在我们逐渐发展到二流之首，如果能够再有7---10年的经济健康增长，经济总量将超过欧盟、俄罗斯和日本，达到美国的80%，发挥更大国际作用，则主要依靠文化复兴。
马克思早说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站不住脚，道德太肮脏。恰恰中国搞原始积累道德上站住了。中国人要自己写近现代历史，我们搞工业化，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国家，没有对外掠夺，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居然被中国人自己描述成最黑暗时期，实在是颠倒黑白。（鼓掌）
中国人为此付出三代人的牺牲是值得的，应该付出这样的牺牲。
一改革开放把自己历史否定了，说你怎么不抢？还帮助第三世界？
从道德上把自己否定，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搞不清楚。中国人现在就是没有是非。 有些假自由派一直企图瓦解我们存在的底线。包括彻底否定我们的历史。
这就奇怪了。我们是劳动致富、勤俭持家，八亿人口吃不饱穿不暖，把所有积累搞国家工业化。1949年400万解放军，抢不了美国还抢不了印度东南亚吗？（笑）
我们不仅没有抢，连日本战后赔款应要的钱我们也没要，就是靠自己，很艰苦，用内部积累方式，用很短时间完成工业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我要劝告左派，理论上先退一步，才能进两步，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僵化，道理说不过人家。
我这道理可以说得过。上来就说自己绝对正确，把人家说成是绝对反动，后来发现自己还要照人家办法做，让人家反过来彻底把你否定，现在还得重新评估。思维方式走极端是站不住的。
中国用什么办法完成工业化积累？既然没有对外掠夺，这么短时间，把积累率提高到36%，工业搞到70%，怎么搞的？非常严厉的办法才可达到这一目标。为了提高自己而内部严厉，很多民族都经历过，而且不得不经历。你不经历怎么可以战胜别人？
古罗马为了锻炼尚武精神，小孩子都要进军营，男孩子每天要挨皮鞭。我们对自己老百姓确实相当厉害，首先建立两种身份制度，人民公社，用剪刀差把农民大部分剩余价值，一部分必要劳动，转移到国家手里。20% 城市户口，长期低工资，只占劳动力价值20%左右，就给一个吃饭钱，其他分房、公费医疗、退休金，本来应该列入企业成本，全部被国家财政拿走。国家是用这种办法，政企合一，财政控制一切，挖走全体人民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和全部剩余劳动。
国家消灭三大地租，地租范畴变为零地租。马克思所讲，由于土地私有权产生，地主占有私人土地，产生的绝对地租，首先要实行土地国有化，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转到农民手里，以后进一步转到国家手里，消灭绝对地租，这个钱转工业化。一个国家如果大地主占主导，工业化肯定起不来。
我18岁读资本论， 26岁上吉林大学四年，吉林大学讲资本论世界一流，又学整整四年，熟读资本论。只不过我读毛泽东四卷比资本论更早，所以没有变成王明。 《资本论》第一卷讲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怎么剥削工人。第三卷讲利润平均化，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土地国有化。孙中山也是这个意思，平均地权，就是消灭大地主，结果搞不了，共产党把它搞了，这才是中国革命的成就。我们搞得比较彻底，在解放区，后来在全国土改，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之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由国家控制了土地私有权。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的绝对地租归国家了，也没有归农民集体。
第二部分叫做极差地租，是由于土地位置不同，和投资多少。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恢复。第三种叫垄断地租，就是自然资源，国家宣布所有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无偿划拨给各个企业。
这是国家强制性消灭三种地租。为什么要这么做？跟前两个一样，为工业提供积累。压低工业成本，包括低工资，零地价，零原材料，零资源，中国工业成本极低，才有高利润，这个部门才能够充分发挥。 任何地方都不是均衡发展，一个国家也是，哪一个部门优先发展，低成本垄断高价，有超额利润的时候，才可以发展。 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可以持续发展20年，重要的超额利润来源就是国家让渡了绝对地租，而这笔财富是计划经济积累起来的。这是何新前几年讲的。
中国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只有搞国有制，只有国家可以亏这个本，任何私人都亏不起这个本。国家自己认亏了，价格也低。军事工业、重工业永远亏本，要大量财政补贴。对轻工业是人为限制很小的规模，生产轻工业品数量很少，价格也便宜， 凭票供应，要发粮票、鸡蛋票，后来一人一个本，定量供应越来越多，到粉丝、芝麻酱、豆腐、油、肉、鸡蛋全部定量配给，除了水。 现在其他东西早放开了，但是水不够了。我看中国北方很快会实行对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时期，水可以白喝。其他东西非常便宜，但很少，限量供给。用这个办法压低消费、提高积累。
工业低成本高利润，全部利润交国家，不可留在企业。为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要给工业提供资金，把农业和城市居民干部大部分必要劳动和全部剩余劳动转移到财政，以财政机制和行政命令进行投资。什么叫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命令加财政补贴，价格机制不起作用。 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价格机制，以价格调整数量
计划经济是直接人为用行政命令办法直接规定数量，生产什么，消费多少，是计划部门给定的计划，只要完成计划，亏不亏本是小事，要求你完成使用价值任务。国家不仅控制宏观，且控制每一个微观企业，每一个个人。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好作用已经说了，没有这个办法，怎么积累起巨额资本？ 但这个办法造成两个重大问题，就是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份，终于结束原始积累，向全国人民正式承认两个错误：第一，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第二，积累过高，消费太低。 改革初期就有还账论，现在叫补偿。国家欠全体人民消费账，实际何止欠消费账，整死那么多人，这账都得还。所以改革初期前十年，中央很得人心，就是因为得罪人的事让老毛都做了，小平上来平反，所以说小平好。他上来就是彻底否定文革，落实政策。
现在维权这么多，很难解决，不敢反思改革开放，就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中国是政治挂帅国家，党中央不说这句话，下面事解决不了。依靠法律维权顶不了什么用，中央没说改革开放有错误，反而一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认为，反思不是反对，改革开放也是分阶段的，应该允许大家说话，共同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纠正利益格局的偏差。
改革开放初期，对文革是彻底否定，对计划经济进行相当程度批判，这样做有必然性，什么事不在政治上翻案，就什么也解决不了。几百万知识青年插队全回来了，军转民，军费大量压缩，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军费太高，占了GDP 40%。积累部分大部分到军队。后连续降低下来。到1998年降到最低。
邓小平假设和平与发展，这个假设是对的，有了这个假设才可以对西方进行开放，才可以发展国际贸易和资本，才可以裁军。小平说抓住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二十年打不进来。 苏联自己瓦解，我们和西方关系又好了，军费大幅度往下裁。小平也需要假设，就是假设和平与发展，三十年过去这假设成立，但不可以永远成立。
军费占GDP比重从40%连续降，到1998年居然降到1%，这就降得太过分了。我1995年开始呼吁增加军费，GDP每年都涨，军费一点不涨，比重越来越小，小平说军费占GDP5%就够，现在也没到5%。所以军费要大涨，那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1995年我说的。我说话没用，美国98年炸大使馆有用，马上军费增加一倍，从1%涨到2%也不多。第二年GDP涨10%，军费又降到1%，过了两年又撞一次飞机又涨一倍。一个国家经常有人打着才好。老没有人打你，你自己就忘乎所以了。挨打比不挨打要好，不打军费上不来。我们经济发展了，发现自己石油、粮食供应都靠进口，发现自己没安全，这才高度重视国防。国家有钱了，这两年才真正大幅度上涨。
高科技主要来自于国防，没国防就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家不是技术创新主体，国家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是国防战略产业领域，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回到计划经济，这是否定之否定。
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实现积累，我们没有路线错误，搞得过分，压消费太多。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搞三线大量投资，巨大浪费。毛主席说要准备打核大战，三线投资到大山里，没有效益。现在又把它迁出来，维持不下去。
计划经济社会特征，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这方面自由派批判有道理，但他们认为这个制度不应该有，中国从来不应该建立自主经济体系，应该跟美国跑，这是错误的。
计划经济制度搞得太僵化，没完没了。有些左派把它描述成一个人间天堂，太过分了，这可能是人间天堂吗？个人自由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连男女孩子都分不出来，女孩子不敢穿花衣服，不敢戴手表，二十七八岁不敢谈恋爱，想离婚也不许。 农民不许出村子，连要饭都不许出来。农民出村子要公社一级盖章，公社不盖章不许出村子，这是人间天堂吗？ 在城市里也是，厂长也不许开除你，但是你也不许调。在经营上不行。 这种体制二十年差不多，三十年就长了，把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就赶快转变。哪有长期不转变的？还能长期永存吗？
这个时期最辉煌，也最短暂，辉煌的东西不可能长，长了就辉煌不了。好像流星似的。完成原始积累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你真以为是一个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当时个人自由被压到最低限度，政治运动搞了无数，错整很多的人。为维持干部队伍不腐败，也只能搞政治运动，不搞政治运动干部就腐败，这是反腐败的措施。但毕竟整人太多。
计划经济这一时期肯定是很短暂，虽然辉煌，不可以对它神化。我们付出这么大牺牲，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经济指标一达到，马上就应该改革开放，但由于文化革命左倾错误，延误了八年左右。
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不可能长久维持，它靠权力压制个人自由，压制微观行为，个人和企业没有物质动力，以精神动力作为基本社会发展动力，不可以长久。
能维持三十年已非常了不起，在精神上有三个条件作为支撑才可以。第一就是神化的领袖，这种领袖是个人魅力型的，在革命和建国过程中形成个人魅力，像神仙一样。 二战以后各国都出现个人魅力型领袖。毛主席，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尼赫鲁，阿拉伯世界纳赛尔， 卡斯特罗，尤其是格瓦拉。 这些领袖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深受感染。 我到现在我还有英雄主义情结，都受他们感染。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但前提是他们不能死，人亡政息，马上时代就变，没有以法制做保障，不可能长久。
第二，用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制度限制，强调道德至上，维持一个不腐败的干部集团。 当时干部权力很小，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个人，权力是集体权力，个人权力很小，责任很大。当时的干部总体还不错，鼓励像焦裕禄似的干部。 当然，按照制度享有一定的特权也是事实。
这也说明，计划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
第三，集体主义道德模式。 绝对不可以提个人个性，每个人都要学雷锋，实际是类似一种宗教模式，一个小组在一起讨论思想。我在我的研究生里面也实行这个制度，每个学期至少一回讨论思想，互相批评。 他们也没少写检查。 我认为毕业之后对他们有好处。集体主义道德模式，类似宗教模式，在当时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让人吃饱饭，再没有精神动力，社会怎么维系？ 只有这么宣传才可以，这是配套的。整个社会是英雄主义氛围。
二．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 就是不完善，不规范。
第一点，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且长期生产力极端落后。
第二点，发展高度不平衡。
第三点，农民不能享受所谓社会主义福利。
第四点，计划经济内部有30%市场经济因素。
在计划经济最强这一部分，中央各部直属的骨干产业，计划经济最核心部分，也不能完全计划。 由于中国生产力太落后，毛主席后来反思了苏联模式，不愿意搞那么死，所以只给70%供给，要完成百分之百任务。 所需要生产要素只给你拨70%，30%让你自筹。比如你是冶金部长，任务必须完成，但你要的原材料，只给你70%， 其余可以多生产30% 钢铁，去换煤炭，车皮，汽车，换你所要的东西。
这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易货贸易，属于市场经济啊！
在中国计划经济不是铁板一块。在中央企业里面还有30%自筹，在地方一半以上自筹原材料，国家计划只是要你的产品，对你的供应，给你留出空间让你自己去交换。和苏联不一样，苏联是百分之百给你计划到计划内。数学投入产出表，是苏联人想拿数学把市场经济完全取代，用人算出来的。毛主席对他们早有批判，历史上第三国际斯大林这些人，支持就是中共内部左倾势力，他们不支持毛主席。只不过当时我们阵营苏联是老大哥，这个话不可说破。毛主席也不太听他们的。建国之后很快就和苏联分裂，不依附于他。中苏分裂之前，毛主席就对计划经济有批判，1956年论十大关系，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批判苏联官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不能像他们那么搞，大方面管住就可以，小方面还是得有自由，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等等。可惜的是，后来一反右派，没有实行。
中国经济好像一个镜框，计划经济部分是硬的部分，中间软部分，都是地方经济。地方负担基本民生和教育，市场经济肯定很多，而不是很少。
第五点，中国文化特点。 道德治国模式，文化有模糊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是这样。把它弄明白，才可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特点。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国情有直接关系。
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不切实际的鼓吹，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不研究计划经济。这么研究问题就没有出发点，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时期是最黑暗时期，现在怎么搞都可以，现在怎么搞也比那时候好。把计划经济定为最黑暗，实际代表改革开放以后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调整利益，才造这样一个话语，贬低计划经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计划经济搞到这个地步，前一段做得正确，解决了中国原始积累问题。但也很过分。中国国家本来就是官本位，搞计划经济用得也是官，最后是官僚集团控制社会，这一点自由派的批判是正确的。
搞所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是虚置的，外国君主立宪叫君权虚置。 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叫做产权虚置。这是从产权上说的，从政治上说，也不完全是虚的没有外有政治意义和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我们建立人民共和国，使人民当家作主，采取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分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国有制形式，为完成工业化也没有错。 但国有制本身有严重弊病。
按照自由派批判是产权虚制，多级委托代理。全体人民怎么来管理国有企业？没有操作性。只能通过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国务院授权给中央各部，现搞成国有资产管理局，我们看效果也不大。
国有企业不能太多，在竞争性领域很难适应，这话没有错。在积累任务完成之后，大量国有制要转化成非国有形式，私有化是一种，社会化是一种就是基金，股份制也是一种。不能认为只有私有化，或者说就不能改革，都是错的。最恶毒就是说，按照权力分给掌握权力的人，这是张五常的建议，这样做，共产党和国家很快就会垮台，权力瓜分一公开化，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左派说要维护国有经济，有逻辑错误，他们把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好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公有制，国有最好，他们从来不区分公有和国有。 公有和国有不一样，以后大部分公有制企业不应该是国有。他们说我是左派？ 我什么时候是左派？ 我对国有制认识和批判三十年前就形成了。国有制不可搞得太多，他逃脱不了官僚集团控制的命运。国有制就是国家干部控制。
