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新阶段的新问题

作者：南方朔

中国的“国家形成”才初步稳定，更多新的问题却已接踵而来。根据问题由内而外的层次，可概述如下：
1、中国的经济开放，大体上乃是顺着当今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财经市场趋势而前行的。以中国人民的勤奋，境外华人的参与，全球商品市场开放的程度，它当然给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及“潜在性全球最大新兴市场” 的机会。不过也必须指出的，乃是当今全球经济在美国带动下所形成的秩序，早已出现许多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并已扩散到了全球开发中国家，中国当然难以避免。
例如就区域及个人的贫富差距问题而言，当今的经济在美国主导下，“大资本主义”（Giantism）早已主控了生产及服务零售等行业。过去中产阶级所赖以存在的最主要之小企业、小店主等已无法存在。其次我们也知道当今美国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以解除“国家”的经济调控角色，一切随着“市场”决定。而所谓“市场”，其背后的隐形操作力量，则是美国的国家权力以及垄断资本的权力。因而“新自由主义”演变至今，美国已如同金融评论家彭勒（William Bonner）及威京（Addison Wiggin）在近著《债务帝国：时代性金融危机之兴起》里所说的，成了一个除了它本国，也诱发全球投机和不均衡发展的推手。美国债务帝国的模式，可以归纳成“国际与国内双赤字——低利率及富人减税——金钱流入其本国及国际股市房市——造成资金带动的投机潮及城乡不均衡发展扩大——次级房贷的债务衍生性商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这样的危机路径图。这种资金流通的模式，它对开发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各国政府的财经决策日益倾向于为资本服务，都市建设的投入增加，都市房价与生活费用日益增高，催动出以都市为中心的过度消费和物价上涨。近年来莫斯科成了全球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城市，印度的孟买、中国的上海、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伊斯坦布尔），也都是房价与物价腾飞。而开发中国家由于开放而造成的农村因为“接近市场”的机会较差，这种原本只应该是由于时间差而造成的贫富不均，也就在“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下，愈来愈被延迟。近年来开发中国家普遍往M型社会移动。这固然有内因，但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无疑扮演着极大的角色。开发中国家如何形成具有独立自主判断的财经观点及政策，强化国家调控能力，以谋求自我均衡的发展已日益迫切。中国的沿海城市偏荣，而占了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农村则无论教育、医疗、或者收入等方面的水准皆偏枯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即是警兆。这也代表了中国的开放改革在已有一定成效后，已进入了另一个更必须有自我主体认知、更符合自己多数国民利益的财经与内政政策思维与设计模式，否则即难免出现资源及成长果实的虚耗与错置，而失去了公平正义。更值得注意的，乃是最近以来，由于美元持续贬值，就全球民生而言，这形同是美国在对全球进行通货膨胀输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开发中国家已成了至为严峻的考验。这意味着中国无论就国际财经环境或本身的条件变化，都已进入了一个挑战更大的新阶段。
2、中国改革开放迄今，的确为中国开启了新的机会之窗。但我们也不容否认，那就是一切的解放，在解放出生命力的同时，也解放出各种尚未提升的恶劣元素，包括官吏的特权贪腐，从业者欠缺专业纪律因而造成的伪劣商品及服务品质不良；民间社会出现的补偿式炫耀消费及种种国民品质的恶行恶状；整个社会追求名利财富，和随之而来的哗众取宠等恶劣表现，以及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之后，造成的人际关系趋于紧张，社区感和道德情操日益淡薄。而由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我们早已知道各种政治社会体系尽管各有其文化特色，但发展过程却都有着极多公约数，包括透过专业纪律的建立及普及，社会规范的确定，政治及社会的改革，文化的重整等，而重建整体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中国内地极为关切“大国崛起”的课题，但似乎低估或忽视了其中社会与文化重编而建造合理性的过程。社会及文化重编乃是大国崛起的基底。这些课题在西方近代学术界已有了极多研究。例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改良，与资产阶级美德的出现密切相关；十六和十七世纪如何重建私人与社会生活的新方式等。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重建合理性的参考架构。这次“十七大”已触及这个问题，这乃是个重要的起点。中国重建合理性，除了自我提升外，其实还有重要的外部效应，那就是中国的渐趋成长，已使得某些西方人士或媒体，以过去的刻板印象作为非议中国的理据，这对中国当然会造成伤害。尽管这种非议并非全属有理，但若能本于“有则改之”的态度自我提升，当属幸事。
