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权力和资讯均衡

作者：南方朔、王健民

没有限度的权威，永远不可能有正当性。
——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具有极大的权力，并非变成伟大的唯一方式。
—— 当代法国思想家雷蒙. 阿宏

一个和谐的世界，应该是个相互尊重的世界，多元的世界。但是今天的世界，冷战后一强独大的格局，造成了强权单边主义一意孤行，超级强权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平衡和制约，导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也带来了世界的纷乱不安。
一、 权力的悲哀
对此，美国神学家雷恩霍. 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一九五二年就做了一个预言，他认为美国将会是冷战的赢家，而赢得冷战之后的美国，必将成为穷兵黩武的帝国，将以更加压倒性及无人挑战的姿态对国际社会展开武力干涉与颠覆渗透，“它的国际角色确定将因此违背基本的正义准则”。半个多世纪前的这项预言，现在已彻底得到证实。
近年来，作为今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这种“孤独的强权”身份，已使它产生一种变态的、自以为是的固执心态。它要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以自身的意志重新打造世界。于是它任意寻找理由入侵他国，恣意在全球各地制造颜色革命、鼓动政变，对特定国家不断散发恶意挑衅的“修理言论”（Bashing speech）。美国学者大卫. 卡里欧（David Calleo）因而感慨地指出：“当看起来散漫的欧洲把全世界每个成员都看成是潜在的朋友之际，好战的美国则生存在一个每个独立国家都是潜在敌人的世界里。”
就以这些年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的战争为例，迄至目前已经花费6040亿美元。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最近发布的报告，到了2017年，美国的反恐支出及反恐债务利息将累增到2万4千亿美元，造成许多国家生灵涂炭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如此天文数字的金钱，如果用于国际援助和济贫救困，不知对人类福祉会有多大的助益。
但这种强权单边主义的扩张和绝对的权力，却没有带给美国更高的地位和尊重。不久前美军占领伊拉克四周年之际，伊拉克有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展开反美和平示威游行，要占领者滚回去。英国《金融时报》06年6月曾委托哈瑞斯调查公司在欧洲五个最重要的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民调，结果显示，高达百分之三十六的民意认为美国是全球稳定最大的威胁，排名第一。
也正因此，近年来美国自省之声日盛。包括有希望赢取美国下任总统宝座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现任联邦参议员希拉里. 克林顿也发现了这个“危机”。她在最新一期（2007年11/12月）《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双月刊封面文章中指出，美国要领导世界，必须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而不是以强权让他国害怕。她担心过去的六年，美国已经“挥霍掉”（squandered）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最亲密盟友和朋友对美国的尊敬、信任和信心。她批评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以武力代替外交，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以硬力量代替软力量，完全是用意识形态偏狭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世界。希拉里批评的语气之重，检讨之深刻，前所未有。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着名学者、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荣誉教授查默斯. 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更对这种强权单边主义进行了抨击。他在近着《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机密和共和国的终结》（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一书中，从历史的高度沉重地指出，目前美国早已沦入好战权力贵族手中，将美国带往“新罗马帝国”的方向，并将美国军事支出极大化，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则以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为理由展开新愚民政策，将美国推到国际孤立、国内民主及民生倒退的方向。美国反主流大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说得更重，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已经成了当今全球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
二、 硬力量、软力量、弱力量、静力量
有鉴于当今世界在军事单边主义下已造成纷乱日增，不幸事件迭起，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实践研究领域，已开始对国际权力的制约和走向展开深度反思。
众所周知，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伊（Joseph Nye）最早提出了“软力量”（soft power）的说法。他在《软力量：世界政治里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uld Politics）里，把“软力量”与代表武力的“硬力量”（hard power）进行了界定，无疑开了这方面讨论的先河。但必须指出的，是奈伊提出的这个所谓“软力量”有些误区和误导。尽管“软力量”的说法表面上较为和平、和缓，但他所说的这种“软力量”，实际上是“硬力量”的一种延伸。因为本质上，这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支配模式”（Mode of Dominance）,违背了多元包容和相互尊重的更崇高目标。
也正因此，针对所谓“软力量”， 英国智库学者马克. 李奥纳德（Mark Leornard）在《为何欧洲将经营二十一世纪》（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一书里，提出了“弱力量”（the power of weakness）这个概念。法国主要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新的世界无秩序》（The New World Disorder）一书里，则提出了“静力量”（tranquil power）的观念，更加发人深省。
其实，无论“弱力量”或“静力量”，都是循着多元尊重这种新价值的出现而兴起的新权力概念，以别于支配式的强权概念。李奥纳德与托多洛夫都指出，国际权力应当是尊重不同国家的国情，以鼓励代替颐指气使，不干涉他国主权；以劝说、奖励、协助等方式与人为善，帮助他国加速社会的进步和权力的改善。“弱力量”和“静力量”不会对别国产生自以为是的偏见观，不会动辄扬言要对他国展开先制攻击或惩罚或制裁。因为当权力已经自行收敛，它就有助于纠正军事和政治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双重或多重标准。托多洛夫指出，当今世界日益混乱无序，价值标准错乱，这和超级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超级强权一切皆以自身私利出发，于是符合其利益的虽国家反动、人民受苦，也给予支持，甚至冠以民主国家的桂冠；而若有国家追寻自主价值，追求民主进步，但因为不符合强权支配性的利益，也要进行百般挑衅、丑化，煽动颠覆，甚至入侵。强权造就出了“罗马两面神”（Janus）有“两张脸孔”（Janus-faced）的情况，因而又称“两面手法”或“两幅面孔”。