行政干部经营企业，会有什么后果？ 毛主席逝世之后，中国社会世俗化了，强调物质利益，干部思想必然要变化，不可能是焦裕禄似的。 以国有制为主体搞计划经济，必然搞成官僚集团控制企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无论左派右派很多人很早就看出来了。右翼自由主义者早就批判这些东西。
共产党领袖内部有几位重要领袖人物，也看出国有制的弊病。最早是1948年南斯拉夫的铁托，他说我们搞社会所有，实际是集体所有。社会所有不可能是全社会的人共有，只能是一部分人，就跟现在买股票差不多，就是社会所有制。
本质上有这种认识，是由于它跟斯大林不合，斯大林控制他，他不愿意。就跟后来毛主席一样，由于跟苏联不合，所以对苏联体制怀疑和批判。还有更过分的吉拉斯，工人出身，按照左派的话说，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同路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民族主义者，打希特勒有功，成了国家领导人，在骨子里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这是左派对他们的批判。建国以后，他们怀疑斯大林这套，说你搞是社会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你这样吗？你搞半天是一个干部集团。 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宣传部长，说得比较狠，他说有一个新阶级，国有制很快退化成为新阶级。我们年轻时候看过手抄本，我有几个同学因看这个东西，插队时泄露了，被开除的开除，斗争的斗争，一个人被开除军籍党籍学籍，共开除三个籍，送到一个钢铁厂里面劳动。那时候整人太过分，不许任何人说任何话。大家一插队，在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亲手培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插队的时候看到社会现实，马上就怀疑中国和文化革命，全盘开始怀疑。
最早的共产党领袖，南斯拉夫的，批判计划经济的国有体制，甚至得出“新阶级”的尖锐说法。以后是古巴的格瓦拉，1962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是二把手，很快辞职去打游击，说要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国家。按共产主义模式他不满意，古巴也搞一套国有企业大经理，他看大经理也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是彻底革命的象征。
第三是中国毛泽东，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说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左倾的说法，中国那里有什么资本主义啊？ 有的只是计划经济官僚体制，毛泽东自己没那么说。
三． 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与文化革命
第二个大问题，一是计划经济，二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第三讲毛泽东个人思想影响。 这部分是计划经济以外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所继承的遗产，不仅是计划经济，还有毛泽东晚年的状况，主要是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
毛主席超越左右翼，想创造个人理想的人间天堂。他在实践上肯定是错误的，文化革命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又和毛泽东派有区别，我称他们是文革派。我不赞成他们给文化革命翻案。
文化革命实践部分有重大偏差，毛主席的基本判断，实际上针对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官僚阶层。他说，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权阶层。理论概括是左倾的，说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纳入左倾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范畴。 而不是归于内部的权力体系。 自由派说弊病来自于权力体系，讲得没有错。 毛主席说这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其实中国哪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连农民自留地都给没收了，所有个体经济全部消灭，养鸡只许自己吃，不许拿出去卖，还说有资本主义，中国有资本主义吗？这话不能自圆其说，叫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概括是错误的。 后来出现“割资本主义尾巴”，哪里有资本主义啊？
实际上毛主席不满意当官的，但是，当官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是资产阶级的产物。 毛主席这么概括是左倾的，于是铲除官僚特权办法，就是学法国巴黎公社，搞文化革命，这方向是错误的。所有老百姓都不许搞个人自由，这办法怎么可行。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搞世俗化社会，承认个人自由，搞民主与法制，这个方向路线是正确的。
文化革命实践中，理论概括是左倾的东西，实际上毛主席要铲除计划经济国有体制的官僚弊病。他说有一个官僚集团在压迫中国人民，但又不能搞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那怎么办？发动群众。
把毛主席反资产阶级口号去掉，看实际，他想找一种办法，让老百姓能够制约干部特权。他就直接采取法国式而不是英国式，就是巴黎公社思想过来。七八年在全国来这么一回，发动群众来批判干部。清查之后好的干部继续工作。毛泽东否定西方三权分立，想搞巴黎公社的立法司法行政合一。 这思想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可以讨论。
这种思想有价值，和民主法治的价值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西方式民主有金钱操纵问题，有多数人专政问题，西方也有反思。
毛主席的基层民主思想，在红军里面就有，是成功的。红军战士有基本民主权利，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这支军队消除了军阀主义，共产党领导军队，派政委，限制军官特权。
到市场经济里面怎么运用，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毛主席的大众民主思想，如果和西方法制思想结合起来，对中国未来民主化有好处。这是思想意义。
但文化革命实践是失败的。把官僚主义概括成资本主义，进一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加速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把空想的东西用权力推行，发动群众相有没有法律制约，确实是方向路线错误。
随意发动群众也不可取，群众里边什么人都有，不是可以随便发动的。现在我当大学教授，大学生的无政府主义就非常强烈，如不讲法律，他们在市场经济下讲个人自由，也可以闹起来把老师打死。 群众，地区不能乱发动，无论用什么名义也不行。
毛主席假设社会主要矛盾是干部和群众矛盾，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判断有误，他想让群众发动起来，群众就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斗干部，就太理想主义了。 群众一斗干部就过分，抄家打死人。这还不算，群众里边出现两派，干部也分两派，解放军也分两派，全国各省都出现两派，互相斗争。这个矛盾不是毛泽东预计的，群众和干部的矛盾，而是什么矛盾都有。天知道这是什么矛盾？
文革派里面我认识不少人，给文化革命说好话。说文化革命是两年不是十年，两年还有可取的地方，我一想也是。后八年干脆什么好事都没有，文革派说前两年还行。66年，67年发动群众斗争干部，搞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式的。
只不过后来天下大乱，1967年7月武汉事件以后，毛主席也控制不了，下决心收兵。两年实验没成功为什么？群众没有按照毛主席部署做，反而自我分裂，武斗。又有文革派出来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错，是下面人的错，毛主席没让他们武斗大内战。怪下面人而不怪毛主席。他们进一步论证在很多地方，都是干部在里面挑拨，本来群众应该联合反对干部，没想到干部太狡猾。 问题是，不狡猾也当不了干部。本来一个单位就两派，一把手喜欢一拨，二拨手喜欢另外一拨，一发动起来肯定分裂。
毛主席发动之前应该考虑到这个现实，他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怎么可以随便发动？ 以为群众是一个集团，干部是另外一个集团，设想就不对，群众和干部搅合在一块。停下来这是对的，搞不下去的。
停下来之后全国怎么办？为了恢复秩序把解放军拉出来，林彪法定接班人出来控制全国。没有两年又出现林彪逃跑。以后中国政治全盘僵化。
67、68两年确实有可贵的尝试，但是实践上不可行，也应该承认。以后把思想性的东西，进一步健全法制，在法制渠道里，如何依靠群众，肯定要这样做。形式上是可以取的，实质上有很大弊病。怎么发动群众？也要认真研究，还要纳入法制和民主轨道。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可完全否定，但后八年，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好。先后四个左派集团控制。林彪摔死以后，周恩来出来说林彪极左，恢复一部分老干部工作，之后准备全盘来收拾文革残局，当时是1972年，也还不晚。结果康生、江青两个左派集团联手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继续批判右倾，经济政策越搞越左。
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华国锋做调整，首先抓了四人帮，宣布文化革命正式结束，废除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国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这是华国锋做的。
华国锋不想给邓小平平反，提出两个凡是，不许深入反思文化革命，那怎么可能？那么多受害的人，只要纠正第一步，后面的事接着就来。干了两年，才有真正的改革开放。1978年12月份，我已进入大学，当然是邓小平的忠诚拥护者，最积极反思极左。
我只不过是15年以后，从国家利益出发，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马上有人出来给我扣左派帽子。我没有左派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主义斗争的思维”，我三十年前已经彻底反思了。
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思想价值是永存的。毛的思想是庞大体系，核心问题是自己说的一句话，这世界上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是主张压迫有理和剥削有理，另一种理论是主张造反有理，他这种概括是极典型反映他自己思想倾向，他集人类非主流思想的大成。所有非主流思想在毛主席全继承了，主流都不继承。
我带学生参观孔庙，把孔庙所有碑都看了，农民皇帝还是外族皇帝，凡是当皇帝马上都去祭孔，讲秩序。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孔子那套东西是现成的，按照秩序来。包括满族皇帝特忠诚。我找蒙古皇帝，不仅来过，不仅拜了孔子，还立孟子庙，原来孟子庙是蒙古皇帝立的。外族人比汉族人更崇拜孔子。我以为蒙古人没有统治经验，元朝皇帝尊孔最厉害，我都没想到。
国家领导人不拜孔子，且专门批判他的，就是毛主席，执政之后还不拜孔子。毛主席从来也没把自己作为执政者，也不是自由派所描述的封建帝王。毛主席思维方式和他行为方式实际上类似佛家，也有墨子的思想。最近拍一个大片，你们也知道了。墨子后来失传了，太空想了，中国农民起义各种造反思想和墨子有关。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非主流。同情弱势群体，批判一切压迫者剥削者管理者，批判一切精英，批判一切上层，替最下层最弱这边说话，就这个意思。
这种思想对于弱者来说永远是需要的， 对于社会平衡也有作用。但是不能执政。只能是非主流，不可能成为主流，成为主流要出来执政就搞乱了。
包括左派思想，包括毛派思想，我认为在中国有长远意义，就是在非主流意义上讲的。 左派不可能成为执政地位。 中国需要有这样的思潮，毛主席这样的思想，作为制约精英，作为弱势群体的理论武器，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就没有人能制约精英的腐败。
我发现，毛主席晚年的思想是一种宗教模式，毛主席是中国文化的非主流。楚文化从屈原发源，后来融合禅宗，到清朝末年民国就是谭嗣同。我看过谭嗣同的书，那是中国非主流文化很有血气。
那时孔子不灵了，念书有什么用？ 楚文化就开始崛起，湖南人开始革命造反。 上井冈山是这帮人。
1989年中国改革开放受挫，大家反思。80年代有一套启蒙丛书叫做《走向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六四以后，全国都不能出书，他们找到北京团支委，主编另一套，叫做《新世纪》，我还出了《共和国第三代》。
其中还有一本叫《寻找毛泽东》。当时人民群众反腐败，很快把毛主席作为一种符号。 1975年大家批判毛泽东，15年之后民间开始寻找毛泽东。为什么？ 因为出现大面积腐败，当时我有一个感觉，毛主席有点象真主。毛主席符号变成民间的神，这是我对毛主席的理解，自由派说他是专制封建皇帝，不准确。 从神权模式理解毛主席，可能比较客观。我决不肯定他实践上的错误，但思想上意义，这些失败实践造成伟大思想是长久的。 竞争失败的弱视群体，会走到毛主席旗下来。包括考不上大学的，包括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在北京当愤青的，包括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但没有来得及买房子的，越来越多。刚考上大学是右派，高中只有他上大学，他是天才，精英。到北京上了四年，把家里学费花净，发现找不到工作，还得租房子，这回知道还是社会主义好，他们现在气鼓鼓的，成为左派毛派。这两年房价一涨两三倍上来。 我到上海看一个房地产大款，他跟我说，房价一涨，中国阶级分化马上明显了。这也是实话。房价不涨看不出来，房价一涨马上看出来了。有的一辈子只能租别人房子，气死了。 分房子是计划经济，大家不是反计划经济吗？自己买吧。工资不涨，房价涨三倍，你怎么买？ 最近出现网上征婚，女大学生要找北京男孩子，男大学生要找北京女孩子，只能这么干。北京人成地主了，地主阶级又复活了，大房产主。只要在北京混三四十年，两口子是干部，至少家里两三套房，你们只能找北京户口的结婚，要不一辈子租房子，工资要拿出一半。
两极分化，严重腐败，老百姓除了毛主席也没有别人可以求了。是中国精英腐败，造成毛泽东主义回潮，这不是左派搞的，是右派搞的。 腐败太厉害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对于腐败无能为力。看着腐败越来越厉害，根本治不住。大家急了。
伊斯兰的巴列维像邓小平，搞现代化很成功，结果把社会矛盾激化了。他们有真主，霍梅尼宗教领袖还活着。 世俗化和宗教发生冲突，霍梅尼号召伊斯兰教士搞恐怖主义。 巴列维经济崩溃，原教直主义回潮，变成宗教神权社会。后来让美国挑两边打仗，伊朗和伊拉克现在这个状态，只有绝望才搞恐怖主义。
对毛主席正确评价，理解成神权模式，更符合现实，有思想意义，但不具备执政意义。中国左派后来有进步，从实际出发揭露问题，这是左翼思想批判现实主义的作用。但左派在理论体系上有问题。、
等到下次讲思想斗争再说。
四． 改革开放的基本矛盾
现在回到中国改革，我在历史上肯定计划经济原始积累，也对计划经济集权产生官僚阶层进行了批判，也对毛主席想消除这一官僚集团，但采取错误方式所造成的恶果进行了回顾。
于是，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就此而生。 起点是什么？权力社会。自由派批判有权力没社会，有权力没个性，描述是正确的。那时候解放思想看到赵紫阳讲话，讲废除人民公社，给农民分地，他说，人民公社相当于国家农奴。
改革起点是权力社会，改革路径必然是权力资本化，权力变资本。 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比较模糊，马克思主义讲得清楚，市场经济分为分为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变为商品，九十年代彻底完成了。第二是资本原始积累，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权力为后盾，向资本转移的过程。等于把国家的积累一部分，变成私人资本积累。
在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赵紫阳组织中青年经济学家，我在东北上学七年才回来，直接到天津开放区搞开放，这都是同一伙人。莫干山会议，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有重大贡献，设计渐进改革，后来被实践证明比苏联休克疗法好得多，苏联休克GDP跌了50%，人口非正常死亡1000万，加艾滋病1000万，2000万人死亡，国家崩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改革期间经济能够不跌还涨，很少，任何国家改革，经济都要跌。只有中国在改革期间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高速。 跟渐进改革和政治稳定有关系。
权力靠近市场。不要不敢承认改革开放是资本化，说市场经济来掩盖资本在中国的发展，资本就资本，资本也不是贬义词，权力也不是贬义词。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到现在不敢说自己搞资本。 就说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搞资本经济，还是小商品经济？ 当然是按照资本逻辑，甚至外国资本进入，现在还不敢承认自己搞资本，理论上软弱。
中国改革，第一步是农业资本，第二步商业资本。资本范畴在中国每搞一步就来一圈腐败，因为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搞资本一定是有权力的人先占便宜，这谁也改变不了。到80年代初商业资本，大家开始生气。干部的老婆孩子办公司，跟权力没关系去得了吗？