3、再次，根据《成长的极限》研究小组的论证，目前的地球早已超载达到百分之廿。近年来由于地球恶化，气候异变频繁，环境问题已在最近三年被提到了世界论坛上，成了首要课题。单单就温室气体这部分而论，目前全球每年排放一七九亿三千一百万吨。而美国一国即占七十亿六千七百万吨，为百分之四十。但因美国拒绝为了环境问题增加成本，影响其竞争力，并被中印等新兴国家追得缩短差距，遂使得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今年也拒绝加入欧盟的示范行动，反而是另提主张，把中印等国拉上谈判桌，要以一年半为期采平均点的方式来减少排放。美国的自私表现固已不必再论，但由此一来，像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不公平的承受并分摊一定的压力。十二月起，各国将在印尼荅里岛聚会，环境问题之迫切已可由此概见。
不过，尽管在环境问题上，美国的图谋对中印等新兴国家有失公道，但我们却也不容否认，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环境压力确实已告增加，空气与水的污染案例日增，沙漠化问题方兴未艾，凡此种种都显示出纵使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已必须要有自发的环境方案。发展较晚的国家，其发展模式和发展较早的国家不可能相同。发展较晚的国家在技术和建设领域享有后发先至的便宜，但发展较晚的国家在疑难问题上则必须付出压缩性更大的不利。改革开放迄今，中国过去的阶段得到极多便宜，现在则到了必须面对各类高压缩性问题的另一个阶段。环境只是一环而已，它涉及环境纪律的形成、国土的规划、环境的管控，特别重要的是环境科技的开发，新替代能源的研究。这个历史新阶段将比单纯的改革开放更为艰难许多倍。
4、再次则是当今被谈论得最多的所谓“民主”问题。西方的民主，在外国教科书及媒体上其实是个早已被“秘思化”的课题。这种“秘思化”也使得近代新兴国家里，民主经常成了一个困扰甚或动乱的新根源。到了最近则又成为强权颠覆式的“颜色革命”口号。所有“颜色革命”的国家从乌克兰、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皆使国家形势更趋恶化。这也显示出对民主问题，当今民主标准的错乱，已必须要有更多细密的历史性思考。
其实，民主在当今的世界上，早已透过西方话语的简化，被说成是个概念上的价值。事实上则是透过这种简化而掩饰掉了民主另一个黑暗面。举例而言，近代英国学者麦可曼（Michael Mann）早已指出过西方民主与对外扩张和战争的并存性。美国学者彼得盖伊（Peter 贝克（UlrichGay）则指出民主与煽动仇恨与排外的并存性。这在当代德国学者乌利希 Beck）的研究里更浓缩成“寻找敌人的民主”以及“被军事二分切割的现代性”（Militarily bisected Modernity）的重要概念。西方诩诩自得的民主，在稳定资产阶级秩序时，其实是靠着无数其他国家或其本国人民惨痛的代价而支撑出来的。这也是我在本文序言会引用摩洛哥思想家Laroui一段话的原因：“革命左倾幼稚病”和“民主救赎幼稚病”都同样值得警惕。这也是我们讨论民主问题时，不能不注意的历史和现实课题。
其实，如果将政治目标作出功能分类，良好的政治必须满足人民安全与发展、平等参与，最后则拥有和平转移政权等权利。而有关转移政权这个部分，它涉及体制的稳定和民主权威之形成，难度最大。今天许多民主国家，在人民安全与发展，平等参与上日益倒退，甚至动辄对外穷兵黩武。民主与和平，民主与民权间的对立问题实在值得警惕。
也正因此，当今的中国确实已到了一个对政治必须做出更多思考、研究与设计的时候了：它不能只是以“抓进碟子就是菜”的方式谈民主，而必须对民主与民权、民主与参与、民主与自由等即重叠又冲突的问题作出探讨与设计；它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自己的“政治论述”，这又是另一个更重大的历史课题。
5、最后，则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这个严肃的课题了。近代世界之所以混乱及战争频繁，主因即在于西方大国基本上是以一种牵制者、剥削者的姿态，延续着旧殖民时代的精神形成了世界秩序，于是剥削式的援助、军事及政治干涉、依赖性的而不发展的经济、穷国不堪负荷的债务压力等现象遂告不断。而今中国综合国力渐增，也开始在国际社会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稍早前已有国家认为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有挑拨因素的操纵，但由此也提示出，中国的国际交往已必须走一条与西方列强不同的道路；也不能重回过去那种“万邦来朝”的旧“朝贡制”的文化自大主义。个人认为中国的国际交往，必须更加考虑对方，予以真诚的协助，而不能只是把外国视为市场或资源国来对待；儒家的“天下一家”，指的即是要把别国视为自己家庭一份子那样去对待。这意味着中国已必须另行自创国际互动模式，而国际伦理价值如尊重、关怀、协助，应为互动的核心要素。所谓的“软权力”也只有落实到这种价值上才有意义，而不是像美国奈伊教授（Joseph Nye）把“文化支配”视为“软权力”。也只有如此，中国始有可能替纷乱的世界作出真正与西方不同的另类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