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儒、理学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庞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儒家一些好的东西如反抗精神、独立自主精神，在历史中都被淹没掉了。独尊儒术以后的儒学以及成为理学了的儒学不过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包装的伪儒学，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仍在一股脑地搞国学文化复兴，到底要复兴什么？许多人并不明白。因此，我们发出庞忠甲先生这篇文章，揭开历史上的一个个惊天之迷，把伪造和被篡改的历史颠倒过来。 第二文章与第一篇文章有紧密关系，有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便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我国历史上的畸形表现都是有着渊源关系的。封建专制最大的专制是心灵和思想专制。今天是到矫正的时候了，还儒学真正面目，还历史真面目。当然以往的历史都是封建专制惹的祸，中国今后再也不能走极端了。]
第二篇文章：庞忠甲：
-----真儒蒙尘华夏沉沦、神州悲怆命运交响曲（删改版）
中国历史上的真儒与伪儒
作者：庞忠甲
2007年6月12日
paulpang21@yahoo.com
作者简介：庞忠甲,男。原籍上海。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曾在山东、江苏等地从事电业技术管理、教育和科研等工作，有科技论著。1983年作为访问学者来美，曾任美国能源公司驻华商务代表，近年跻身华尔街金融投资界。2003年7月合著出版《美国证券市场导览》一书。现居纽约。
汉室草创未久就面临功臣和亲王叛乱的纷扰，以及吕氏之变，国祚几至不保，急需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之道。不少政治家总结历史经验，相信儒家在巩固政权方面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
儒学遭受暴秦摧残後，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开国皇帝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曾以藐视儒生著称，但建政後不得不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崇高正统地位。刘邦按儒生建议建立朝仪，首倡用太牢祭祀孔丘；其後儒学虽未为主流政治所用，却渐渐以今文经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形式重新崛起。惠帝时，废除了秦朝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之律”。文景之世，积极搜集遭秦火之后残存的古籍，包括儒家经典，开始设立《诗》、《书》、《春秋》等研究儒学经典的博士官。
文景直至武帝初年，儒学仍遭排斥，急於争锋的儒生如赵绾、王臧，因为触犯反儒的文帝皇窦氏，甚至被迫自杀。事实上当时许多成功的“让步政策”暗合儒家中庸精神，如力行廉政、轻徭薄赋、促进生产、改善民生，颇见成效，造就了悠悠神州久违了的大治年景。雄才大略的武帝继位，国势大定，“让步”到了极限，君王过够了“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的乏味日子，“清静无为”之类口号已无可恋栈，时势呼唤着一种全方位体现绝对权力强势的“永世其昌”治国战略思想体系出台。窦太后去世後，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贤良对策，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王朝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影响後世两千馀年的重大决策。
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表面上看来，由此开始，儒学从仲尼草创以来风风雨雨生生死死走过三百载荆棘路，终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岂不是应该“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殊不知实际上这是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古今中外帝王公卿和一切“家天下”或“准家天下”统治集团，出於人性两大调节元中第一性的私心原动力，总要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无所不用其极维护其特权地位於不堕。董仲舒不是圣人伏羲，刘彻亦非想象中的贤君文王。他们以超越秦始皇的绝顶聪明，深知单凭政权暴力这把硬刀子不足以服民，长治久安还要借重驾驭黎民思想的软刀子，文武合璧，双管齐下。他们灵犀相通的政治慧眼发现了儒家学说非同寻常的“可用性”，借儒家令名美誉为外壳，揉合刑名法术，“霸王道杂之”，偷梁换柱，重新塑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传之万世的两心失衡愚民治国方略。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了。
从汉武帝为始，对儒学的重大纂改，明显表现在把礼无限强调突出，并使其内容单向化和绝对化，成为由上而下压制民众和弱者的法宝。董仲舒抛弃了儒学关於君臣互相尊重、制衡的正名原则和中庸精神，排除了孟轲等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主张人臣绝对顺从君主，“委身致命”，“善者归君，恶者归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原来儒家思想中的君王和臣民之间的上下合作、制约关系，至此变成了唯上的主子和奴才关系。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曲解引申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观念最早见诸於儒家死对头法家经典《韩非子》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之说；三纲者，即君权、族权及夫权神圣不可侵犯性的确立，都不是儒家的思想。此外还请来了儒家一贯期期以为不可的神权，于是形成了牢牢束缚神州众生的四大套枷锁。由此为始，中国臣民存在於天地间的“正当”理由，只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专制政权。这四大套枷锁就是消灭中国人“个人本位”、“独立人格”以至“自我意识”的杀手，藉此架空了“仁”的两心调谐内涵，造就了千载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两心失衡一发难收，於是一切谋求私利的自我意识被视为可耻的万恶之源，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只能“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董氏学说重新宣扬商周时代的崇天神学，认为人间一切都由天意决定。吹捧皇帝为天之长子，奉天顺运君临人间；以“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之说确立君权的永恒合法性；并倡祥瑞灾异、五行循环、黑白赤三统和赤统代白统等愚民迷信虚妄邪说为辅。他本人不但常常推测祥瑞或灾异的天意，而且像巫师一样求雨、止雨，把清正的儒学搅和得妖气十足。从那时起孔丘被说成先知教主，本来完全非宗教的理性儒学被蒙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以利借助神威魔力推销其假儒学。後人遂称儒学（伪儒）为儒教或孔教。於是在中国封建帝皇专制政权直接控制利用下，形成了一种政儒（伪儒）合一，相当於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一元化统治体制。大家知道，宗教与学说大不相同，宗教化了的伪儒解释权尽归於帝王家和御用文人，尽以可不问是非，违反人性，却不容置疑。历史证明，在这种一元化统治体制下，政教之间，不再可能产生真性的“执两用中”，调谐两心以及权力制衡互动作用，恰恰相反，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得到御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条件的绝对的配合和支持，非常容易长期保持一种极端僵化难有出息的超稳定滞进型社会型态。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作在精神禁箍、扼杀灵性，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倡封杀灵性自由翱翔空间的愚民政策，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西汉“独尊儒术”以後，历朝统治者为了落实这种愚民政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吸引到死读经典教条，钻研伦理道德的牛角尖中去；通过推荐和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的青云路，把神州灵性智慧一股脑儿兜进了唯君权是颂的假儒学道统之毂中。原来经义之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尚无定格；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会试起，以反正、虚实、浅深、扇扇立格，是为八股之制。此时西方世界拨云破雾，民主与科学蓄势待发；中国却见“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後儒思潮甚嚣尘上，加上死书配八股，可怜华夏士子，无论上智下愚，此念怎容旁骛。如此一步紧一步，诱迫聪明的中国人丧尽对未知事物、新鲜事物的新奇感和探究欲，绞杀了先进哲学和社会科学崭露头角的机会，也断送了理论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发展的前程。