我倒想去，我跟权力没关系，所以我不去了，出了事平民子弟要承担罪责的（笑）。搞外贸进出口，许可证成了特权，权力变商业资本。
1988年设计双轨制，权力变生产资本，有计划内外价格，当官的批计划外的特权。 到1988年大家进一步生气，闹出89年政治风波。大家容忍不了权力资本化，后来中央高压政策。
九十年代劳动力彻底商品化，所有人都是合同工，现在包括大学生也是彻底的合同工，档案以后全放人才交流中心。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六千万人用各种方式赎买，问题是补偿不足。改变了身份，作为劳动者阶层，劳动力彻底商品化。
金融资本，是2000年以后股票房地产进入中国。
2000年加入WTO，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按照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范畴，到2006年底市场准入，中国彻底完成改革开放经济任务。 社会政策一定要向左转。现在历史趋势是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右倾已搞到头，历史任务完成。所有资本范畴在中国全有了。所以必须向左走。 该开放的全都开放了，不该开放的也开放了，该改革全改革了，再改革就是要政治社会改革，经济差不多了。所以经济学家也退出历史中心了。 我是非主流，寿命长一些。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市场化全球化毕竟是人类都要走的。
但由于起点是权力，权力资本化难以避免。真正占好处的是和权力阶层有关系的人，他们得最大利益。这对我来说没觉得奇怪，但老百姓接受不了。当时有三种思潮造成社会动乱。
中国改革路径实际有一部分是权力资本化，好事坏事从此而起。
产生第三个问题，基本矛盾是什么？改革是权力资本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开放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
做的是一回事儿，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革命理想不可变，但你不仅搞了资本，还搞权力资本化，形成暴富阶层。 既是权力造成，也是资本造成，是权力和资本结合一块，造成中国新社会阶层。
所谓暴富阶层已掩盖不住。以前说没有，后来不许说，做房地产没有权力背景做得了吗？ 左派说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右派说是权力的弊病，他们把权力和资本互相对立起来，其实不一定对立，权力和资本可以结合的， 30年以来形成暴富群体，一部分人致富手段不正当。他们已掌握了很大经济份额和资源，所有理论斗争都围绕这两个问题所展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党章和国家宪法，怎么容纳暴富群体，是你改还是他改？ 小平智慧很高说不争论，这三十年改革开放比较顺利，说了之后就打成一锅粥了。现在矛盾掩盖不住了，两边都不干。人家那伙人也不干，别以为他们发财了，他们很不舒服。他们说我们有原罪，要赦免我们，我们在中国待得不放心，你要改宪法和物权法，我们不受保护不放心。
这是有力量的，虽然他们表面上不敢说话。他们有权有钱。关键时候控制主流媒体，甚至影响政策和政治。老百姓是分散的，但是网络舆论也很强大。
什么叫基本矛盾？基本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动力，矛盾双方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事物的性质就起变化。 我1998年说到这个程度，思想超前了。我说基本矛盾早晚要酿成社会冲突，暴富阶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后相融不了，怎么办？十六大以来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在寻找答案。
第二条，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的矛盾。上次已说得很多。这个东西我们中央接受比较快，不管什么阶级，在中国掌权，也要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是一个政治体制超前的国家，不是落后的国家。1911年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中国是第三个，按中国的传统和国情离民主还远，连日本英国荷兰都是君主立宪，中国连君主立宪都不要，一下子到民主共和，所以搞不成。孙中山搞不成，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复辟不成。所以有政党出现填补空缺，搞议会政治也没有条件，出现武装斗争，以政党领导军队，建立国家。 搞封建王朝家天下是永远不行了，西方议会民主也不行，学苏联模式。 虽然集权，也不是封建世袭。儿子不能继承。 革命成果必须要肯定，中国从1911年以后就废除了帝制，家天下不复存在。 “中华民国”的土地法写得不错，说土地属于全体人民，为什么这么写？是由于国父孙中山先生个人的影响，造成我们的历史，他说天下为公。 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名义上是国有制。 回归以前的香港却是私人所有，说香港土地属于英国女王陛下个人，君主立宪实际属于议会。名义是历史决定的，属于女王陛下。在市场经济下，搞使用权转让，批租给私人，就是私有产权了。 在使用权交易方面，完全是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在宪法上，是以女王陛下所代表国家所有。 只有美国宪法说土地属于私人，其他大多数国家在宪法层面，都是国有制或人民所有的说法。
宪法绝对不可以改，不能由于少数人暴富就可以改党章、改宪法，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革命的合法性。要改等于否定我们这个国家，否定革命本身，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假自由派干起来后患无穷。
我们对公有制的理解，是在政治上理解的 ，是革命的产物。但不能像左派那样坚持在操作层面也国有。 是暴富集团受到假自由派的蛊惑冲击宪法，冲击共产党。共产党宣言写消灭私有制，他们说我们已暴富，得不到合法性，怎么办？ 我害怕你共产党以后共我的产。
首先造成意识形态危机的就是中国暴富阶层，他们要求政治地位，这是我下次要讲的线索，由此展开思想斗争。对外开放这部分涉及外国势力，是买办和爱国主义斗争，另外一个层面。
不可以再搞文革把他们的财产没收，也不可以为他们利益而修改宪法，两个都不可以做，所以这矛盾长期无法解决。按照毛主席说法这是好事，有矛盾才有斗争，有斗争才有动力，事物才可以发展，所以长期争论和政策摇摆，以及利益集团干政会存在下去。
五 改革开放的渐进性特点
中国改革几个特点不细说， 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功，这些矛盾这么难解决，网上列出邓小平八大思想，意思是说邓小平八个思想全没用，其实我看八个思想很伟大，没有这几个思想，中国改革开放不能那么顺。 如和平与发展，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用主义哲学。
鼓吹不守规矩。 广东经验是：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赶快走，遇到绿灯使劲跑。 鼓吹各个单位主体钻政策空子。
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小平在1993年就纠正了。他说：这只是针对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说的。中国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否则就说明改革开放失败了。
小平还有四项资本原则，这提得都对，这没有什么错误。
由于中国原来特殊性造成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就有下述的特点。
首先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
对渐进改革有很多解释，有人说是先改增量后改存量，因为存量不好改。小平15年改的是增量，1995年以后10年动了存量，所以社会矛盾这么大。先在农村、个体户和外国资本，特区开发区发展，先不动体制内，先培植体制外力量和市场经济力量，逐步蚕食体制内。苏联是稀里糊涂先把自己体制打破，比中国人傻多了（笑）。
苏联人让美国人给骗了。外国资本说你们共产党先解散，然后国家也解散了，外国资本去了吗，还是不去。解散之后所有经济联系都断了，黑社会起来，经济几年暴跌50%。中国先不动体制内，先保持经济增长再说。抓GDP这件事现在我们加以批判，前些年还很重要，没有8%经济增长，就业支撑不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没贬值，没有8%，财政收入没有，就业解决不了，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是完全正确的一件事，由此造成总量扩大，馅饼做大才好分配。30年来很宝贵的经验。
然后是精英连续性。通过权力资本化，保持精英连续性是一个特点，伴随腐败。中国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内部说权力要靠近市场。设计改革要对当权者有好处，纵容他去占便宜，所以说腐败是润滑剂。如果腐败一点没有，有权的一点好处占不着，他们肯定限制你不让你干。 开始老百姓不答应，闹半天还得答应。太理想主义不行。
改革过程中权力阶层受惠，使得中国掌权人很热衷于改革开放，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还没想明白，还有些道德束缚，觉得不能这样。那时候贪污一万都觉得挺多，现在没有一千万不行。那时候思想不解放，受共产党教育这么多年，他们觉得不应该捞好处。
我个人也是这样，为改革开放奋斗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没有图谋好处。八十年代大家基本倾向都这样，精英层不去主动搞市场经济，道德上歧视市场经济，说那是劳改犯，没工作的人，敢冒险的才干的。他们发了财，再加上一部分干部子弟。一家哥几个，是最不成气的成功了。现在老拍军人电影，生了四个孩子，爸爸是司令，大儿子当团长，二儿子在哨所当模范。三孩子是女儿，下岗了，没有市场经济本事，又继承不了军人事业。最不成气是最小的，下海经商，老想偷他爸爸手枪，卖了算了，有什么用，什么革命历史，时代都变了，你老头八十多了变不，结果把他爸爸气死了。这就属于改革开放派，道德上不行。从小上幼儿园不好好上，就知道跟小孩打架逃学，一点规矩不懂，越这样的人进入市场经济越快。中国是钻空子就能发财。虽然有一部分干部子弟经商，但道德上和思想上大家歧视他们，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改革，社会歧视他们，那时候道德力量很强，说他们不是好东西。所以大家跑到天安门抗议腐败。
后来九十年代明白了，1992年让精英大下海，全体人民大经商，谁讨厌腐败，鼓励你也下海，一大批人暴富，好多精英闹六四动乱不行，能量很强，理想主义很强。92年之后，小平一南巡各个单位都去经商。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变了，思想变了，社会彻底世俗化。
大学生再也不上街了，现在动乱因素不是大学生，变为工人农民和复员转业军人。八十年代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上街闹事，现在还有吗？一个都没了。这就是理想化破灭和世俗化成功，造成整个社会无道德、无理想、无信念、无信仰，大家赤裸裸赚钱，有权力可以赚，有知识也可以赚，能骂人也可以赚。 有人从美国回来大骂腐败，腐败分子给他送钱，送钱就不骂你。（笑）
我要写回忆录，在天津开发区正好是六四前后，从开发区回到北京，我也没有参与六四，是天意保佑，我一点事没有。回来之后三年左派回潮也够气人的。 1992年小平南巡我回开发区，我也想下海，不是我不想干，每回都很凑巧，好几次我想下海经商去不成，想当官也当不成，最后还是思想家。这次抓了一个学生进保卫处，15天遭受15万条诽谤，结果成了新闻人物。（大笑）
我说大家都下海，我要公司他们给我办。有朋友给我中农信香港分公司一个部长职位，也还可以吧，但我心里没底。我干不了这事，还是到社会科学院去搞学问。我们那搞开发区的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我理性上完全明白，但感性上接受不了。我就是这个搞学问和思想的命（鼓掌）
中国精英经过八十年代动乱终于明白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要进入市场经济，要带头干，早晚就这一回，你不干让劳改犯干，还不如我们干。 政策鼓励权力资本化。 我说这话没有贬意，当权的人认识市场经济，他自己不去也就不让大家去，他们有权。只有他自己去了，大家也才能去。
中国李鸿章时期，往英国派五批留学生，怎么选的？当然选贵族子弟，决定开放留学，第一批是满清贵族子弟。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痛骂干部子弟，说干部子弟没一个好东西，我们下乡他们进工厂，我们进工厂他们当兵，我们当兵他们上大学，我们上大学他们出国，我们出国他们回来了当局长，我们当局长他们又从局长变成外国大公司代理人了。
我说你不服气能怎么着？我为什么没参加六四，就是因为这个跟他们辩论，我说可是要容忍一些特权，特权永远有，计划经济也有，市场经济也有，什么时候都有，要容忍，闹有什么好处？大家全别干。我上大学的时候，干部子弟出国成风，我说别着急，再过十年大家都可以去了，现在大家表示都去了吗？ 结果还就是我没去（笑）
如果不这么干，你说怎么办？八十年代所以搞出动乱，就是理想主义太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不能接受中国权力社会的事实，左派也不接受改革开放。 他们说计划经济建立的是平等的天堂，现在搞成这样是资本主义。他们这逻辑不对。计划经济不是人人平等的天堂，计划经济是权力等级社会，在权力体系下，国有企业经理们，为什么现在能够偷国有资产？因为原来国有资产就被他们控制，一搞改革开放很容易就把它变成自己的。你说不合理，你有什么办法吗？办法就是不改革。或者以后少搞国有企业。
在八十年代动乱被打下去以后，1992年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赤裸裸的抛掉一切理想，走向拜金主义和世俗化，各方面都呈现出极卑鄙无耻。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同时去开发区创业，我走了，他当了局长。他说你干吗回北京？我们都出国了，当不了官都去美国了，当官的在这儿有权发财，只有当官才能发财，中国这机会千载难逢，要影响大家几辈子的前途。 他讲的都是真理，都是平民子弟，因为创业早当了局长，我要不走也当了局长，也可以发财。他说你干吗要回去搞学问，现在是当官发财时代。当官家里分三套房，以后把房子一卖就是百万富翁。我们还有资源，有好多干部子弟都是同学，赶快下海经商，注册之后赶快利用资源，我们都有资源，赶快去做。
听他一说我生气，我不是理性人，我干不了，也穷不死。我还是做自己感觉塌实的事情，去搞学问。 这位朋友后来怎么样了？ 受贿被撤职了（笑）
在1985年还有一回，我为什么离开深圳特区，也是看不惯。我参观三洋，中国农村小姑娘给日本人干活那个样子我看不下去，我天生有马克思这样的品格。我理性上知道这是历史进步，但我看不下去。去深圳的就我一个人这样，其他人都对旧体制深恶痛。
也不意味着新体制就好，这是康德思维。旧的不好，新的是不是一定好。 鲁迅早说过这种话。 他们说别太同情工人，还是剥削有功。 现在算算，当时三洋给日本人打工的小姑娘，工资大概两三百，还有加班费是双工资，一个月六七百。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们学马克思出身，痛恨资本主义剥削。看一个电影日本包身工，我们就讨论这个事儿。 包身工说实在太苦，但也不能回去，在这儿一分钱工资拿不着，有白米饭吃，他们在日本纺纱厂，整天机器响还有污染，那也不回去。回农村连饭也没得吃。还是剥削有理有功。那时候剥削还真不重，过了三十年还是那样。中国农民工工资没有什么增加。利润几乎全部给了投资者，劳动者没有分到。现在再说这个事有道理，那时候没有道理。我知道没有道理，我就是烦。
我这个人不喜欢权力也不喜欢资本，我还是回来了。（笑）
85年一次，93年一次，能下海也没下海。实践证明，时间长了，还是我站得住（笑），道德还是有作用的，人不一定跟着历史瞎跑，你能赚钱你去，我认为我没这儿本事，我去不了。
这个下海运动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但我不去。我也不反对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权力靠近市场，虽有很大腐败，但使中国改革推进比较快。改革一般精英是连续的，革命才是一拨人打倒一拨人，改革是贵族的资产阶级化，是当权者认识到要搞市场经济，头一段一定利用特权，有这一段不足为奇。虽然我很激烈批判腐败，我知道在历史上有合理性。
90年代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出现道德和历史二立对反，中国跟西方完全相反，叫做先积累财产后明晰产权。西方是当你有一分钱的时候，就明晰了。怎么赚钱怎么分红。在中国开始一万块钱也拿不出来，用权力做担保，用各种办法先积累财产，以后明晰产权。在明晰产权的时候就有冲突，名义上是集体和国家的，实际上是个人干的，还真有这个问题。海尔原来是国有企业，张瑞敏没去的时候，怎么也发展不了，他一去，现在无形资产品牌评估七百亿，这七百亿归谁？争产权争的是这个。
右派不是完全没道理，开始是国有的壳，在当时都戴红帽子，不敢说是个人企业，实际市场竞争核心是企业家，自由派理论强调企业家价值是正确的。在国有企业干拿那么点工资怎么干，好人都跑在外面。
我指责过中央八十年代左倾，处理雷宇。雷宇是海南省长，为海南省资本积累违反中央规定。中央说可免关税进口汽车和钢材，只许在特区里边用，不许倒卖，但雷雨倒卖了，被中纪委查出违规，撤职了。这个人非常好，自己没贪污，海南人非常纪念他。 中国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出了好多英雄人物，雷宇是一个，蛇口袁庚是一个，我也是一个（鼓掌）。
为了本地发展违反了中央规定，自己忍受了处罚，但是自己一分钱贪污都没有，这人值得尊敬。实际中央也没处罚他，又把他派到广州当副市长，广西自治区党主席，这个人非常好。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是很伟大的时代，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很了不起。
有赖于邓小平的伟大智慧。 我和左派说，应该反思改革，但不能骂邓小平。有什么问题可以骂后面的（笑）。
