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

作者：筱敏
三哥是我丈夫的三哥。写下这样的题目，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称呼他，在他生前我从没这样叫过，或许是年龄太接近，或许也没什么原因，我和别人一样，只叫他的名字。
三哥名海滨，这样的名字很普通，在一个沿海城市，叫海滨的人总有上千的数目吧？三哥是开车床的车工，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城里开了一辈子车床的工人有多少，想来不会有谁有兴趣去统计。
给三哥送殡后回家的路上，儿子对我说： “三伯就这样走了，以后除了几个亲人，再不会有人记得他了，就像他没活过一样。”儿子十五岁，正是开始思考生与死这样严肃而残酷的问题的年龄。我想给他一点积极的引导，但想了很久，却没有话。
认识三哥不是因为我的婚姻，而是因为他的文章。七十年代的青年，是一群茫然不知所往的青年，残存着一点儿革命热情，对生存现实又颇为愤懑，虚无和消沉是那个年代的空气，而寻找书，朋友和真理——像在沙漠中寻找水一样——也是那一代青年的风气，我们焦渴的程度不是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象的。
1975年还是1976年，我记不大清了，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带一篇文章给我看，说是同车间里一个工友写的。文章不短，虽密密麻麻却字迹工整，估摸该有上万字，所论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运问题，语言是当时通行的语言，但论点却多有偏出正统的轨道，而且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时有愤激之辞。这种文章既不可能发表，也不可能在组织内用于“学习讲用”，它纯粹属于个人写作——我竟然用了“个人写作”这个时髦的词，它在时下所指的，完全不是我说的东西。为此我想说明一下，我所说的个人写作，就是不为任何功利，甚至不惜冒政治风险，而只为个人心灵探索的欲求所驱使的那种写作。在七十年代的青年中，可以说有大量的这种个人写作。虽然他们绝大多数用着正统意识形态所教给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只学过这种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就像使用母语一样，然而他们却用这种僵硬的语言进行个人的思考，甚至质疑由这种语言构筑的意识形态本身。这是很有一点儿悲壮的。
后来知道那是三哥的文章。三哥把这样的文章示人，就是为了寻找一两个能
谈话的朋友吧?毕竟有心情谈点儿“形而上”的人，在他有限的生活圈子里也不好找。
我读了文章，随手在我赞赏的或疑问的或反对的地方，用铅笔点上只有我自己认得出的点儿。交还给我儿时的朋友时我未加评论，不想几日之后，她旋又跑来说，文章的作者追问她怎么纸上多出那么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她答不出，只得说出我来，那作者就说一定是我有什么看法，要我写个详细一点儿的意见。我心想，那么极淡极小的几个点儿，不过像纸上常有的疵斑，这人竟注意到了，可见是细心之人，而且对自己的文章十分在意。但我没放在心上，淡淡的也就过去了。
与三哥见面，已是八十年代我婚后的事了，也就是—般亲戚礼貌上的，说不上有什么交谈，他大概最终也不知道就是我曾在他的文章上点过几个淡淡的点儿。何况那已是过去的话题了，场景已经转换，重提总有点儿尴尬似的。略为意外的倒是发觉三哥其实是个粗人，甚至脾气暴躁，对长辈也是，一言不合，即刻爆发。他长得黑而且瘦，不能用“脸红脖子粗”来形容，但颈上的青筋确有令人震惊的效果。
记得有一个时期，全国的青年工人都被勒令开考文化课，必须重新获得初高中考试合格证才能上岗。这对于我们这些根本没摸过中学课本的初高中“毕业生”来说，实在残酷得很。于是那些日子，我们这些工龄不短的青工们之间的话题，就总是因式分解三角函数之类。三哥喜欢这个话题，说起来时全无我们的愁苦烦恼，倒像是有了—片纵情驰骋的天地，时常就成了教练指导。他兴奋的时候让人看着也像是暴躁，而且三两句话就奔到你望尘莫及的远处去了，踏起的旋风令你眼花缭乱，结果眼前的题目你还是不懂。我觉得奇，三哥也就长我一岁，扣去大家都完全不读书的几年不算，他也不过念到小学五年级，居然对中学的功课熟悉如此，把同龄人拉下这样的距离，看来他早有与庸众不同的人生目的。
日子平铺直叙地过下去，各自在自己的屋顶下面活着，年复一年，匆忙而敷衍。偶尔聚了，也是—大家子忙乱着做饭吃饭，穿插在其间谈谈孩子。不觉就人到中年，连九十年代也快要过完了，一种午后的日头疲倦落寞的景象时而袭来，也顾不上去感叹。