“独尊儒术”不仅成为意识型态领域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又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支持者实属法家立场，以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反对者持真性儒家立场，以民为本，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和伪儒指导下的反商和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一定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商贸常常获利钜大；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利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的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和垄断政策，从此在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从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封建王朝每到末期面临崩溃的时候，因为一时放松控制，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
董仲舒提出过“任德不任刑”的政见，似乎还有一点仁政的味道，这是因为暴秦速亡前鉴不远，过度依赖刑法逼使民不畏死铤而走险造反，实行相当程度的惠民政策收拢人心，是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政局稳定的需要。伪儒论仁，表面上依然陈义甚高，实际上已成为从属於以三纲为主干的礼教之下的一种幌子、一种工具，一种软刀子，具有极其虚伪的愚民特性；他们所谓仁政，充其量只是一种冠冕堂皇口号和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罢了。中国近代历史学家翦伯曾称之为大乱之後、新政之初，封建皇朝时而行之的“仁政”为“让步政策”，是相当贴切传神的。
无论如何，紧接暴秦之後，西汉刚刚开始的假儒学，一下子不能走得太远，还比较宽松，留有余地。
董仲舒篡改儒家学说，使之成为贯彻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不可能一举手将人性两心中第一性居主动地位的私心赶尽杀绝。董仲舒强调“身之养莫重于义”，提倡“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影响深远，成为伪儒“义利之辨”的公式。他曾经说过“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心，故养莫重於义。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可见其义利之辨，虽已趋向极端，但还承认利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时汉武帝也没有完全执行禁绝百家的极端主张，“博开艺能者路，悉延百端之学”雅量犹存。董仲舒倡导的假儒学也不免遭遇一系列不同的或对立的观念较量，如非神性的“古文经学”、道家老庄神秘主义、魏晋玄学、外来的佛教思想等。唯因其同出一辙的消极属性，根本无法抗衡政教合一体制强力支持下伪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的主流地位。董仲舒赖以发家的今文经学，到西晋时终因陷于虚妄的图谶之学以及越来越繁琐诡异而遭淘汰，但伪儒仍以“名教”为旗号，照样“发扬光大”。即便在佛道势力一度极盛的南北朝隋唐时期，也保有强大的潜势力。异族国家北魏，以“儒家”特色实行汉化；蒙古入主的元代，也采用“孔孟之道”治国，但当然都是不折不扣的伪儒。
愚民政策的极至----理学：
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由汉而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虽受伪儒制约，还没有落到完全停滞或倒退的地步。到了宋朝，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经过五代丧乱、王安石变法，社会动荡不宁，外族侵犯祸乱无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王朝为求巩固政权，厉行高度中央集权政策，同时力图强化内部精神控制。此际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过於消极、出世，难於成为治国之道，於是伪儒得到了进一步勃兴的历史机会。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伊始，就竭力褒扬孔子，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缮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人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多次亲临国子监主持盛大祭孔仪式；宋真宗还去曲阜祭孔，加封孔丘为“至圣文宣王”。在强力政治支持下，伪儒思想家们配合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治需要，博采释、道消极因素之精，融合发展，结果产生了所谓新儒学的理学，又叫做道学，达到了一个史称後儒的伪儒理论新高峰，或者说是西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北宋周敦颐（1017－1073）素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理学正式成形当归功於程灏（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後继大师有南宋朱熹（1130－1200）、陆九渊（1139－1193）、明代王守仁（王阳明，1473－1529）等。其中朱熹尤为南宋以後近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尊奉，明清时期列为大成殿十哲之次，其学说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
理学有派别之分，程颐和朱熹一派称程朱派；程灏和陆九渊、王守仁等称陆王派，他们的理学亦称心学。两派有所分歧，实质上曲解儒学，“以理杀人”则一，後者尤其发展到了偏锋极端。
理学的理，就是所谓天理。用程颐的话说，“理者，天也”，“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认为“天人本无二”，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这些话似乎同先儒的一些说法相仿；根本的变异在於，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崇公抑私’的产物：“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封建伦理规定义为天理的体现，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秩序。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记之为五常（即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此理之流行，无所而不在。”（《朱子文集》）这样，遵守纲常伦理就是遵从“天理”，违背纲常伦理，就是逆天，就是违背做人的道理，就为天所不容。
真儒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理学家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道德上的修养，又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欲采取极端虚伪、荒谬，背悖公理常识的严厉排斥、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过去妇女改嫁还有一定自由，到了宋儒当道之时，就遭到了非难和否定。理学奠基人程颐认为寡妇即使饿死也不能再嫁，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泛指违反封建礼教规范）事极大”。朱熹弟子王柏居然指责《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为“淫奔之诗”，悍然删去几十篇。