另外一个特点是以开放促改革，双重体制并存。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利用香港台湾非常有益。中国有香港，我写两币流通，没有香港和国际市场没法接轨。 价格和汇率体系，外贸体系和国际市场没法接，有香港之后，两种体制并存就成功接了轨。现在我反对人民币自由兑换，理由是人民币实际已自由兑换，就是在香港和深圳。中央默认自由市场，两种货币可以对流，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在局部地区一直可自由兑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主动，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还可以恢复外汇管制。人民币在法律上宣布自由兑换之后，再想恢复就很难，全国人大还得开会，议员很可能被国际资本收买，到时候想收都收不回来，所以不能宣布。实际上可以自由，有危机的时候就不让自由，平常的时候可以自由。这是中国智慧，法律上不宣布这件事，但实际上可以做。中国改革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最后一项，到成熟再宣布，至少十年决不可以宣布，谁宣布，中国金融危机就离得不远了。这是利用香港。
利用台湾。中国国家统一和南进战略，民主改革，有台湾在对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有一个竞争者和敌对者存在，对我们政治改革和国家改革有好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无论怎么发展对我们都有好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改革， 做了非常伟大的事，邓小平初期中国财政极为困难，用十年时间解决冤假错案，把计划经济前三十年的遗留问题，几乎全部做了补偿，体现了共产党对人民负责。所以在中央当时做出了否定文革的决议是正确的。后来各地上访办公室用了十年的时间，所有人，包括以前很多年的事都落实了政策。我上大学期间，我经常到秦皇岛去玩，认识一个中学老师，他少定了一级，给邓小平办公室连写八封信，最后还真批回来了，马上解决。
现在呢？ 即使批回来下面也不解决。现在很有钱，但就不给你解决。除了下面腐败，中央对于文化革命做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很有关系，包括反右派、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期间的档案材料，后来全部废除，也不核查。文革期间凡是外调材料全部撤出。
改革开放平反三十年冤假错案，对许多人中国是大解放。
八十年代太顺利了，理想主义过高，除了极少数坚持计划经济思想的人以外，大家都是“泛自由主义者”（汪晖）。
主要几支，首先是党内有知识，能反思的高级干部，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有重要的反思。比较彻底纠正了以前的东西，党内出现1978年务虚会，酿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是针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不能两个凡是，实践错了谁也得改。
在党内出现人道马克思主义思潮，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不能成为独立体系，所有知识分子都研究马克思主义，没人研究别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可以做文章，有点像德国历史上宗教改革，以新教代替天主教，对上帝解释不一样。那时候对马克思解释也不一样，出现了人道主义，说马克思晚年极左，早年比较好，青年时代马克思是人道主义，提出这些都是老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以后，反思了极左的东西，认为还是回归西方的人道主义体系去。
过几年就出现了从西方民主自由，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所接受的。在世界观方面也出现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介绍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是作为经济学原理介绍，是作为哲学原理介绍，就是打破集体主义道德模式，打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怀，打破英雄主义情怀，每个人为自己就可以。只要每个人把自己救了，全社会自然可以得救，连自己都救不了，等着政府扶贫还救谁？所以，自己干自己的。这个思潮一直延续到现在，被人不断地解构英雄主义，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后来过分了。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现在我们，人人为自己以后，上帝没有出现，只出了一个李洪志，这比较麻烦（笑）。
中国人不是信基督教的民族，上帝在哪？ 有上亿人口已经加入了基督教。 老百姓应该把毛主席重新请回来。三十年了找不到信仰。我不同意左派说当时就不该解放。当时不解放能有市场经济吗？当时解放是对的，出现萨特主义，弗洛伊德，反正不信马克思，不信毛泽东了，其他，有谁信谁，后来是崇拜费翔，乔丹，贝克汉姆，后来是李雨春，现在成为玉米教教主（大笑），我说大学生不听话了，原来有自己的教主了。 记得住电影明星。萨特我记住了，他们没记住。不过，要崇拜也是人性之一，民间要崇拜毛泽东也是正确的。（鼓掌）
世俗化的速度很快，有三个思潮直接导致社会动乱。
第一支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叫民粹主义，要清官不要贪官，杀尽贪官天下才太平。
第二种是西方政治民主，没有民主必然腐败，权力导致腐败，要用民主监督制约权利。
第三种是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干部是人民勤务员，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让我下岗不行，我不能接受，国家主人怎么会下岗？
八十年代腐败并不严重，只不过是大家不能接受。我没有参加六四，和我当时的思想也有关系。我最早参加改革开放，到北京开会，当时就比较中性。我在开发区搞民主竞选和民主实验，是全票当选，到北京我说他们过分。外地人进京游行，又像文革似的串连来了，很快就骂到小平他们家身上，这显然不公平。干部子女那么多人，为什么抓小平不放？我当时就说不公平。 会是有人骂我是法西斯。 我不愉快，六四就没参加，我在家待着哪也不去，这倒好了。（笑）
理想化社会，改革成功之后动员程度过高。 八十年代改革很成功，75年到88年，13年改革极其成功，没有错误，大家极其拥护。
典型像北大学生在十一游行，突然打出一个旗号：小平你好。对小平很亲切，不像对毛主席那样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信仰，那是对神仙的信仰。大家对邓小平从来没有作为神仙看，这是受人尊敬的长者，我们很尊敬他。我们没有把他当国家领导人看，这个人挺不错。
没两年成了当时天下第一大官倒。我说你们把学生发动起来，能收拾得了吗？他们不管，说起来再说。人人都搞煽动，上帝来收拾，这不负责任。以后我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海外访问四百人，研究六四前后的情况，就是失控。没有什么组织策划，政府也很混乱，就闹成大悲剧出来。只要一发动就失控，最典型是学生在静坐、绝食，后来赵紫阳就出来说同学们回去，实际已经承认错误。说你们4月26号出来游行不是反革命事件，赵紫阳在外国访问是总书记，替小平承认了一个错。中央没说学生是反革命。赵紫阳代表中央说，同学们的行为是好的，你们先回去吧。北大学生成了全国民主英雄，可以去全国各地都作报告，暑假回来之后再搞也不着急。肯定开始民主化了，整个学生组织，中央也不说是非法了，可派学生去列席人大，如果和平解决，中国民主进程会很快，反腐败的机制，包括对台湾问题都有考虑。
结果就是失控。做事不知妥协不知大局。 13个大知识分子号称学生导师，劝同学们回来吧，配合中央，现在已经不错了，取得很大成绩了，民主是长期的事，学生们起来准备回去。突然从广场某一角落有一个人大吼一声，不行！ 这个人到现在不知道是谁，他说，同学们不要听知识分子蛊惑，知识分子没有好东西，全是出卖革命的软骨头。我们在广场好不容易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以此收兵，要干到底，。一个人煽动，学生们就不走了，好几次想撤都撤不回来。学生领袖们几次说走，马上上来新一拨学生说不行，把他们轰走，最后就撤不走。有点像法国大革命，越来越左，激进到一定程度失控。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出现这么大的政治动乱，对谁都没有好处。 于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改革就告一段落。
最后再讲两句，六四以后三年左派回潮，八十年代改革是充满理想主义精神。我本人作为理想主义者也也参加了，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不可因现在改革开放出了毛病而否定，尤其不能否定这一段。
由于社会思潮动员过度，中央领导缺乏经验，出现政治动乱，直接导致了三年左派回潮，成就是把经济压下来了。中国通货膨胀压不下来，李鹏上来做总理，政治变化之后，把经济总需求彻底打掉，从10% 调到6%、3%，90年、91年，92年三年经济不好，赵紫阳时期通货膨胀控制不住，后来控制过分，经济下滑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家物价局工作，有一项改革重大成功，就是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在1988年失控，那次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犯的错误，开政治局工作会议，决定价格闯关，报纸上公布这个决议，引起社会恐慌抢购。全国三千亿存款，一个月之内取25亿，银行就关门。银行准备金率不过10%，没有那么多钱，这么一搞，赵紫阳因此辞去了总理职务去做总书记。李鹏来做总理。在那时候改革受重大挫折，社会开始浮躁，这15年改革太顺，第一次受挫，大家有点受不了。
中央也不统一，就出现反腐败高潮，从经济改革转到政治改革去，就酿成了后来的事。六四以后三年整顿经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放弃了物价补贴，价格市场化。1988年赵紫阳主导价格改革用群众运动办法，反而煽动通货膨胀预期和抢购风，在国家严控下，宏观调控极严厉，价格改革反而取得胜利。
那时候改革派们都不喜欢李鹏，说他是保守派。国家管的结果，价格改革成功了，我是观察到的。我在国家物价局做处长，当时国家物价局放权，说地方看着办，计划价格废除，地方政府财政没钱，不能补贴。放开中小学课本，煤电水汽房租都涨，在经济紧缩也可以推进改革，这是我当时得到的启发。成为后来我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据。右派当然很不爱听，他们认为只有在总需求膨胀的时候，改革派领导的时候，改革才可以成功。我的文章证明，保守派掌权，严厉压缩总需求，改革也可以成功。严肃的议题，奠定后来我和经济学主流派的争论基础，那几年在中央机关做处长，我目睹经济严厉紧缩的过程，我也看到了严厉紧缩并不是保守，宏观控制并不是反对市场化，只要正确使用，在控制下仍可推进改革开放。
1994年我再一次支持左大培反对经济学主流派，94年通货膨胀，主流派改革派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反对朱鎔基，说他反对小平指示，当时左大培骂他们，说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他们联合起来封杀左大培。我正好到社会科学院工作，我本来是改革派这边人，但我看不惯他们封杀另外一边，我支持了左大培，从此和他们分道扬镳。
我从改革开放派，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所谓左派？ 就从这回，真正争论在我们之间展开，别的争论是假问题，在经济学中间展开是真的。当时是经济问题为中心。
好象在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
（鼓掌）
08纪念与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二）
国之将兴， 其积必有源
国之将衰， 其发必有门
制度演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制度演变，涉及几个问题。
改革起点是计划经济后期的状况，有一大段重新评估计划经济包括文化大革命。第二点中国改革路径是遵循权力资本化路径进行，这是我在1998年写的一篇长篇论文。 这是我一生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直到现在左右两翼都赞同，确实是一篇实证性文章。刘小波还打电话向我核定过数字。这次和学生冲突，他又出来骂我，这些人真是翻脸不认人。
第三是改革基本矛盾，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是权力资本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 二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
第四是中国改革具体特点。
一 改革起点：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按照教条主义的说法市场经济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不搞市场经济就是不行，这种说法我不同意。哪种经济体制最好，要具体历史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灵魂。要看在什么制度环境条件下，国家面临什么样历史任务，需要什么制度，那种制度就最好。不存在抽象的，什么制度就绝对的好，什么制度就绝对的坏。无论是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都是教条主义思维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毛泽东写实践论批判王明，也是批极左。
重评计划经济非常重要，计划经济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资本积累。
要说到马克思《资本论》，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区别。
资本积累指纯经济手段进行资本一般积累，剩余价值资本化，这太慢。没有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可用这种方式迅速崛起。马克思说在工业化初期有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加入暴力和政治因素。私人暴力后来就是国家暴力，有组织暴力和市场经济混在一体。用现在的话说是权钱结合一体化，加速农业向工业转变。
左派思维之所以错误，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绝对好，资本主义绝对坏，两个制度水火不相容。所谓右派也一样，它不说两个制度，而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把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对立起来。 都是制度决定论。 不是中国孔子的思维方式，极高明道中庸。从西方康德哲学来的，绝对对立，把唯物和唯心对立，二律背反。
我们要恢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毛泽东写矛盾论和实践论，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论哲学，变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有重大突破。把西方化绝对对立东西去掉。事物是辩证的统一，对立双方是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换。事物发展是一个长过程，有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主要矛盾。我年轻时看许多哲学著作，毛主席写的最好，又短又清楚。后来我看多了，发现背景不是西方康德那套，而是中国易经。中国思维方式实际比西方要高，而不是低于他们。
我在大学期间遇见小学中学同学印红标，我们有深刻反思。80年代初期我是吉林大学学生会学习部长，组织多次思想讨论会解放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文化革命，而是深入检讨激进思想的来源，当时就认识到，不应该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绝对对立，不应该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要以文明多元论补充历史一元论。我们在30岁以前完成了对左倾路线的彻底反思，也实现了从激进思维方式向温和中庸的转化。 我讲话口气尖锐，实际上思维一点也不极端。现在左派说我是右派，右派说我是左派。说明我中庸。
两种制度有对立的一面，但本质不对立。真正对立的因素与其说两种体制对立，不如说是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对立，核心是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和民族利益。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没那么严重。
这世界上有为宗教打仗的，有为国家利益领土打仗的，有为控制市场打仗的，很少为意识形态打仗。为意识形态打仗是宗教战争，还不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打仗，有冷战无热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内部打起来，同一个制度自己打自己，表面是意识形态，实际是国家利益。
在制度层面上超越左右翼，我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有一致性。最基本规律是工业化，农业国一定要变成工业国，不断采取新技术用于军事，原始积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停留在农业社会，一定要走向工业化和信息社会，这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全人类都是一个规律。
其他规律只是从属于它，演变成民族斗争，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斗争，制度对立，都是次要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各文明都要走工业化和信息化，不走就要被人消灭掉。 从更深刻更广泛意义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同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同方式。
第一种是早期西方殖民主义方式，靠抢，灭绝两亿人口，美洲一亿、非洲一亿，掠夺世界资源，用战争和殖民办法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这种积累马克思有非常经典的评价，叫历史和道德二律背反。