我们说的这种“弱力量”与“静力量”，事实上与中国传统文化里“大道无形”这一价值理念相当类似。对此，当代欧洲主要思想家、意大利的诺贝托. 波比奥（Norberto Bobbio）进行了很恰当和生动的说明。他在《歌颂温柔》（In Praise of Meekness）一书里指出，过去的世界以自利、支配、专擅、独占、征服等取向为核心，因而疏忽了“温柔”这种价值的作用。他认为“温柔是民主的朋友之一”（Meekness is a friend of democracy），并例举了“温柔”项下的品质，必须用这些品质来重新规范权力。这些品质包括：仁厚（clemency）、温和（kindness）、平等（equity）、教养（civility）、慈悲（benevolence）、谨慎（prudence）、真诚（integrity）、节制（sobriety）、省欲（temperance）、慷慨（generosity）、正直（honesty）等。他说，一个温柔的人，乃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施以援手，帮助他人克服毛病，提升自身。用这种价值来规范世界，发展较迟因而缺点较多的国家，才可能无忧虑的接受帮助加速进步，一个更均衡和谐与分享的世界始有可能形成。如果自认为进步即可穷兵黩武和颐指气使，这种进步与野蛮落后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三、 多元和谐与媒体公道
当今世界，军事及政治的单边主义当道。这种单边主义其实有着一个更大的基础在支撑着，这就是一个近乎垄断的媒体资讯架构。于是，当强权要对某个特定对象采取某种行动前，必先透过媒体展开排山倒海般的宣传及丑化攻势来营造条件和气氛，作为合理化其即将采取手段的理由。有人认为，国际媒体结构沦为强权的工具，在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已经获得充分证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曾说过，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理由。他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对此，美国非主流思想家乔姆斯基与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在合着的《制造同意：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早已指出，当今全球受众所接受到的讯息，超过百分八十皆由少数媒体垄断寡头所生产。这是一个庞大的架构，他们决定着什么是新闻，什么事情的死亡者有生命价值，什么事情的死亡者没有价值。例如，数年前23岁的美国少女Rachael Corrie因为同情巴勒斯坦人，手持美国护照站在准备推毁巴勒斯坦民居的以色列推土机前，结果被活活碾死，但象这样的重大新闻，由于不符合强权的利益，美国媒体于是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不加理会。但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同样的镜头就会连续多年不断出现，他们会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姿态大肆宣扬与指责，俨然成了人道和正义之神。这种选择性的人道、正义、价值，清楚的暴露了垄断媒体架构，已经成了单边主义的核心环节。它可以在一夕之间让某国被千夫所指，成为公敌；也可以丑化对手故意破坏他国的形象，并籍此垄断了价值，形成了被加工制造的同意。
这种在垄断媒体架构下不断受到“修理”（bashing）的经验，中国人最有体会。近年来所谓的“修理中国”（China-bashing）早已成为固定性的骚扰。每逢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货币威胁论”等等，都会固定出现。目前正在上演的是“中国太空威胁论”、“中国潜艇威胁论”以及“中国产品劣质论”等。这是个替未来塑造敌人的过程，是强权支配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已不能袖手无为，而是必须加倍努力，一方面自求进步，另方面应开创新而有效的媒体架构，来为自己发出声音，也让其他蒙受不平等媒体待遇的新兴国家来分享平等的机会。因为只有平等，才可能有和谐的国际环境，现在应该到了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开始有所作为的时候了。
四、 马克布莱德报告与媒体新秩序
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全球媒体秩序，不能不重新提起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马克布莱德报告”（McBride Commission’s Report）。联合国在1978年有鉴于全球媒体不自由、不均衡、不公平的情况持续恶化，于是决定成立“马克布莱德委员会”，为全球新的资讯秩序而努力。该委员会后来提出的报告里，提出了资讯新秩序的十一项重要原则。除了传统的新闻自由外，在其中的第七项原则之下，全都涉及发展中国家的资讯权益问题，包括提出应让各国有替自己发声的架构和能力；国际社会应协助培养这样的能力，应该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媒体网络，让自己的声音被听闻，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国情被知道；全球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所尊重和理解包容。“马克布莱德报告”提倡的“资讯新秩序”，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重大创举。
但是，就是因为“马克布莱德报告”的目的之一，是要突破垄断性的媒体旧秩序，因此，当然不可能得到主要大国的积极回应，这也是该报告后来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目前，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由于垄断性的媒体寡头已更趋垄断，更多国家在全球化架构下受到媒体不公平的伤害，因而现在应该到了重新审视这份报告积极意义的时候，以努力开创媒体新秩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半岛电视台，它虽然尚无法制衡旧的媒体秩序，但在发生重大攸关问题时，至少已成了不容忽视的发声平台。阿拉伯世界能，中国为何不能？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建造”新阶段，除了加倍自求进步之外，也应该为“和谐世界”作出最大的努力，其中一点就是不但为自己发声，也协助与中国命运相同的新兴国家一起发声。因为一旦有了发声平台，虽然不足以威胁到垄断媒体架构，但至少可以扭转一切理由皆被别人垄断，一切议题皆被别人指定的局面，更要有余力去提出自己的日程表。
亚洲有着亚洲的价值与处境，这样的认知在亚洲已相当普遍。这样的认知已促成了亚洲在经贸秩序上的渐次整合，而资讯与文化的整合与发声，则至今尚未开始。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共同福祉，建造亚洲和世界媒体新秩序新架构已日益迫切。中国应该有成事不必在我的态度，集合并参与这样的新秩序，在平等互惠及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努力，以促成亚洲和世界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与团结。
（在“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国际研讨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