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似乎泛指一切事物，现今还有人附会誉为相当於近世科学的认识论，加以颂扬；其实朱熹自己讲得很清楚：“然其格也亦须有缓急之序……为此事而不穷天理、明人道、讲圣言，通世故，乃死然存心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理学的格物目的可以说全在於认识自己本体中固有的符合他们定义的天理的本性，叫做“复理”，从而去除掉那障蔽了天理的因素──人欲，而非研究“草木”、“器用”的客观规律性。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程朱理学把传统的“三纲五常”推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偏锋，加以理论化和通俗化，作为社会永存不灭的最高道德标准。朱熹将儒家文献《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成《四书》，用毕生精力，按其理学伪儒观念撰写了《四书章句集》，其後被尊为“时君世王，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取此法”的最高经典。这套学说对专制王朝强化统治有极大支持作用，於是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朱熹的代表作成了“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 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宋代程朱之学渐盛，但当时国家政策还没有过度使用暴力强行贯彻，太祖赵匡胤时订立了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的读书人的宽大政策，对持不同政见者处以免职、贬逐等惩罚，一般不加杀戮，也不兴文字狱。那时，孟轲的“民重君轻”言论尚未被禁，“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进步观念还可以流传。
率先使用政权极端暴力手段推行伪儒愚民政策，以求彻底禁锢人性的人君当推明太租朱元璋。明代开国後设锦衣卫，兴文字狱，不听命出仕的人会遭到满门抄斩。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欲将亚圣孟轲逐出孔庙；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孟轲进一步遭贬，刘三吾定《孟子节文》，删去八十五章，宣布“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明朝皇帝可将大臣当朝剥下裤子打板子至死，称为廷杖，人臣的尊严和权利然无存。整个明代从未放松精神控制和严酷镇压，阳明之学和八股文的出现，尤其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的恶性趋势。适成对照，就在中国社会两心失衡积重难返的晚明时期，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宗教革命成功，民主启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经济活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转折已然势不可挡。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理学。黄宗羲则在史学上下功夫，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色彩，并且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王夫之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万物万事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唯器（实体物质）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学的理论基础。颜元认为程朱陆王之学，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他批评理学“其所谓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入，後儒以理杀入，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经过考证，指出宋儒奉为神圣经典的《太极图》以至古文尚书，都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变造品或後人伪作，由而动摇了理学的阵地。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了明代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残酷专政。雍正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重振後儒道统地位，逼得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同明清皇帝的作为相比，焚书坑儒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清末康有为的牵强附会
清朝光绪年间，有心人康有为（1858－1927），试图重新解释儒家学说，倡导孔教推动维新改革，以失败告终。康氏高瞻远瞩，抓住根本，对儒家学说本来意义有真切理解，见识超乎时人，但方法不当，时机不对，事与愿违焉。
甲午战败，坚持“中学为体”的洋务运动难有成就，而日本明治维新绩效斐然，足为明证。是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辅佐光绪帝试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这样的见解，同两心调谐原理关於先进文化推手作用说灵犀相通，所见略同也。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启超曾谈到康氏对基督教独有所见，他说康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实用，於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孔教”之议。
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释。他在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於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他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於是在《孔子改制考》中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把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观念引为孔子学说的内容。他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释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变儒学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释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後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布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於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随着百日维新运动软弱的主导人光绪皇帝败於后党，迅速垮台，康有为的创意努力顿失凭藉，付诸东流了。
康氏急於求成，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把握了真版儒家学说作为历久弥新的先进文化结晶本质。如果说中国人今天意识到儒家学说原理可为框架基础，藉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并且推介整个人类大家庭重整信仰体系，康氏就是了不起的先驱者。但在科技发达，中世纪宗教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硬把理性的改革学说变造成为神性的宗教，则无法苟同也。
伪儒乃封建统治最好的驯服工具