全人类没有进入整体文明，在各小国和民族内部才有文明。民族之间有冲突，是我把你灭绝，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有最大规模灭绝。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在道德上是肮脏的，这马克思讲得非常清楚。
第二种是用外资。 战后殖民地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依附，用引进外资办法，出卖经济主权办法，依附性发展，实现依附性工业化。
第三种中国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原始积累。 私人资本完不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任务，经过一百多年探索，最后走上完全以国家为主体，来完成原始积累。它走的和西方同样的工业化道路啊。 之所以和西方产生严重矛盾，甚至局部战争，长期意识形态对立，是由于原始积累方式不一样。西方在前面形成阻力，它自己进步了，不让我们进步；它完成现代化不让我们现代化。说你要依附于我。我们不愿意依附，要独立走自己的路，这就冲突。
冲突，走的也是同一道路，只不过形式不一样，主体不一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观点，我们1979年就有。世界未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融合，在八十年代，融合论是主流。
我现在重评计划经济，是从历史上，同一本质过程，不同形式，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三十年前七年大学，举行思想讨论会，不间断几十年思考下来。中国要改革开放，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资本主义，怎么搞？ 向他们学习，因为自己也要搞这一套，我们发现在本质上，都是工业化。
用这样评价，反而可以得出对计划经济比较有利的结论。
绝对对立，改革开放就会把计划经济全部否定掉。包括经济学主流派某些人，战略上彻底否定，说计划经济赶超战略，违反经济学比较利益。以国家为主体，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根本就不对，所以有新的静态比较利益战略，以裤子换飞机。这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
人家为什么彻底否定你？因为我们搞极左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人家，等到有一天自己走不下去了，要搞改革开放，只能造成这么一个结果，自己把自己彻底否定。
我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对立，我们是第三种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由具体国情所决定，世界局势所决定，这些事我不多说，毛主席写《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完成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后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殊国情决定，资产革命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不能又资产阶级国民党来领导。而且一定是反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反西方？为什么要走同样的路还要反西方，反西方不是我们不走工业化，是因为西方不让我们走。他走不让你走，我们是反对这个东西。恰恰是我们要走，而不是不走。
新民主主义讲得非常清楚，工业化被西方垄断了，中国民族资本天生软弱，害怕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国民党连土改都搞不下去。 中国革命这一段，毛主席在1941年已解决，走什么道路建什么国家，怎么发展非常清楚，叫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资本主义。
后来毛主席左倾了，三大战役打得顺手，就想加速历史发展。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他说，建国以后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又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结果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向没有错，搞得过火了。
工业化是有规律的。人均GDP 300美元算原始积累完成。 中国1949年是50美元，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达到300美元，很了不起。人口从4亿增加到8亿5千万，增了一倍。DGP由50美元增加到300美元，有了原子弹，原始积累就算完成。
计划经济的最大作用，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把积累率连续三十年保持在30%以上，工农业比重从1：9到7：3，工业居然占70%。实际上价格体系低估农产品，我认为大概在5：5。重工业占绝大部分，军事科技方面接近世界一流，这是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基本完成。
完成以后必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改革开放。搞计划经济也没有错，改革开放也没有错，两个东西为什么要互相对立起来？
首先摆脱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把两种体制看成互相延续、互相并存，互相矛盾的历史过程，反而可对计划经济做比较高的评价。
作为工业化资本积累一种形式，比那两种形式相比起来要做得好，速度要快，效益要高。 实行内部积累，最后一点在未来非常重要，西方原始积累在道德上站不住。他们依靠侵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依靠侵略也崛起了，但道德这么臭，全亚洲人都反对他。美国也站不住，西方都站不住。做事要择手段，而不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短期可以胜利，长期肯定站不住。
内部积累很不容易。 中国人也不是不能掠夺，没有采取这种掠夺方式。内部积累，对外援助比我们穷的，在第三世界当头。在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世界三大国之一，和美苏形成三分天下。我们那么穷怎么跟人家并列？他们有一千颗原子弹，我们十颗（笑）
但也并列，为什么？我们人多、国大，有凝聚力，有原子弹，能团结比我们还穷的，代表弱势群体讲话。所以我们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在国际上战略地位远超过物质力量。哪有什么物质力量？现在富了，充其量是二流国家，美国是绝对一流。
现在我们逐渐发展到二流之首，如果能够再有7---10年的经济健康增长，经济总量将超过欧盟、俄罗斯和日本，达到美国的80%，发挥更大国际作用，则主要依靠文化复兴。
马克思早说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站不住脚，道德太肮脏。恰恰中国搞原始积累道德上站住了。中国人要自己写近现代历史，我们搞工业化，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国家，没有对外掠夺，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居然被中国人自己描述成最黑暗时期，实在是颠倒黑白。（鼓掌）
中国人为此付出三代人的牺牲是值得的，应该付出这样的牺牲。
一改革开放把自己历史否定了，说你怎么不抢？还帮助第三世界？
从道德上把自己否定，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搞不清楚。中国人现在就是没有是非。 有些假自由派一直企图瓦解我们存在的底线。包括彻底否定我们的历史。
这就奇怪了。我们是劳动致富、勤俭持家，八亿人口吃不饱穿不暖，把所有积累搞国家工业化。1949年400万解放军，抢不了美国还抢不了印度东南亚吗？（笑）
我们不仅没有抢，连日本战后赔款应要的钱我们也没要，就是靠自己，很艰苦，用内部积累方式，用很短时间完成工业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我要劝告左派，理论上先退一步，才能进两步，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僵化，道理说不过人家。
我这道理可以说得过。上来就说自己绝对正确，把人家说成是绝对反动，后来发现自己还要照人家办法做，让人家反过来彻底把你否定，现在还得重新评估。思维方式走极端是站不住的。
中国用什么办法完成工业化积累？既然没有对外掠夺，这么短时间，把积累率提高到36%，工业搞到70%，怎么搞的？非常严厉的办法才可达到这一目标。为了提高自己而内部严厉，很多民族都经历过，而且不得不经历。你不经历怎么可以战胜别人？
古罗马为了锻炼尚武精神，小孩子都要进军营，男孩子每天要挨皮鞭。我们对自己老百姓确实相当厉害，首先建立两种身份制度，人民公社，用剪刀差把农民大部分剩余价值，一部分必要劳动，转移到国家手里。20% 城市户口，长期低工资，只占劳动力价值20%左右，就给一个吃饭钱，其他分房、公费医疗、退休金，本来应该列入企业成本，全部被国家财政拿走。国家是用这种办法，政企合一，财政控制一切，挖走全体人民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和全部剩余劳动。
国家消灭三大地租，地租范畴变为零地租。马克思所讲，由于土地私有权产生，地主占有私人土地，产生的绝对地租，首先要实行土地国有化，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转到农民手里，以后进一步转到国家手里，消灭绝对地租，这个钱转工业化。一个国家如果大地主占主导，工业化肯定起不来。
我18岁读资本论， 26岁上吉林大学四年，吉林大学讲资本论世界一流，又学整整四年，熟读资本论。只不过我读毛泽东四卷比资本论更早，所以没有变成王明。 《资本论》第一卷讲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怎么剥削工人。第三卷讲利润平均化，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土地国有化。孙中山也是这个意思，平均地权，就是消灭大地主，结果搞不了，共产党把它搞了，这才是中国革命的成就。我们搞得比较彻底，在解放区，后来在全国土改，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之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由国家控制了土地私有权。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的绝对地租归国家了，也没有归农民集体。
第二部分叫做极差地租，是由于土地位置不同，和投资多少。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恢复。第三种叫垄断地租，就是自然资源，国家宣布所有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无偿划拨给各个企业。
这是国家强制性消灭三种地租。为什么要这么做？跟前两个一样，为工业提供积累。压低工业成本，包括低工资，零地价，零原材料，零资源，中国工业成本极低，才有高利润，这个部门才能够充分发挥。 任何地方都不是均衡发展，一个国家也是，哪一个部门优先发展，低成本垄断高价，有超额利润的时候，才可以发展。 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可以持续发展20年，重要的超额利润来源就是国家让渡了绝对地租，而这笔财富是计划经济积累起来的。这是何新前几年讲的。
中国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只有搞国有制，只有国家可以亏这个本，任何私人都亏不起这个本。国家自己认亏了，价格也低。军事工业、重工业永远亏本，要大量财政补贴。对轻工业是人为限制很小的规模，生产轻工业品数量很少，价格也便宜， 凭票供应，要发粮票、鸡蛋票，后来一人一个本，定量供应越来越多，到粉丝、芝麻酱、豆腐、油、肉、鸡蛋全部定量配给，除了水。 现在其他东西早放开了，但是水不够了。我看中国北方很快会实行对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时期，水可以白喝。其他东西非常便宜，但很少，限量供给。用这个办法压低消费、提高积累。
工业低成本高利润，全部利润交国家，不可留在企业。为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要给工业提供资金，把农业和城市居民干部大部分必要劳动和全部剩余劳动转移到财政，以财政机制和行政命令进行投资。什么叫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命令加财政补贴，价格机制不起作用。 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价格机制，以价格调整数量
计划经济是直接人为用行政命令办法直接规定数量，生产什么，消费多少，是计划部门给定的计划，只要完成计划，亏不亏本是小事，要求你完成使用价值任务。国家不仅控制宏观，且控制每一个微观企业，每一个个人。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好作用已经说了，没有这个办法，怎么积累起巨额资本？ 但这个办法造成两个重大问题，就是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份，终于结束原始积累，向全国人民正式承认两个错误：第一，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第二，积累过高，消费太低。 改革初期就有还账论，现在叫补偿。国家欠全体人民消费账，实际何止欠消费账，整死那么多人，这账都得还。所以改革初期前十年，中央很得人心，就是因为得罪人的事让老毛都做了，小平上来平反，所以说小平好。他上来就是彻底否定文革，落实政策。
现在维权这么多，很难解决，不敢反思改革开放，就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中国是政治挂帅国家，党中央不说这句话，下面事解决不了。依靠法律维权顶不了什么用，中央没说改革开放有错误，反而一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认为，反思不是反对，改革开放也是分阶段的，应该允许大家说话，共同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纠正利益格局的偏差。
改革开放初期，对文革是彻底否定，对计划经济进行相当程度批判，这样做有必然性，什么事不在政治上翻案，就什么也解决不了。几百万知识青年插队全回来了，军转民，军费大量压缩，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军费太高，占了GDP 40%。积累部分大部分到军队。后连续降低下来。到1998年降到最低。
邓小平假设和平与发展，这个假设是对的，有了这个假设才可以对西方进行开放，才可以发展国际贸易和资本，才可以裁军。小平说抓住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二十年打不进来。 苏联自己瓦解，我们和西方关系又好了，军费大幅度往下裁。小平也需要假设，就是假设和平与发展，三十年过去这假设成立，但不可以永远成立。
军费占GDP比重从40%连续降，到1998年居然降到1%，这就降得太过分了。我1995年开始呼吁增加军费，GDP每年都涨，军费一点不涨，比重越来越小，小平说军费占GDP5%就够，现在也没到5%。所以军费要大涨，那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1995年我说的。我说话没用，美国98年炸大使馆有用，马上军费增加一倍，从1%涨到2%也不多。第二年GDP涨10%，军费又降到1%，过了两年又撞一次飞机又涨一倍。一个国家经常有人打着才好。老没有人打你，你自己就忘乎所以了。挨打比不挨打要好，不打军费上不来。我们经济发展了，发现自己石油、粮食供应都靠进口，发现自己没安全，这才高度重视国防。国家有钱了，这两年才真正大幅度上涨。
高科技主要来自于国防，没国防就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家不是技术创新主体，国家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是国防战略产业领域，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回到计划经济，这是否定之否定。
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实现积累，我们没有路线错误，搞得过分，压消费太多。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搞三线大量投资，巨大浪费。毛主席说要准备打核大战，三线投资到大山里，没有效益。现在又把它迁出来，维持不下去。
计划经济社会特征，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这方面自由派批判有道理，但他们认为这个制度不应该有，中国从来不应该建立自主经济体系，应该跟美国跑，这是错误的。
计划经济制度搞得太僵化，没完没了。有些左派把它描述成一个人间天堂，太过分了，这可能是人间天堂吗？个人自由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连男女孩子都分不出来，女孩子不敢穿花衣服，不敢戴手表，二十七八岁不敢谈恋爱，想离婚也不许。 农民不许出村子，连要饭都不许出来。农民出村子要公社一级盖章，公社不盖章不许出村子，这是人间天堂吗？ 在城市里也是，厂长也不许开除你，但是你也不许调。在经营上不行。 这种体制二十年差不多，三十年就长了，把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就赶快转变。哪有长期不转变的？还能长期永存吗？
这个时期最辉煌，也最短暂，辉煌的东西不可能长，长了就辉煌不了。好像流星似的。完成原始积累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你真以为是一个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当时个人自由被压到最低限度，政治运动搞了无数，错整很多的人。为维持干部队伍不腐败，也只能搞政治运动，不搞政治运动干部就腐败，这是反腐败的措施。但毕竟整人太多。
计划经济这一时期肯定是很短暂，虽然辉煌，不可以对它神化。我们付出这么大牺牲，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经济指标一达到，马上就应该改革开放，但由于文化革命左倾错误，延误了八年左右。
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不可能长久维持，它靠权力压制个人自由，压制微观行为，个人和企业没有物质动力，以精神动力作为基本社会发展动力，不可以长久。