早两年我那位儿时的朋友邀我出门旅行，她已是颇为成功的私营企业主了，生意做得跨洋过海，时常满世界飞来飞去。她安排我住在她买下来一座海滨宾馆里，让我吃一些我没吃过的东西，看一些我没看过的景致，委实让我感慨世事变化的神奇。这番盛情实在是为了叙叙旧吧，然而很难。一次筵席上，她的手机竟好—阵没响，于是能说些旧事。说着说着说到三哥，她说：他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在厂里。她说：在厂里做什么?我说：还是车工。她笑说：那该是八级工了吧?然后迅速转了话题。
但我一时转不过去，觉得两句话就交代了一个人的二十年，是颇歉疚的。这二十年，倒是西洋镜般多变化的年代，每个人的身上，都发生着好些故事。离奇的情节听得多了，倒觉得三哥这样的一成不变是不可思议的。但细想起来，不变也自有命运的因由，内里或许有更深入的故事。而我对三哥缺乏了解，甚至三哥自己对自己也缺乏了解，于是那些故事就散失掉了，即便是亲友也不会想到去捡拾。人们为生存奔走劳碌，环顾左右需要闲暇，也需要某种心情，而那都是唐宋诗词里的事了，在一个西洋镜般的时代，每一个人的面目都是模糊的，陌生的。
公众话题从“下海”转到“下岗”的时候，就变得严峻起采，而在三哥，这已不是一个话题，而是现实本身了。有一次遇上他情绪激动说工厂里的事情，说工厂如何一年年穷下去，干部们如何一年年富起来，现在工厂濒临破产了，当官的就要工人们来“同舟共济”了，没有生产资金，就说搞什么股份制，要每个工人交钱入股，谁不入股谁就下岗。三哥说到这里骂了一串粗话，他虽—向脾气暴躁，但这样一串粗话也令我惊奇。他夹杂着粗话一路骂下去：这些混帐东西把国有资产吃光了，现在就来吃我们工人了!凭什么我要把血汗钱送给他们去挥霍?他们又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凭什么相信他们?他们做过什么好事?什么“同舟共济”?骗鬼去吧！他们满嘴流油的时候怎么没叫工人“同舟共济”去?全是骗鬼！过去说工人是“领导阶级”，现在又说工人是“股东”，股东只有出钱的义务，没有决策的权利，又没有监督的权利，这是它妈的什么股东？难怪老工人早就说了，自古以来谁见过“工”字出头?出头就入“土”了!……
其时三哥已经无岗可上，厂里早已开工不足，车床停在那里形同废铁，只是必须按上头要求每天依时回厂枯坐。据三哥说，其实生产订单也不是没有，只是当官的把它转包到下面的小厂去了，这样他们可以从中拿到回扣。我说既如此何不跳出来另寻一条生路?三哥说：再挨两年我就满三十年工龄可以办退休了，这点儿权益我不能放弃，等办了退休我再重新来过。我想三哥说的也是道理，他不过四十出头，生活的可能性虽不是无限的多，但也还是有机会选择的。
然而命运没有给他重新再来的机会，他不久就病倒了。从发现一个榄核般大的病灶到他辞世，命运不过给了他短短的四个月。仔细回忆自己的一生，甚或假想一下另外的三两种生活可能，四个月的时间是仓促一些，但也够了。我不知道三哥有没有作这些回忆和假想，只觉得他在死神面前倒是平静的，没有往日的愤激之辞，也没有狂澜即倒般的那种戏剧化的伤悲。这种平静，不是那些喜欢说“平常心”的公众人物所能理解的，它只属于沉默的底层，只属于平民。三哥没有什么遗产需要交代，也没有什么要务需要交割，因之也就没有临终的纷扰，只听说他交代过把骨灰扔掉，就是简单的扔掉，并不是撒在某处以象征某种意义。
送殡的事是亲友自己的事，不再会有我们一生所习惯了的“单位”出来操办的，但经过交涉，三哥的工厂还是同意派个车接送一下亲属。那是一部职工上下班用的大客车，车况之坏之脏都是现时罕见的。我坐在一个椅垫脱落但总算还可以坐稳的座椅上，看着空荡荡的车厢里寥寥几个亲属，像是领会了三哥所说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如何破败下去的意思。我忽然想起三哥从前的文章。二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毫不畏惧命运之手的小青工的时候，是如此热忱如此愤激地论说国际共运和工人阶级的理想，现在想来真是恍如隔世。以三哥当年的热忱，即使没有谈话的人，这样的文章也应该还有，但岁月磨蚀掉吞没掉的东西太多，那些纯属个人的文字，肯定早巳不在了吧。
我十几岁时记过一阵日记，是因为少年心情，后来二十多年不记了。然而去年复又记起来，因为记性日渐坏下去，所以需要记下一点日常琐事，也就是个记事簿而已。近日查一件琐事，连带看见去年三月的一行字：“3月12日。海滨去世。去医院的路上，见木棉花如往年一样开了。”复想起今年的木棉花也都开了，三哥故去已经整一年了。

1999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