理学是一门专门培养造完美无缺的奴才（内圣）的学问。理学家们迂腐、愚昧、冷酷、残忍，却对外患无所措手足。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贵族入主的元朝，中国封建皇朝无不依仗後儒理学为支持，把封建统治集团的自私，说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为专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持统治权力永世其昌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价把本已滞进的国家导向几至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历史上曾有不胜自豪的四大发明，但正如儒家诤友鲁迅君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法兰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评说“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现代中国人懂得了高度评价西方基督教地区的海洋文明，认为他们的航海事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催化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其实中国的航海能力本来一点也不弱。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首航率部二万七千人，巨舰六十二艘，经十馀国，为时两载而归，其後继以六次出航盛举，总共历时三十年，航海规模和水准当时举世无双。据说目的是扬威，实际上可能为了寻找被推翻了的建文帝的下落。不管怎麽样，结果只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政治大游行，“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事业，接下来反而毁船禁海，自闭门户，除了劳民伤财，没有产生涉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意义。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实话直说的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鲜矣仁！不得其正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伪儒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虚妄，突显在中国“国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坏事做绝，好话说尽，不足为奇也。
假情假义打造了中国人注重虚名而不在乎实效的历史传统，喜好形式主义，花架子，只关心事物的现像和形式，不注重实质和内容，认真不起来或不能恒久地认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隋炀帝时，西域诸番来朝，陈百戏於端门以示之，终月而罢，所费钜万。诸番入丰都市交易，先命整饰店市，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胡客过酒食店，悉邀入，醉饱而散，不取其值。诒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其黠者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体，何不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如果统观後世遗事，炀帝不免小巫见大巫了。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为自己而活；中国人据说不该有自我意识，是为君国、尊长而存活的奴才命，活着是给人看的。在伪儒“心态文化”主宰下，人们必须违心地妆扮成无私无我的模样过日子。可奈活人抹煞不掉私心，於是弄虚作假就成了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伪善表演，厚黑权谋之道被视为最高智慧，全国终要变得像一座互相欺骗做作的大戏台。
人们经常戚戚於怀的是如何制造假象炫耀亲友邻人，无处不见打肿了脸充胖子的穷措大现象。孩子们必须按照长辈光宗耀祖的意图选择学校和专业，而不是为了更好地自由发展。其实中式教育本来就以否定个人本位、消灭自我意识为天职，与一个诚字格格不入，所谓学问，玩世不恭有馀，创造发明无缘。如果不能从大本大源处找到“崇公抑私”、“以公灭私”，两心失衡这个病根，那“中国国民劣根性”是绝对无药可除的。”
魏晋时期一度出现思想活跃、多派学说和中外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近世有学者喻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好象应该“激活”出一些有利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事实上却完全没有产生突破伪儒魔障和重建两心调谐的任何积极作用。这又是什麽原因呢？”
春秋战国乱世，诸子百家得到了学术争鸣的机会，各种倾向的派别都粉墨登场了。用两心调谐论观点区分，可以看到极端自私范畴的两大派。其一为消极型的杨朱和老庄哲学，另一为积极型的实属恐怖主义帝王术的所谓法家者流；还可以看到与之相对立的夸大爱心或公心过头的另一极端，即提倡“兼爱”的墨家学说。儒家则代表了非极端的体现两心调谐的中庸之道。在这种“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自由争鸣形势下是可能争出一些真理来的。
伪儒、释、道相结合等于阿Q精神！
魏晋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政权衰落或不存，伪儒的思想禁锢作用有所削弱，人们似乎多了一些发表见解和选择信仰的相对自由。史载当君王的忽而信道反佛、忽而信佛反道，好象很热闹。但请注意，秦朝以後几乎从来没有一位中国专制君主反儒（伪儒），即便受汉文化影响的异族统治集团也普遍体认了伪儒的甜头。进入魏晋时期，伪儒提供的整套愚民政策已经成为维护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基石，那时的“宽松”环境，其实只容许若干不至于冲击伪儒统治地位，当然更不至于威胁政权的消极型思想哲学流派存在和喧嚣而已。时尚流行的老庄神秘主义、外来转型的佛教思想和魏晋独特的玄学流派等，都是一个比一个争着标榜消极无为；看起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实际上同属於一种以逃避出世为共同特徵的消极自保倾向而几乎不及其他，结果必然同两心调谐原理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那还会有什麽真理电光石火可期呢？
对于儒家以外主要学说，首先恐怕还是要重提一下法家。战国末期政治上最为成功的是所谓法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後期受到过一些人大肆颂扬，甚至把它同现代的法治观念混为一谈。前面一再谈到过，以秦国一些政治人物为代表的法家也者，主要是将法与礼对立和割裂开来，把古已有之的严刑峻法极端夸大，用以否定礼存在的必要，倡导恐怖主义极权人治的一群政客。後期为暴秦效力的着名法家韩非和李斯，原来和儒家有点渊源，但他们背离了两心调谐这一基点，滑向了儒家的对立面，同儒家泾渭分明，背道而驰了。他们以反智愚民为能事，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王蠹》）他们主张剥夺民众追求自身幸福的根本权利，彻底否定个人本位意识，充当君主暴力特权统治阶层的驯服工具；以为“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则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必胜；邪必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可以说是宋朝朱熹“尽天理，灭人欲”的祖师爷。
靠严刑峻法发迹的秦政权，时称“虎狼之国”（《战国策》），风云际会，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可以成就万世大业；但逃不过社会性两心严重失衡无可避免招致的惩罚。不过倏忽十五年（公元前221－207年），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在遍地起义烽烟中分崩离析，寿终正寝了。有个清朝文人卢文绍注脚得好：“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速其亡也。”秦以後，法家声名狼藉，这个名称是不好用了。在“独尊儒术”的政治大环境里，伪礼当道，“三纲五常”为封建帝王提供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合法性”，刑法回归礼的范畴，作为礼的“强制性”组成部分而存在，专制王朝毋须抬出法家理论，就可任意行使法家倡导的“以杀治国”恐怖主义统治手段。法家这个概念，从此融入了政治化的伪儒里面，不再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可言。因而到魏晋时期，法家这回事是可以不论的了。
在法家形成气候之前，作为另一极端的墨家学说曾经盛行一时。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把爱心或公心发挥到了远离两心调谐位置的极端，其震撼人心的善愿，可与後世空想社会主义相辉映。墨学主张通过自我牺牲，带来博爱与和平，包含许多立意美好但惜乎两心失衡的见解，在烽火连天，充斥不公平社会现象而又无可奈何的惶惶乱世，听起来格外动人，但实行起来一样也行不通，所以何妨称之为古代中国式乌托邦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自从暴秦崛起以降，墨家後继无人，从此几同烟消云散，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墨学已“莫得其详”，可算是古董了。