能维持三十年已非常了不起，在精神上有三个条件作为支撑才可以。第一就是神化的领袖，这种领袖是个人魅力型的，在革命和建国过程中形成个人魅力，像神仙一样。 二战以后各国都出现个人魅力型领袖。毛主席，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尼赫鲁，阿拉伯世界纳赛尔， 卡斯特罗，尤其是格瓦拉。 这些领袖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深受感染。 我到现在我还有英雄主义情结，都受他们感染。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但前提是他们不能死，人亡政息，马上时代就变，没有以法制做保障，不可能长久。
第二，用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制度限制，强调道德至上，维持一个不腐败的干部集团。 当时干部权力很小，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个人，权力是集体权力，个人权力很小，责任很大。当时的干部总体还不错，鼓励像焦裕禄似的干部。 当然，按照制度享有一定的特权也是事实。
这也说明，计划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
第三，集体主义道德模式。 绝对不可以提个人个性，每个人都要学雷锋，实际是类似一种宗教模式，一个小组在一起讨论思想。我在我的研究生里面也实行这个制度，每个学期至少一回讨论思想，互相批评。 他们也没少写检查。 我认为毕业之后对他们有好处。集体主义道德模式，类似宗教模式，在当时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让人吃饱饭，再没有精神动力，社会怎么维系？ 只有这么宣传才可以，这是配套的。整个社会是英雄主义氛围。
二．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 就是不完善，不规范。
第一点，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且长期生产力极端落后。
第二点，发展高度不平衡。
第三点，农民不能享受所谓社会主义福利。
第四点，计划经济内部有30%市场经济因素。
在计划经济最强这一部分，中央各部直属的骨干产业，计划经济最核心部分，也不能完全计划。 由于中国生产力太落后，毛主席后来反思了苏联模式，不愿意搞那么死，所以只给70%供给，要完成百分之百任务。 所需要生产要素只给你拨70%，30%让你自筹。比如你是冶金部长，任务必须完成，但你要的原材料，只给你70%， 其余可以多生产30% 钢铁，去换煤炭，车皮，汽车，换你所要的东西。
这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易货贸易，属于市场经济啊！
在中国计划经济不是铁板一块。在中央企业里面还有30%自筹，在地方一半以上自筹原材料，国家计划只是要你的产品，对你的供应，给你留出空间让你自己去交换。和苏联不一样，苏联是百分之百给你计划到计划内。数学投入产出表，是苏联人想拿数学把市场经济完全取代，用人算出来的。毛主席对他们早有批判，历史上第三国际斯大林这些人，支持就是中共内部左倾势力，他们不支持毛主席。只不过当时我们阵营苏联是老大哥，这个话不可说破。毛主席也不太听他们的。建国之后很快就和苏联分裂，不依附于他。中苏分裂之前，毛主席就对计划经济有批判，1956年论十大关系，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批判苏联官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不能像他们那么搞，大方面管住就可以，小方面还是得有自由，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等等。可惜的是，后来一反右派，没有实行。
中国经济好像一个镜框，计划经济部分是硬的部分，中间软部分，都是地方经济。地方负担基本民生和教育，市场经济肯定很多，而不是很少。
第五点，中国文化特点。 道德治国模式，文化有模糊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是这样。把它弄明白，才可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特点。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国情有直接关系。
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不切实际的鼓吹，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不研究计划经济。这么研究问题就没有出发点，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时期是最黑暗时期，现在怎么搞都可以，现在怎么搞也比那时候好。把计划经济定为最黑暗，实际代表改革开放以后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调整利益，才造这样一个话语，贬低计划经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计划经济搞到这个地步，前一段做得正确，解决了中国原始积累问题。但也很过分。中国国家本来就是官本位，搞计划经济用得也是官，最后是官僚集团控制社会，这一点自由派的批判是正确的。
搞所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是虚置的，外国君主立宪叫君权虚置。 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叫做产权虚置。这是从产权上说的，从政治上说，也不完全是虚的没有外有政治意义和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我们建立人民共和国，使人民当家作主，采取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分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国有制形式，为完成工业化也没有错。 但国有制本身有严重弊病。
按照自由派批判是产权虚制，多级委托代理。全体人民怎么来管理国有企业？没有操作性。只能通过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国务院授权给中央各部，现搞成国有资产管理局，我们看效果也不大。
国有企业不能太多，在竞争性领域很难适应，这话没有错。在积累任务完成之后，大量国有制要转化成非国有形式，私有化是一种，社会化是一种就是基金，股份制也是一种。不能认为只有私有化，或者说就不能改革，都是错的。最恶毒就是说，按照权力分给掌握权力的人，这是张五常的建议，这样做，共产党和国家很快就会垮台，权力瓜分一公开化，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左派说要维护国有经济，有逻辑错误，他们把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好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公有制，国有最好，他们从来不区分公有和国有。 公有和国有不一样，以后大部分公有制企业不应该是国有。他们说我是左派？ 我什么时候是左派？ 我对国有制认识和批判三十年前就形成了。国有制不可搞得太多，他逃脱不了官僚集团控制的命运。国有制就是国家干部控制。
行政干部经营企业，会有什么后果？ 毛主席逝世之后，中国社会世俗化了，强调物质利益，干部思想必然要变化，不可能是焦裕禄似的。 以国有制为主体搞计划经济，必然搞成官僚集团控制企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无论左派右派很多人很早就看出来了。右翼自由主义者早就批判这些东西。
共产党领袖内部有几位重要领袖人物，也看出国有制的弊病。最早是1948年南斯拉夫的铁托，他说我们搞社会所有，实际是集体所有。社会所有不可能是全社会的人共有，只能是一部分人，就跟现在买股票差不多，就是社会所有制。
本质上有这种认识，是由于它跟斯大林不合，斯大林控制他，他不愿意。就跟后来毛主席一样，由于跟苏联不合，所以对苏联体制怀疑和批判。还有更过分的吉拉斯，工人出身，按照左派的话说，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同路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民族主义者，打希特勒有功，成了国家领导人，在骨子里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这是左派对他们的批判。建国以后，他们怀疑斯大林这套，说你搞是社会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你这样吗？你搞半天是一个干部集团。 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宣传部长，说得比较狠，他说有一个新阶级，国有制很快退化成为新阶级。我们年轻时候看过手抄本，我有几个同学因看这个东西，插队时泄露了，被开除的开除，斗争的斗争，一个人被开除军籍党籍学籍，共开除三个籍，送到一个钢铁厂里面劳动。那时候整人太过分，不许任何人说任何话。大家一插队，在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亲手培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插队的时候看到社会现实，马上就怀疑中国和文化革命，全盘开始怀疑。
最早的共产党领袖，南斯拉夫的，批判计划经济的国有体制，甚至得出“新阶级”的尖锐说法。以后是古巴的格瓦拉，1962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是二把手，很快辞职去打游击，说要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国家。按共产主义模式他不满意，古巴也搞一套国有企业大经理，他看大经理也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是彻底革命的象征。
第三是中国毛泽东，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说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左倾的说法，中国那里有什么资本主义啊？ 有的只是计划经济官僚体制，毛泽东自己没那么说。
三． 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与文化革命
第二个大问题，一是计划经济，二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第三讲毛泽东个人思想影响。 这部分是计划经济以外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所继承的遗产，不仅是计划经济，还有毛泽东晚年的状况，主要是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
毛主席超越左右翼，想创造个人理想的人间天堂。他在实践上肯定是错误的，文化革命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又和毛泽东派有区别，我称他们是文革派。我不赞成他们给文化革命翻案。
文化革命实践部分有重大偏差，毛主席的基本判断，实际上针对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官僚阶层。他说，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权阶层。理论概括是左倾的，说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纳入左倾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范畴。 而不是归于内部的权力体系。 自由派说弊病来自于权力体系，讲得没有错。 毛主席说这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其实中国哪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连农民自留地都给没收了，所有个体经济全部消灭，养鸡只许自己吃，不许拿出去卖，还说有资本主义，中国有资本主义吗？这话不能自圆其说，叫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概括是错误的。 后来出现“割资本主义尾巴”，哪里有资本主义啊？
实际上毛主席不满意当官的，但是，当官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是资产阶级的产物。 毛主席这么概括是左倾的，于是铲除官僚特权办法，就是学法国巴黎公社，搞文化革命，这方向是错误的。所有老百姓都不许搞个人自由，这办法怎么可行。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搞世俗化社会，承认个人自由，搞民主与法制，这个方向路线是正确的。
文化革命实践中，理论概括是左倾的东西，实际上毛主席要铲除计划经济国有体制的官僚弊病。他说有一个官僚集团在压迫中国人民，但又不能搞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那怎么办？发动群众。
把毛主席反资产阶级口号去掉，看实际，他想找一种办法，让老百姓能够制约干部特权。他就直接采取法国式而不是英国式，就是巴黎公社思想过来。七八年在全国来这么一回，发动群众来批判干部。清查之后好的干部继续工作。毛泽东否定西方三权分立，想搞巴黎公社的立法司法行政合一。 这思想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可以讨论。
这种思想有价值，和民主法治的价值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西方式民主有金钱操纵问题，有多数人专政问题，西方也有反思。
毛主席的基层民主思想，在红军里面就有，是成功的。红军战士有基本民主权利，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这支军队消除了军阀主义，共产党领导军队，派政委，限制军官特权。
到市场经济里面怎么运用，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毛主席的大众民主思想，如果和西方法制思想结合起来，对中国未来民主化有好处。这是思想意义。
但文化革命实践是失败的。把官僚主义概括成资本主义，进一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加速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把空想的东西用权力推行，发动群众相有没有法律制约，确实是方向路线错误。
随意发动群众也不可取，群众里边什么人都有，不是可以随便发动的。现在我当大学教授，大学生的无政府主义就非常强烈，如不讲法律，他们在市场经济下讲个人自由，也可以闹起来把老师打死。 群众，地区不能乱发动，无论用什么名义也不行。
毛主席假设社会主要矛盾是干部和群众矛盾，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判断有误，他想让群众发动起来，群众就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斗干部，就太理想主义了。 群众一斗干部就过分，抄家打死人。这还不算，群众里边出现两派，干部也分两派，解放军也分两派，全国各省都出现两派，互相斗争。这个矛盾不是毛泽东预计的，群众和干部的矛盾，而是什么矛盾都有。天知道这是什么矛盾？
文革派里面我认识不少人，给文化革命说好话。说文化革命是两年不是十年，两年还有可取的地方，我一想也是。后八年干脆什么好事都没有，文革派说前两年还行。66年，67年发动群众斗争干部，搞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式的。
只不过后来天下大乱，1967年7月武汉事件以后，毛主席也控制不了，下决心收兵。两年实验没成功为什么？群众没有按照毛主席部署做，反而自我分裂，武斗。又有文革派出来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错，是下面人的错，毛主席没让他们武斗大内战。怪下面人而不怪毛主席。他们进一步论证在很多地方，都是干部在里面挑拨，本来群众应该联合反对干部，没想到干部太狡猾。 问题是，不狡猾也当不了干部。本来一个单位就两派，一把手喜欢一拨，二拨手喜欢另外一拨，一发动起来肯定分裂。
毛主席发动之前应该考虑到这个现实，他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怎么可以随便发动？ 以为群众是一个集团，干部是另外一个集团，设想就不对，群众和干部搅合在一块。停下来这是对的，搞不下去的。
停下来之后全国怎么办？为了恢复秩序把解放军拉出来，林彪法定接班人出来控制全国。没有两年又出现林彪逃跑。以后中国政治全盘僵化。
67、68两年确实有可贵的尝试，但是实践上不可行，也应该承认。以后把思想性的东西，进一步健全法制，在法制渠道里，如何依靠群众，肯定要这样做。形式上是可以取的，实质上有很大弊病。怎么发动群众？也要认真研究，还要纳入法制和民主轨道。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可完全否定，但后八年，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好。先后四个左派集团控制。林彪摔死以后，周恩来出来说林彪极左，恢复一部分老干部工作，之后准备全盘来收拾文革残局，当时是1972年，也还不晚。结果康生、江青两个左派集团联手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继续批判右倾，经济政策越搞越左。
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华国锋做调整，首先抓了四人帮，宣布文化革命正式结束，废除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国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这是华国锋做的。
华国锋不想给邓小平平反，提出两个凡是，不许深入反思文化革命，那怎么可能？那么多受害的人，只要纠正第一步，后面的事接着就来。干了两年，才有真正的改革开放。1978年12月份，我已进入大学，当然是邓小平的忠诚拥护者，最积极反思极左。
我只不过是15年以后，从国家利益出发，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马上有人出来给我扣左派帽子。我没有左派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主义斗争的思维”，我三十年前已经彻底反思了。
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思想价值是永存的。毛的思想是庞大体系，核心问题是自己说的一句话，这世界上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是主张压迫有理和剥削有理，另一种理论是主张造反有理，他这种概括是极典型反映他自己思想倾向，他集人类非主流思想的大成。所有非主流思想在毛主席全继承了，主流都不继承。