(北京大军网站编者按：墨家之所以烟消云散，很可能与秦始皇的残酷打压有关，在整个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墨家是反抗最强烈的一个学派，在抵抗秦国的入侵中，墨家消耗了整个学派的大部分力量，后来在秦王朝的迫害之下，残存的墨家人士凤毛麟角，少数东渡逃跑到今天的日本，并给日本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人认为今天的日本文化就是当年的墨家文化，工于制造和科技，富于拼搏的武士道精神，集体团结的社团精神，都与墨家文化十分相似。墨家决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平民主义的大众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帝王统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墨家的灭亡是秦朝暴君政治和独裁专制镇压的结果。作者对墨家的研究显然不够，这里特做说明。)
老庄哲学，和法家一般，两者都是极端为己、两心失衡的产物。老庄哲学主张“绝圣弃智”，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反智愚民立场与法家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但在政治社会观念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取向。道家主张消极自保，一面声称“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对社会不负任何责任，一面但求自己享受匪夷所思的极乐仙境。
借其神秘莫测特色发展起来的道教，几乎全面拒斥人类进步文明，视治世之道为精神污染，以人世间为原型编造出了冥天之上等级森严的诸神众仙，宣扬虔修得道可升仙界，“蹑太清”、“朝玉京”，长沐天恩，永享不死不灭殊荣。道家奉行无心、贵生、无为之道，是为了解决生存困境无奈的绝对痛苦，解决人生有和无的冲突，在逃避现实中追求绝对快乐境界，显然是一种不能用来治世的无政府主义之道，在汉末以至魏晋乱世却曾大放异彩，并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及禅学的思辨。
道家及其派生的魏晋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闲养生哲学，逃离现实的隐逸文化，由原始的混沌的阴阳五行生克之说，继承和揉合了巫、史、祝、卜，使用筮占吉凶，符咒驱鬼治病，炼丹建醮祈求长生不死等方术传教；衍生了气功、导引、烧丹、服食、羽化、保精、“除病”、黄历、流年、采补以及坟山风水之类无补社会性拨乱反正或发展进步的“学问”，兴起了民间迷信的巫术，更加抑阻了理性科学的伸张。道家虽然数度极盛并长存不灭，特别在唐代因为皇帝与老子同姓而备受尊荣，但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对奉行伪儒愚民政策始终不渝的历代统治集团来说，道家学说不失为社会上失意或闲散的人们寄托和消磨意志的游仙窟，一种别开生面的辅助性“稳定因素”。
佛教始祖，印度王子释迦牟尼为了追求再无老病死苦，再无恐怖愁忧的大智慧，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三十五岁成道，说法四十五年。所创教理，旨在阐发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主张人类自救而非期待神佑。他不崇拜神，反对祭祀牺牲，也不以为有灵魂存在，其观念更近无神论而称不上宗教。他逝世二百年後，其门徒开始尊释迦牟尼为下凡的大神，并认为在释氏前後皆有更多神灵临世，于是形成了多神的佛教。释迦牟尼对後人的封神立教，和文昌帝君的遭遇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佛教流派很多，传入中土的主要是小乘派，已与当初佛祖原旨相去不知几何，同（伪）儒、道等折冲揉合後的中国化佛教，又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佛学为中国带来了什麽样的哲理？後来怎样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何种影响？
无独有偶，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带来的佛学宇宙观同道家学说有很大的相似性。佛学以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然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故曰‘三界唯心’”。那“佛识”同老子的道一样，“惚兮恍兮”、“寂兮寥兮”，没有一切分别，除去所有拣择，泯灭任何爱恶。即没有任何尘世杂念，像明镜一样澄澈透亮，一尘不染，等同大化。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随心随意的省力的宇宙观。
道家飘逸，仙风道骨；佛心空明，超凡脱俗。但是寺观需要香火供养；中国世俗普通百姓在痛苦中渴望解脱，却无法离开现实一步。於是佛老寺观表现了教义与实践自相矛盾的奇特“灵活性”。虚无缥渺的玄学理论，竟变成了现实人生意向和冀求神佑奇迹的原始泛神论侥幸迷信观念相结合的象征缩影。以人世间各种历史人物原型为模特，编造出冥间天上等级森严、层次繁复的诸神众仙，但见千百神佛偶像，有佛道混杂出色人物、天兵天将、五百罗汉、阴曹地府、民间英雄，三教九流、鸡狗并列，无不可以塑像膜拜；人生一切忧患、期盼和想像，诸如寿夭、生育、功名、金钱、嫁娶、病痛、来世……什麽都可以不必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从那些本来主张一切皆空，本来以为什麽都没有意义的神灵那里求得保佑如愿以偿，或通过许愿、还愿之类“贿赂”手段，把神灵当做见财眼开的贪官污吏，“诱使”神灵为自己的目的效劳。于是芸芸众生就不知不觉地沉浸於通灵幻想而安贫乐道起来，不必为那“心生之境”心劳日拙了。
佛老哲学观念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们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如此人生，天赋人类灵性创造能力还有什麽积极意义可言？何来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进步？或者说，如果人类自甘如此不求长进，无论如何巧言令辞、自圆其说，客观上和实质上同非灵性生物的生存方式相较有什麽高明？
迄今犹有一些学者赞颂魏晋玄学，视为反抗专制统治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其实玄学无非集释道消极因素之大成，根本背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发展进步天职。一些身处乱朝的仕人，既向往仕途利禄，又羡慕避世的惬意和论辩中美的享受，保身全命、苟合取容、进退失据之馀，把老子的清静和庄子的放浪相结合，加上禅学的空论，居其位不事其事，悠游山水，寄情风月，追求所谓心隐洞见，妙赏深情，造成清谈玄虚之风，被於朝野。
这种知识份子的消极型唯我主义自我堕落倾向，虽然淤塞了天赋灵性创造发明的通途，却不违背专制统治者稳定政局的需要，只是不容得此辈挑战伪儒名教的底线。有个名士派奇才嵇康（223－264），与曹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跟定了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居然狂妄到了轻蔑“儒家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对司马氏借名教以行篡权杀伐之实，结果以言论放荡、非毁儒家经典的罪名为司马氏所杀害。後来的玄学家们以嵇康为戒，几乎统统成了欺世盗名、斯文扫地、不事生产、不负责任的逍遥派了。
怪不道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
以上对佛老的评论，同当年儒家和老庄、杨朱、墨翟、惠施、公孙龙以及其他诸子百家间的争鸣一样，概以人人可以体验感悟的人性范畴基本常识公理为依据，即由两心调谐原理推引而来，同所谓宗教歧视也者风马牛不相及也，亦不涉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何况实践证明那时理性路线行之不通，神性宗教更有希望成为济世哲理的有效载体呢。只可惜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并没有为浸沉伪儒文化孽海的中国人带来任何新的“激活”机会。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所谓思想活跃，完全不可能激发出引领中国人脱离两心失衡深渊所需的智慧和力量。
常居“心态文化”主导地位的伪儒倡导的“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伪儒的礼治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佛老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个体内在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
外在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压力使人丧失自我意识，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愿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个人本位”观念，进而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要取消“人”。所谓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适得其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妨认为就是日後宋明理学彻底“反人本主义”的先声。
事实上，从西汉、魏晋而入宋，除了墙开花墙外香的所谓“四大发明”外，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还是有许多可以称道的进步，综合水平长居世界前列。大约宋代生产技术达到了巅峰，例如发明链带传动，建造运河升船水闸；冶金业发展成功可锻铸铁，用於农具制造工艺、改进（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完善农具配套性能；南方开发水田，育成、推广早熟稻（实现两熟或三熟），以及移秧法、轮耕法等农艺学进步；灌溉工具如人力龙骨踏车（翻车）和水力筒车或水轮的普遍使用……引发了一场堪称为“耕制革命”的绿色革命；南宋能够造有效利用风力的多桅海船，舵长三、五丈，采用水密舱，最大载重数万石，可乘上千人，供给吃用一年的粮食；其他如采矿业、冶铸业、造船业、染织业、陶瓷业等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进步。在理论科学方面，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最早提出高次方程式求根法，元代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中的多元式理论和级数理论都属当时一流先进水平，并直接用之於水利和建筑工程。惜乎由元、明入清，後继乏力，罕有建树，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几乎毫无进步，不可能带动商品经济崛起和催生资本主义萌芽。以中国非农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棉纺业为例，清乾隆中叶，西欧开始采用蒸汽动力，出现了十六锭纺车，成为资本主义起步的先驱产业，中国则仍停留在农家副业手工单锭水平，超越不了宋末薛景石《梓人遗制》那套技法，和秦砖汉瓦，井臼灶炕一样，大有传之万世而不易兮的静气。
汉以後，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屡有扩展疆域，显示天朝国力的表现，但缺乏生产力进步为後盾，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可谓无所长进，只是鲜有上升意义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实质国力与工业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终於在东西方不可避免到来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了。
重新认识真实的儒家，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两千多年里，儒学和儒家在被统治阶级拿来利用的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歪曲，今天我们要发觉儒家真正的精神，那就是反抗和独立。孔子的一生都是民间的独立学者，今天的中国要发扬当年孔子独立自主的精神，壮大民间的力量，而不是依附官府，专门为强权服务。
从“文艺复兴”联想到了中国的文学创作。这样的“心态文化”大环境中，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驰骋空间的中国文人，就如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写下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歌颂、讨伐、批判、控诉、感伤、写景、志怪等等美文，电影说明书般的笔记小说，铺陈华丽、缠绵悱恻、回肠荡气、对仗工整的诗赋、联语……堪供击节称赏、唱和不止；至於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具有个性探索深度，颂扬个人奋斗精神，在“大私”基础之上弘扬“大公”，从而导向两心调谐的伟大作品，可谓非分之想。中国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写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数的几部传世长篇小说，苦於土壤条件贫瘠，营养底气不足，也难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灿烂纷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了。
文以载道，道兮沉沦，文盍乎兴？人称中国史料丰富，但史学贫困，或者说史观贫乏，其实是一个原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奈的中国人民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不可胜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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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儒、理学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庞忠甲
2007年6月12日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正式开始，中国人民奉陪超级大导演毛泽东，在绵延十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一场牺牲惨重、惊天动地的演出；但迄今为止，可怜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好像只是对着墙壁做戏。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从中国自身到整个世界，这桩特大历史公案仍然沉浸在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造就的滔天迷雾之中。
所谓正统文革史观者，用“毛泽东错误发动──林彪四人帮借机篡党夺权──造反派干尽坏事”这样的三段论法，以“一场浩劫”笼而统之概括了之，不容深究。如此处理，显属稳定当前政局的功利主义谋略，一时有助于集中精力实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增进“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智慧，无助于中国社会根治痼疾、长治久安、创新发展，无助于突破瓶颈、深化改革，如假包换晋身世界现代先进行列。
至于非正统的文革史观，由于尚少立足大本大源进行评价，倒因为果、主次不分的误解俯拾皆是。海内外多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简单化和庸俗化地解释为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及专制、独裁、野心、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等等原因。这些统统不失为发动文革的重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都不足以切中深层要害，反映事物的本质要素。试问古今中外，权力斗争、专制、独裁、野心、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层出不穷，无时无地无之，可哪有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哪有一个设想过搞文化大革命的？
颇有人以为毛泽东命名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两字文不对题，只能以“大革文化命”相讥取笑作乐了。殊不知这场运动矛头直指人类社会深层文化意识中的大本大源，旨在剿灭人性之本的私心原动力，是一场意在彻底改造人性，或者说彻底改造“心态文化”的非常事件、地地道道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文革的“正名”方面并没有犯错误。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脑群中的异数。他一面坚持绝对权力，一面又不甘顺应绝对权力导向绝对腐化从此沉沦，他不愿放过了大权在握大展宏图的天降大任，他深信已经找到了金不换的非私唯公救世良方，他决意“为民作主”，倾力挽狂澜于既倒，救党、救国、救民、救社会主义。