我带学生参观孔庙，把孔庙所有碑都看了，农民皇帝还是外族皇帝，凡是当皇帝马上都去祭孔，讲秩序。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孔子那套东西是现成的，按照秩序来。包括满族皇帝特忠诚。我找蒙古皇帝，不仅来过，不仅拜了孔子，还立孟子庙，原来孟子庙是蒙古皇帝立的。外族人比汉族人更崇拜孔子。我以为蒙古人没有统治经验，元朝皇帝尊孔最厉害，我都没想到。
国家领导人不拜孔子，且专门批判他的，就是毛主席，执政之后还不拜孔子。毛主席从来也没把自己作为执政者，也不是自由派所描述的封建帝王。毛主席思维方式和他行为方式实际上类似佛家，也有墨子的思想。最近拍一个大片，你们也知道了。墨子后来失传了，太空想了，中国农民起义各种造反思想和墨子有关。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非主流。同情弱势群体，批判一切压迫者剥削者管理者，批判一切精英，批判一切上层，替最下层最弱这边说话，就这个意思。
这种思想对于弱者来说永远是需要的， 对于社会平衡也有作用。但是不能执政。只能是非主流，不可能成为主流，成为主流要出来执政就搞乱了。
包括左派思想，包括毛派思想，我认为在中国有长远意义，就是在非主流意义上讲的。 左派不可能成为执政地位。 中国需要有这样的思潮，毛主席这样的思想，作为制约精英，作为弱势群体的理论武器，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就没有人能制约精英的腐败。
我发现，毛主席晚年的思想是一种宗教模式，毛主席是中国文化的非主流。楚文化从屈原发源，后来融合禅宗，到清朝末年民国就是谭嗣同。我看过谭嗣同的书，那是中国非主流文化很有血气。
那时孔子不灵了，念书有什么用？ 楚文化就开始崛起，湖南人开始革命造反。 上井冈山是这帮人。
1989年中国改革开放受挫，大家反思。80年代有一套启蒙丛书叫做《走向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六四以后，全国都不能出书，他们找到北京团支委，主编另一套，叫做《新世纪》，我还出了《共和国第三代》。
其中还有一本叫《寻找毛泽东》。当时人民群众反腐败，很快把毛主席作为一种符号。 1975年大家批判毛泽东，15年之后民间开始寻找毛泽东。为什么？ 因为出现大面积腐败，当时我有一个感觉，毛主席有点象真主。毛主席符号变成民间的神，这是我对毛主席的理解，自由派说他是专制封建皇帝，不准确。 从神权模式理解毛主席，可能比较客观。我决不肯定他实践上的错误，但思想上意义，这些失败实践造成伟大思想是长久的。 竞争失败的弱视群体，会走到毛主席旗下来。包括考不上大学的，包括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在北京当愤青的，包括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但没有来得及买房子的，越来越多。刚考上大学是右派，高中只有他上大学，他是天才，精英。到北京上了四年，把家里学费花净，发现找不到工作，还得租房子，这回知道还是社会主义好，他们现在气鼓鼓的，成为左派毛派。这两年房价一涨两三倍上来。 我到上海看一个房地产大款，他跟我说，房价一涨，中国阶级分化马上明显了。这也是实话。房价不涨看不出来，房价一涨马上看出来了。有的一辈子只能租别人房子，气死了。 分房子是计划经济，大家不是反计划经济吗？自己买吧。工资不涨，房价涨三倍，你怎么买？ 最近出现网上征婚，女大学生要找北京男孩子，男大学生要找北京女孩子，只能这么干。北京人成地主了，地主阶级又复活了，大房产主。只要在北京混三四十年，两口子是干部，至少家里两三套房，你们只能找北京户口的结婚，要不一辈子租房子，工资要拿出一半。
两极分化，严重腐败，老百姓除了毛主席也没有别人可以求了。是中国精英腐败，造成毛泽东主义回潮，这不是左派搞的，是右派搞的。 腐败太厉害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对于腐败无能为力。看着腐败越来越厉害，根本治不住。大家急了。
伊斯兰的巴列维像邓小平，搞现代化很成功，结果把社会矛盾激化了。他们有真主，霍梅尼宗教领袖还活着。 世俗化和宗教发生冲突，霍梅尼号召伊斯兰教士搞恐怖主义。 巴列维经济崩溃，原教直主义回潮，变成宗教神权社会。后来让美国挑两边打仗，伊朗和伊拉克现在这个状态，只有绝望才搞恐怖主义。
对毛主席正确评价，理解成神权模式，更符合现实，有思想意义，但不具备执政意义。中国左派后来有进步，从实际出发揭露问题，这是左翼思想批判现实主义的作用。但左派在理论体系上有问题。、
等到下次讲思想斗争再说。
四． 改革开放的基本矛盾
现在回到中国改革，我在历史上肯定计划经济原始积累，也对计划经济集权产生官僚阶层进行了批判，也对毛主席想消除这一官僚集团，但采取错误方式所造成的恶果进行了回顾。
于是，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就此而生。 起点是什么？权力社会。自由派批判有权力没社会，有权力没个性，描述是正确的。那时候解放思想看到赵紫阳讲话，讲废除人民公社，给农民分地，他说，人民公社相当于国家农奴。
改革起点是权力社会，改革路径必然是权力资本化，权力变资本。 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比较模糊，马克思主义讲得清楚，市场经济分为分为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变为商品，九十年代彻底完成了。第二是资本原始积累，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权力为后盾，向资本转移的过程。等于把国家的积累一部分，变成私人资本积累。
在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赵紫阳组织中青年经济学家，我在东北上学七年才回来，直接到天津开放区搞开放，这都是同一伙人。莫干山会议，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有重大贡献，设计渐进改革，后来被实践证明比苏联休克疗法好得多，苏联休克GDP跌了50%，人口非正常死亡1000万，加艾滋病1000万，2000万人死亡，国家崩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改革期间经济能够不跌还涨，很少，任何国家改革，经济都要跌。只有中国在改革期间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高速。 跟渐进改革和政治稳定有关系。
权力靠近市场。不要不敢承认改革开放是资本化，说市场经济来掩盖资本在中国的发展，资本就资本，资本也不是贬义词，权力也不是贬义词。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到现在不敢说自己搞资本。 就说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搞资本经济，还是小商品经济？ 当然是按照资本逻辑，甚至外国资本进入，现在还不敢承认自己搞资本，理论上软弱。
中国改革，第一步是农业资本，第二步商业资本。资本范畴在中国每搞一步就来一圈腐败，因为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搞资本一定是有权力的人先占便宜，这谁也改变不了。到80年代初商业资本，大家开始生气。干部的老婆孩子办公司，跟权力没关系去得了吗？
我倒想去，我跟权力没关系，所以我不去了，出了事平民子弟要承担罪责的（笑）。搞外贸进出口，许可证成了特权，权力变商业资本。
1988年设计双轨制，权力变生产资本，有计划内外价格，当官的批计划外的特权。 到1988年大家进一步生气，闹出89年政治风波。大家容忍不了权力资本化，后来中央高压政策。
九十年代劳动力彻底商品化，所有人都是合同工，现在包括大学生也是彻底的合同工，档案以后全放人才交流中心。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六千万人用各种方式赎买，问题是补偿不足。改变了身份，作为劳动者阶层，劳动力彻底商品化。
金融资本，是2000年以后股票房地产进入中国。
2000年加入WTO，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按照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范畴，到2006年底市场准入，中国彻底完成改革开放经济任务。 社会政策一定要向左转。现在历史趋势是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右倾已搞到头，历史任务完成。所有资本范畴在中国全有了。所以必须向左走。 该开放的全都开放了，不该开放的也开放了，该改革全改革了，再改革就是要政治社会改革，经济差不多了。所以经济学家也退出历史中心了。 我是非主流，寿命长一些。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市场化全球化毕竟是人类都要走的。
但由于起点是权力，权力资本化难以避免。真正占好处的是和权力阶层有关系的人，他们得最大利益。这对我来说没觉得奇怪，但老百姓接受不了。当时有三种思潮造成社会动乱。
中国改革路径实际有一部分是权力资本化，好事坏事从此而起。
产生第三个问题，基本矛盾是什么？改革是权力资本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开放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
做的是一回事儿，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革命理想不可变，但你不仅搞了资本，还搞权力资本化，形成暴富阶层。 既是权力造成，也是资本造成，是权力和资本结合一块，造成中国新社会阶层。
所谓暴富阶层已掩盖不住。以前说没有，后来不许说，做房地产没有权力背景做得了吗？ 左派说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右派说是权力的弊病，他们把权力和资本互相对立起来，其实不一定对立，权力和资本可以结合的， 30年以来形成暴富群体，一部分人致富手段不正当。他们已掌握了很大经济份额和资源，所有理论斗争都围绕这两个问题所展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党章和国家宪法，怎么容纳暴富群体，是你改还是他改？ 小平智慧很高说不争论，这三十年改革开放比较顺利，说了之后就打成一锅粥了。现在矛盾掩盖不住了，两边都不干。人家那伙人也不干，别以为他们发财了，他们很不舒服。他们说我们有原罪，要赦免我们，我们在中国待得不放心，你要改宪法和物权法，我们不受保护不放心。
这是有力量的，虽然他们表面上不敢说话。他们有权有钱。关键时候控制主流媒体，甚至影响政策和政治。老百姓是分散的，但是网络舆论也很强大。
什么叫基本矛盾？基本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动力，矛盾双方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事物的性质就起变化。 我1998年说到这个程度，思想超前了。我说基本矛盾早晚要酿成社会冲突，暴富阶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后相融不了，怎么办？十六大以来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在寻找答案。
第二条，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的矛盾。上次已说得很多。这个东西我们中央接受比较快，不管什么阶级，在中国掌权，也要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是一个政治体制超前的国家，不是落后的国家。1911年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中国是第三个，按中国的传统和国情离民主还远，连日本英国荷兰都是君主立宪，中国连君主立宪都不要，一下子到民主共和，所以搞不成。孙中山搞不成，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复辟不成。所以有政党出现填补空缺，搞议会政治也没有条件，出现武装斗争，以政党领导军队，建立国家。 搞封建王朝家天下是永远不行了，西方议会民主也不行，学苏联模式。 虽然集权，也不是封建世袭。儿子不能继承。 革命成果必须要肯定，中国从1911年以后就废除了帝制，家天下不复存在。 “中华民国”的土地法写得不错，说土地属于全体人民，为什么这么写？是由于国父孙中山先生个人的影响，造成我们的历史，他说天下为公。 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名义上是国有制。 回归以前的香港却是私人所有，说香港土地属于英国女王陛下个人，君主立宪实际属于议会。名义是历史决定的，属于女王陛下。在市场经济下，搞使用权转让，批租给私人，就是私有产权了。 在使用权交易方面，完全是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在宪法上，是以女王陛下所代表国家所有。 只有美国宪法说土地属于私人，其他大多数国家在宪法层面，都是国有制或人民所有的说法。
宪法绝对不可以改，不能由于少数人暴富就可以改党章、改宪法，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革命的合法性。要改等于否定我们这个国家，否定革命本身，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假自由派干起来后患无穷。
我们对公有制的理解，是在政治上理解的 ，是革命的产物。但不能像左派那样坚持在操作层面也国有。 是暴富集团受到假自由派的蛊惑冲击宪法，冲击共产党。共产党宣言写消灭私有制，他们说我们已暴富，得不到合法性，怎么办？ 我害怕你共产党以后共我的产。
首先造成意识形态危机的就是中国暴富阶层，他们要求政治地位，这是我下次要讲的线索，由此展开思想斗争。对外开放这部分涉及外国势力，是买办和爱国主义斗争，另外一个层面。
不可以再搞文革把他们的财产没收，也不可以为他们利益而修改宪法，两个都不可以做，所以这矛盾长期无法解决。按照毛主席说法这是好事，有矛盾才有斗争，有斗争才有动力，事物才可以发展，所以长期争论和政策摇摆，以及利益集团干政会存在下去。
五 改革开放的渐进性特点
中国改革几个特点不细说， 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功，这些矛盾这么难解决，网上列出邓小平八大思想，意思是说邓小平八个思想全没用，其实我看八个思想很伟大，没有这几个思想，中国改革开放不能那么顺。 如和平与发展，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用主义哲学。
鼓吹不守规矩。 广东经验是：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赶快走，遇到绿灯使劲跑。 鼓吹各个单位主体钻政策空子。
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小平在1993年就纠正了。他说：这只是针对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说的。中国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否则就说明改革开放失败了。
小平还有四项资本原则，这提得都对，这没有什么错误。
由于中国原来特殊性造成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就有下述的特点。
首先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
对渐进改革有很多解释，有人说是先改增量后改存量，因为存量不好改。小平15年改的是增量，1995年以后10年动了存量，所以社会矛盾这么大。先在农村、个体户和外国资本，特区开发区发展，先不动体制内，先培植体制外力量和市场经济力量，逐步蚕食体制内。苏联是稀里糊涂先把自己体制打破，比中国人傻多了（笑）。
苏联人让美国人给骗了。外国资本说你们共产党先解散，然后国家也解散了，外国资本去了吗，还是不去。解散之后所有经济联系都断了，黑社会起来，经济几年暴跌50%。中国先不动体制内，先保持经济增长再说。抓GDP这件事现在我们加以批判，前些年还很重要，没有8%经济增长，就业支撑不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没贬值，没有8%，财政收入没有，就业解决不了，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是完全正确的一件事，由此造成总量扩大，馅饼做大才好分配。30年来很宝贵的经验。
然后是精英连续性。通过权力资本化，保持精英连续性是一个特点，伴随腐败。中国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内部说权力要靠近市场。设计改革要对当权者有好处，纵容他去占便宜，所以说腐败是润滑剂。如果腐败一点没有，有权的一点好处占不着，他们肯定限制你不让你干。 开始老百姓不答应，闹半天还得答应。太理想主义不行。
改革过程中权力阶层受惠，使得中国掌权人很热衷于改革开放，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还没想明白，还有些道德束缚，觉得不能这样。那时候贪污一万都觉得挺多，现在没有一千万不行。那时候思想不解放，受共产党教育这么多年，他们觉得不应该捞好处。
我个人也是这样，为改革开放奋斗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没有图谋好处。八十年代大家基本倾向都这样，精英层不去主动搞市场经济，道德上歧视市场经济，说那是劳改犯，没工作的人，敢冒险的才干的。他们发了财，再加上一部分干部子弟。一家哥几个，是最不成气的成功了。现在老拍军人电影，生了四个孩子，爸爸是司令，大儿子当团长，二儿子在哨所当模范。三孩子是女儿，下岗了，没有市场经济本事，又继承不了军人事业。最不成气是最小的，下海经商，老想偷他爸爸手枪，卖了算了，有什么用，什么革命历史，时代都变了，你老头八十多了变不，结果把他爸爸气死了。这就属于改革开放派，道德上不行。从小上幼儿园不好好上，就知道跟小孩打架逃学，一点规矩不懂，越这样的人进入市场经济越快。中国是钻空子就能发财。虽然有一部分干部子弟经商，但道德上和思想上大家歧视他们，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改革，社会歧视他们，那时候道德力量很强，说他们不是好东西。所以大家跑到天安门抗议腐败。
后来九十年代明白了，1992年让精英大下海，全体人民大经商，谁讨厌腐败，鼓励你也下海，一大批人暴富，好多精英闹六四动乱不行，能量很强，理想主义很强。92年之后，小平一南巡各个单位都去经商。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变了，思想变了，社会彻底世俗化。
大学生再也不上街了，现在动乱因素不是大学生，变为工人农民和复员转业军人。八十年代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上街闹事，现在还有吗？一个都没了。这就是理想化破灭和世俗化成功，造成整个社会无道德、无理想、无信念、无信仰，大家赤裸裸赚钱，有权力可以赚，有知识也可以赚，能骂人也可以赚。 有人从美国回来大骂腐败，腐败分子给他送钱，送钱就不骂你。（笑）
我要写回忆录，在天津开发区正好是六四前后，从开发区回到北京，我也没有参与六四，是天意保佑，我一点事没有。回来之后三年左派回潮也够气人的。 1992年小平南巡我回开发区，我也想下海，不是我不想干，每回都很凑巧，好几次我想下海经商去不成，想当官也当不成，最后还是思想家。这次抓了一个学生进保卫处，15天遭受15万条诽谤，结果成了新闻人物。（大笑）
我说大家都下海，我要公司他们给我办。有朋友给我中农信香港分公司一个部长职位，也还可以吧，但我心里没底。我干不了这事，还是到社会科学院去搞学问。我们那搞开发区的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我理性上完全明白，但感性上接受不了。我就是这个搞学问和思想的命（鼓掌）
中国精英经过八十年代动乱终于明白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要进入市场经济，要带头干，早晚就这一回，你不干让劳改犯干，还不如我们干。 政策鼓励权力资本化。 我说这话没有贬意，当权的人认识市场经济，他自己不去也就不让大家去，他们有权。只有他自己去了，大家也才能去。
中国李鸿章时期，往英国派五批留学生，怎么选的？当然选贵族子弟，决定开放留学，第一批是满清贵族子弟。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痛骂干部子弟，说干部子弟没一个好东西，我们下乡他们进工厂，我们进工厂他们当兵，我们当兵他们上大学，我们上大学他们出国，我们出国他们回来了当局长，我们当局长他们又从局长变成外国大公司代理人了。
我说你不服气能怎么着？我为什么没参加六四，就是因为这个跟他们辩论，我说可是要容忍一些特权，特权永远有，计划经济也有，市场经济也有，什么时候都有，要容忍，闹有什么好处？大家全别干。我上大学的时候，干部子弟出国成风，我说别着急，再过十年大家都可以去了，现在大家表示都去了吗？ 结果还就是我没去（笑）
如果不这么干，你说怎么办？八十年代所以搞出动乱，就是理想主义太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不能接受中国权力社会的事实，左派也不接受改革开放。 他们说计划经济建立的是平等的天堂，现在搞成这样是资本主义。他们这逻辑不对。计划经济不是人人平等的天堂，计划经济是权力等级社会，在权力体系下，国有企业经理们，为什么现在能够偷国有资产？因为原来国有资产就被他们控制，一搞改革开放很容易就把它变成自己的。你说不合理，你有什么办法吗？办法就是不改革。或者以后少搞国有企业。
在八十年代动乱被打下去以后，1992年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赤裸裸的抛掉一切理想，走向拜金主义和世俗化，各方面都呈现出极卑鄙无耻。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同时去开发区创业，我走了，他当了局长。他说你干吗回北京？我们都出国了，当不了官都去美国了，当官的在这儿有权发财，只有当官才能发财，中国这机会千载难逢，要影响大家几辈子的前途。 他讲的都是真理，都是平民子弟，因为创业早当了局长，我要不走也当了局长，也可以发财。他说你干吗要回去搞学问，现在是当官发财时代。当官家里分三套房，以后把房子一卖就是百万富翁。我们还有资源，有好多干部子弟都是同学，赶快下海经商，注册之后赶快利用资源，我们都有资源，赶快去做。
听他一说我生气，我不是理性人，我干不了，也穷不死。我还是做自己感觉塌实的事情，去搞学问。 这位朋友后来怎么样了？ 受贿被撤职了（笑）
在1985年还有一回，我为什么离开深圳特区，也是看不惯。我参观三洋，中国农村小姑娘给日本人干活那个样子我看不下去，我天生有马克思这样的品格。我理性上知道这是历史进步，但我看不下去。去深圳的就我一个人这样，其他人都对旧体制深恶痛。
也不意味着新体制就好，这是康德思维。旧的不好，新的是不是一定好。 鲁迅早说过这种话。 他们说别太同情工人，还是剥削有功。 现在算算，当时三洋给日本人打工的小姑娘，工资大概两三百，还有加班费是双工资，一个月六七百。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们学马克思出身，痛恨资本主义剥削。看一个电影日本包身工，我们就讨论这个事儿。 包身工说实在太苦，但也不能回去，在这儿一分钱工资拿不着，有白米饭吃，他们在日本纺纱厂，整天机器响还有污染，那也不回去。回农村连饭也没得吃。还是剥削有理有功。那时候剥削还真不重，过了三十年还是那样。中国农民工工资没有什么增加。利润几乎全部给了投资者，劳动者没有分到。现在再说这个事有道理，那时候没有道理。我知道没有道理，我就是烦。
我这个人不喜欢权力也不喜欢资本，我还是回来了。（笑）
85年一次，93年一次，能下海也没下海。实践证明，时间长了，还是我站得住（笑），道德还是有作用的，人不一定跟着历史瞎跑，你能赚钱你去，我认为我没这儿本事，我去不了。
这个下海运动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但我不去。我也不反对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权力靠近市场，虽有很大腐败，但使中国改革推进比较快。改革一般精英是连续的，革命才是一拨人打倒一拨人，改革是贵族的资产阶级化，是当权者认识到要搞市场经济，头一段一定利用特权，有这一段不足为奇。虽然我很激烈批判腐败，我知道在历史上有合理性。
90年代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出现道德和历史二立对反，中国跟西方完全相反，叫做先积累财产后明晰产权。西方是当你有一分钱的时候，就明晰了。怎么赚钱怎么分红。在中国开始一万块钱也拿不出来，用权力做担保，用各种办法先积累财产，以后明晰产权。在明晰产权的时候就有冲突，名义上是集体和国家的，实际上是个人干的，还真有这个问题。海尔原来是国有企业，张瑞敏没去的时候，怎么也发展不了，他一去，现在无形资产品牌评估七百亿，这七百亿归谁？争产权争的是这个。
右派不是完全没道理，开始是国有的壳，在当时都戴红帽子，不敢说是个人企业，实际市场竞争核心是企业家，自由派理论强调企业家价值是正确的。在国有企业干拿那么点工资怎么干，好人都跑在外面。
我指责过中央八十年代左倾，处理雷宇。雷宇是海南省长，为海南省资本积累违反中央规定。中央说可免关税进口汽车和钢材，只许在特区里边用，不许倒卖，但雷雨倒卖了，被中纪委查出违规，撤职了。这个人非常好，自己没贪污，海南人非常纪念他。 中国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出了好多英雄人物，雷宇是一个，蛇口袁庚是一个，我也是一个（鼓掌）。
为了本地发展违反了中央规定，自己忍受了处罚，但是自己一分钱贪污都没有，这人值得尊敬。实际中央也没处罚他，又把他派到广州当副市长，广西自治区党主席，这个人非常好。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是很伟大的时代，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很了不起。
有赖于邓小平的伟大智慧。 我和左派说，应该反思改革，但不能骂邓小平。有什么问题可以骂后面的（笑）。
另外一个特点是以开放促改革，双重体制并存。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利用香港台湾非常有益。中国有香港，我写两币流通，没有香港和国际市场没法接轨。 价格和汇率体系，外贸体系和国际市场没法接，有香港之后，两种体制并存就成功接了轨。现在我反对人民币自由兑换，理由是人民币实际已自由兑换，就是在香港和深圳。中央默认自由市场，两种货币可以对流，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在局部地区一直可自由兑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主动，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还可以恢复外汇管制。人民币在法律上宣布自由兑换之后，再想恢复就很难，全国人大还得开会，议员很可能被国际资本收买，到时候想收都收不回来，所以不能宣布。实际上可以自由，有危机的时候就不让自由，平常的时候可以自由。这是中国智慧，法律上不宣布这件事，但实际上可以做。中国改革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最后一项，到成熟再宣布，至少十年决不可以宣布，谁宣布，中国金融危机就离得不远了。这是利用香港。
利用台湾。中国国家统一和南进战略，民主改革，有台湾在对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有一个竞争者和敌对者存在，对我们政治改革和国家改革有好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无论怎么发展对我们都有好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改革， 做了非常伟大的事，邓小平初期中国财政极为困难，用十年时间解决冤假错案，把计划经济前三十年的遗留问题，几乎全部做了补偿，体现了共产党对人民负责。所以在中央当时做出了否定文革的决议是正确的。后来各地上访办公室用了十年的时间，所有人，包括以前很多年的事都落实了政策。我上大学期间，我经常到秦皇岛去玩，认识一个中学老师，他少定了一级，给邓小平办公室连写八封信，最后还真批回来了，马上解决。
现在呢？ 即使批回来下面也不解决。现在很有钱，但就不给你解决。除了下面腐败，中央对于文化革命做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很有关系，包括反右派、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期间的档案材料，后来全部废除，也不核查。文革期间凡是外调材料全部撤出。
改革开放平反三十年冤假错案，对许多人中国是大解放。
八十年代太顺利了，理想主义过高，除了极少数坚持计划经济思想的人以外，大家都是“泛自由主义者”（汪晖）。
主要几支，首先是党内有知识，能反思的高级干部，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有重要的反思。比较彻底纠正了以前的东西，党内出现1978年务虚会，酿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是针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不能两个凡是，实践错了谁也得改。
在党内出现人道马克思主义思潮，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不能成为独立体系，所有知识分子都研究马克思主义，没人研究别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可以做文章，有点像德国历史上宗教改革，以新教代替天主教，对上帝解释不一样。那时候对马克思解释也不一样，出现了人道主义，说马克思晚年极左，早年比较好，青年时代马克思是人道主义，提出这些都是老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以后，反思了极左的东西，认为还是回归西方的人道主义体系去。
过几年就出现了从西方民主自由，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所接受的。在世界观方面也出现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介绍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是作为经济学原理介绍，是作为哲学原理介绍，就是打破集体主义道德模式，打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怀，打破英雄主义情怀，每个人为自己就可以。只要每个人把自己救了，全社会自然可以得救，连自己都救不了，等着政府扶贫还救谁？所以，自己干自己的。这个思潮一直延续到现在，被人不断地解构英雄主义，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后来过分了。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现在我们，人人为自己以后，上帝没有出现，只出了一个李洪志，这比较麻烦（笑）。
中国人不是信基督教的民族，上帝在哪？ 有上亿人口已经加入了基督教。 老百姓应该把毛主席重新请回来。三十年了找不到信仰。我不同意左派说当时就不该解放。当时不解放能有市场经济吗？当时解放是对的，出现萨特主义，弗洛伊德，反正不信马克思，不信毛泽东了，其他，有谁信谁，后来是崇拜费翔，乔丹，贝克汉姆，后来是李雨春，现在成为玉米教教主（大笑），我说大学生不听话了，原来有自己的教主了。 记得住电影明星。萨特我记住了，他们没记住。不过，要崇拜也是人性之一，民间要崇拜毛泽东也是正确的。（鼓掌）
世俗化的速度很快，有三个思潮直接导致社会动乱。
第一支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叫民粹主义，要清官不要贪官，杀尽贪官天下才太平。
第二种是西方政治民主，没有民主必然腐败，权力导致腐败，要用民主监督制约权利。
第三种是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干部是人民勤务员，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让我下岗不行，我不能接受，国家主人怎么会下岗？
八十年代腐败并不严重，只不过是大家不能接受。我没有参加六四，和我当时的思想也有关系。我最早参加改革开放，到北京开会，当时就比较中性。我在开发区搞民主竞选和民主实验，是全票当选，到北京我说他们过分。外地人进京游行，又像文革似的串连来了，很快就骂到小平他们家身上，这显然不公平。干部子女那么多人，为什么抓小平不放？我当时就说不公平。 会是有人骂我是法西斯。 我不愉快，六四就没参加，我在家待着哪也不去，这倒好了。（笑）
理想化社会，改革成功之后动员程度过高。 八十年代改革很成功，75年到88年，13年改革极其成功，没有错误，大家极其拥护。
典型像北大学生在十一游行，突然打出一个旗号：小平你好。对小平很亲切，不像对毛主席那样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信仰，那是对神仙的信仰。大家对邓小平从来没有作为神仙看，这是受人尊敬的长者，我们很尊敬他。我们没有把他当国家领导人看，这个人挺不错。
没两年成了当时天下第一大官倒。我说你们把学生发动起来，能收拾得了吗？他们不管，说起来再说。人人都搞煽动，上帝来收拾，这不负责任。以后我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海外访问四百人，研究六四前后的情况，就是失控。没有什么组织策划，政府也很混乱，就闹成大悲剧出来。只要一发动就失控，最典型是学生在静坐、绝食，后来赵紫阳就出来说同学们回去，实际已经承认错误。说你们4月26号出来游行不是反革命事件，赵紫阳在外国访问是总书记，替小平承认了一个错。中央没说学生是反革命。赵紫阳代表中央说，同学们的行为是好的，你们先回去吧。北大学生成了全国民主英雄，可以去全国各地都作报告，暑假回来之后再搞也不着急。肯定开始民主化了，整个学生组织，中央也不说是非法了，可派学生去列席人大，如果和平解决，中国民主进程会很快，反腐败的机制，包括对台湾问题都有考虑。
结果就是失控。做事不知妥协不知大局。 13个大知识分子号称学生导师，劝同学们回来吧，配合中央，现在已经不错了，取得很大成绩了，民主是长期的事，学生们起来准备回去。突然从广场某一角落有一个人大吼一声，不行！ 这个人到现在不知道是谁，他说，同学们不要听知识分子蛊惑，知识分子没有好东西，全是出卖革命的软骨头。我们在广场好不容易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以此收兵，要干到底，。一个人煽动，学生们就不走了，好几次想撤都撤不回来。学生领袖们几次说走，马上上来新一拨学生说不行，把他们轰走，最后就撤不走。有点像法国大革命，越来越左，激进到一定程度失控。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出现这么大的政治动乱，对谁都没有好处。 于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改革就告一段落。
最后再讲两句，六四以后三年左派回潮，八十年代改革是充满理想主义精神。我本人作为理想主义者也也参加了，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不可因现在改革开放出了毛病而否定，尤其不能否定这一段。
由于社会思潮动员过度，中央领导缺乏经验，出现政治动乱，直接导致了三年左派回潮，成就是把经济压下来了。中国通货膨胀压不下来，李鹏上来做总理，政治变化之后，把经济总需求彻底打掉，从10% 调到6%、3%，90年、91年，92年三年经济不好，赵紫阳时期通货膨胀控制不住，后来控制过分，经济下滑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家物价局工作，有一项改革重大成功，就是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在1988年失控，那次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犯的错误，开政治局工作会议，决定价格闯关，报纸上公布这个决议，引起社会恐慌抢购。全国三千亿存款，一个月之内取25亿，银行就关门。银行准备金率不过10%，没有那么多钱，这么一搞，赵紫阳因此辞去了总理职务去做总书记。李鹏来做总理。在那时候改革受重大挫折，社会开始浮躁，这15年改革太顺，第一次受挫，大家有点受不了。
中央也不统一，就出现反腐败高潮，从经济改革转到政治改革去，就酿成了后来的事。六四以后三年整顿经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放弃了物价补贴，价格市场化。1988年赵紫阳主导价格改革用群众运动办法，反而煽动通货膨胀预期和抢购风，在国家严控下，宏观调控极严厉，价格改革反而取得胜利。
那时候改革派们都不喜欢李鹏，说他是保守派。国家管的结果，价格改革成功了，我是观察到的。我在国家物价局做处长，当时国家物价局放权，说地方看着办，计划价格废除，地方政府财政没钱，不能补贴。放开中小学课本，煤电水汽房租都涨，在经济紧缩也可以推进改革，这是我当时得到的启发。成为后来我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据。右派当然很不爱听，他们认为只有在总需求膨胀的时候，改革派领导的时候，改革才可以成功。我的文章证明，保守派掌权，严厉压缩总需求，改革也可以成功。严肃的议题，奠定后来我和经济学主流派的争论基础，那几年在中央机关做处长，我目睹经济严厉紧缩的过程，我也看到了严厉紧缩并不是保守，宏观控制并不是反对市场化，只要正确使用，在控制下仍可推进改革开放。
1994年我再一次支持左大培反对经济学主流派，94年通货膨胀，主流派改革派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反对朱鎔基，说他反对小平指示，当时左大培骂他们，说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他们联合起来封杀左大培。我正好到社会科学院工作，我本来是改革派这边人，但我看不惯他们封杀另外一边，我支持了左大培，从此和他们分道扬镳。
我从改革开放派，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所谓左派？ 就从这回，真正争论在我们之间展开，别的争论是假问题，在经济学中间展开是真的。当时是经济问题为中心。
好象在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
（鼓掌）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10: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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