就人性“大本大源”而言，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的驱动作用，出自利己的私心。这种私心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生存本能，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如果听任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人类特秉的灵性就会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走上自我否定的不归路。
“万物之灵”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因为得天独厚拥有灵性，而且因为通过灵性感悟，懂得利他的爱心（公心）的重要性，明白“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能够后天培育、弘扬和运用爱心（公心）调控私心，克服自私倾向，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利己与利人的统一）顺畅发挥。唯其如此，人类方得走出丛林，建立社会生活，开创文明纪元，持续发展进步。
有史以来，人类世界两心（私心与爱心）调谐有成，但步履维艰，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直摆脱不了丛林法则的范畴。一部二十四史或整个世界史，犹如自相残杀的“相砍书”。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憧憬着与自私“至恶”遥遥相对的另一极端，那就是无私忘我的极端“至善”之境；一旦进入那样的君子国，从此告别自私原罪，幸福美满无以复加。
人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领教了从帝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的自私“至恶”大型社会实验，国际社会因此建立了一系列血泪酿成的防范共识和对策；却始终积欠着一笔遥遥相对、另一极端的“至善”实验债。
要组织实行一场规模宏大的“至善”社会实验（而非十九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小打小闹），其难度之大，显然远过于一切基于原罪正向冲动的“至恶”型实验。
中国出了一个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无数倍，高踞绝对权力顶峰，常怀改造人性理想大志，“仅次于上帝”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贯倡导“破私立公”、“大公无私”，藉“阶级斗争”紧箍咒雷厉风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式千年名教传统；如果人类史上不可避免上演一场货真价实的“至善”极端化实验大戏，那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成了举世无匹的当然首选了。
竟有谁像年逾古稀的毛泽东那样，孤愤孤胆，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亲自缔造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超稳定”型政权机器，以摧朽拉枯之势，将有误苍生的大小众神打翻在地，“全无敌”，去缔造一个往昔多少志士仁人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但始终无从实现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红彤彤理想社会。
这场运动的大批判纲领，就是毫不含糊，替天行道的“斗私批修”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批修实质上也就是斗私，私才是他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他终于找到了另类克敌制胜的方法。
人类需要谴责和克服的是“自私”，绝非出诸生物本能、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任何一种生物，一旦丧失了“利己私心”，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消亡、灭种；人类也不会例外。
在英语中，“私”与“自私”这两个词汇分得一清二楚，既非同义词，也不算近义词。糟糕的是，汉语中这两个词汇可以混为一谈，不分彼此。毛泽东纵有大智大能，其悲剧性在于一样掉进了这个汉语误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把自私当成了私，或者说把私当成了自私，放在一锅煮了。
蹊跷的是，中共向全球公告时，一如既往，把文革大批判纲领“斗私批修”中那个最要紧的“私”（Private Desire）字，译成了英文中的“自私”(Selfishness），所以在事态发展到瞠目结舌之前，外国人一开始所能想像的是，兴许今朝风流人物发动了一场旨在剿灭人性万恶之源--“自私”的思想改造运动，神秘的东方正在冉冉浮现一个旷古未有道德高尚的人间天堂，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焉。
毛泽东在反右以后，一九五八年起倡导“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接着领导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发明“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起坚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至一九六六年义无反顾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违情悖理的事件，如果沿著毛不屈不挠坚持贯彻其否定“两心调谐”的“唯公一心”“至善”理想救世良愿这样一条主线，结合毛泽东几乎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在一片“伟大、光荣、正确”的欢呼声中，没有哪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胆敢向他大喝一声“‘私’字断断反不得，你错了！”的特定背景去观察，去理解，就是毛式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必然后续发展了。
尽管文革之发生，有政权结构、领袖个性、权力斗争、国际形势等许多背景条件和复杂因素，但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它根本不是人类常规经验所能比拟或解释的传统已知事物，唯有按其核心内涵定性为“史无前例”、名至实归，填补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大阙环的“至善”极端化实验；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高无上的头号意义。八亿神州中国人民丝毫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无可逃脱地必须全程奉陪这场后来被中共自己形容为“十年浩劫”的奇特社会实验。
“两心调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过与不及，各趋极端，皆不足取。“至恶”与“至善”两种极端，表象迥异，但后果互为伯仲，都是违背中庸之道优化方法论的“贼道”。
文革“至善”极端之想，表面上无限美好，实则因为否定了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那具有七情六欲的中国人，要么把自己伪装起来，要么变成无知无觉的植物人。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学习雷锋好榜样” 、“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自欺欺人，纯属伪善弥天大谎。把偌大一个国家，折腾成了人人必须靠着装模作样、相互欺骗混日子，宛若一座“假大空”铺天盖地、响彻云霄的杂耍大舞台。在“至善”极端化环境中，由于自私原罪披上了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伪装，变得更加阴暗、恶毒、残酷，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其破坏性和危害性，较之“至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至死不渝，没有醒悟“唯公一心论”的荒谬性和不可行性。这场实验坚持不止，无论造反派或老干部掌权，那“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总是“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每况愈下，“自作之孽，不可逭也”。
毛泽东始终没有读懂马克思，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同思想上的“破私立公”相配套，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这种蒙着无上神圣光辉，貌似高居道德制高点的治世宏论，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抛弃了他自己青年时期在人性大本大源这个命题上的真知灼见（参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李锐著，香港天地图书，1996）。
马克思主义是关於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学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个体从群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他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批判地考察个人及其现实生存条件，从而指出个人终将从现存的生存条件下解放出来，达到个性自由的境界。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即追求利益的冲动。换言之，就是人性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废除一切意义上的私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废除当时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作为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质上应该正名为一种“两心调谐”进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级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种个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调谐为前提，根本不同於当时以兽性丛林法则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也不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那种片面强调社会和集体（联合）利益和无私献身精神，否认个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压抑以至抹杀个性，以个人私心积极性为耻的公有制。
这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轰轰烈烈展开，实际上是一场反马克思主义、反“两心调谐”原理、反真版孔孟之道，将伪儒“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悖论推向登峰造极的宏大无比的社会实验。
中国经历了这场石破天惊的伟大实验，全党全民切身体认了“至善”极端化的苦果，才会有回归正道，向私求教的改革开放大转折，取得了灿烂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避免了苏联、东欧和蒙古的大变局。也正因为讳言文革的史实和性质，无法深刻认识、认真总结文革的宝贵历史经验，人性大本大源的公理常识犹在迷失之海，找不到解决道德沦丧、信仰真空，建设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改革大业存在难以突破的自设局限性。
这场奇特的社会实验，其非同寻常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无可取代；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精神财富。“万物之灵”一旦清醒地全面地总结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教训，为这笔挥之不去的“至善”相思债写下句号，丢掉幻想，大彻大悟，岂不有望“两心调谐”趋于功德圆满，轻松告别那血泪斑斑的“史前史”，去开创一部马克思期许的真正的人类史。
重新解说，找出文革的深层意义，完备“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智慧，意味着容不得“至善”或“至恶”极端化继续肇致社会性人性畸变，酿成“人间浩劫”；在世界任何地方永不重演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邓小平曾经沉痛地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为什么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性质恶劣的极端政治？那儿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以“权力制衡”为保障的不断求中（中庸之道）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如果不希望中国沦为任凭绝对权力支配的极端政治试验场，就要设法让这样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是一等明白人，讲的是一等明白话。虽然他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的重任，还有待今人大展所长。
重新解说，事不宜迟。
参考键接：《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07&typeid=17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13&typeid=17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19&typeid=17
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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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庞忠甲：
-----真儒蒙尘华夏沉沦、神州悲怆命运交响曲（删改版）
中国历史上的真儒与伪儒
作者：庞忠甲
2007年6月12日
paulpang21@yahoo.com
作者简介：庞忠甲,男。原籍上海。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曾在山东、江苏等地从事电业技术管理、教育和科研等工作，有科技论著。1983年作为访问学者来美，曾任美国能源公司驻华商务代表，近年跻身华尔街金融投资界。2003年7月合著出版《美国证券市场导览》一书。现居纽约。
汉室草创未久就面临功臣和亲王叛乱的纷扰，以及吕氏之变，国祚几至不保，急需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之道。不少政治家总结历史经验，相信儒家在巩固政权方面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
儒学遭受暴秦摧残後，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开国皇帝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曾以藐视儒生著称，但建政後不得不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崇高正统地位。刘邦按儒生建议建立朝仪，首倡用太牢祭祀孔丘；其後儒学虽未为主流政治所用，却渐渐以今文经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形式重新崛起。惠帝时，废除了秦朝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之律”。文景之世，积极搜集遭秦火之后残存的古籍，包括儒家经典，开始设立《诗》、《书》、《春秋》等研究儒学经典的博士官。
文景直至武帝初年，儒学仍遭排斥，急於争锋的儒生如赵绾、王臧，因为触犯反儒的文帝皇窦氏，甚至被迫自杀。事实上当时许多成功的“让步政策”暗合儒家中庸精神，如力行廉政、轻徭薄赋、促进生产、改善民生，颇见成效，造就了悠悠神州久违了的大治年景。雄才大略的武帝继位，国势大定，“让步”到了极限，君王过够了“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的乏味日子，“清静无为”之类口号已无可恋栈，时势呼唤着一种全方位体现绝对权力强势的“永世其昌”治国战略思想体系出台。窦太后去世後，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贤良对策，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王朝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影响後世两千馀年的重大决策。
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表面上看来，由此开始，儒学从仲尼草创以来风风雨雨生生死死走过三百载荆棘路，终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岂不是应该“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殊不知实际上这是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古今中外帝王公卿和一切“家天下”或“准家天下”统治集团，出於人性两大调节元中第一性的私心原动力，总要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无所不用其极维护其特权地位於不堕。董仲舒不是圣人伏羲，刘彻亦非想象中的贤君文王。他们以超越秦始皇的绝顶聪明，深知单凭政权暴力这把硬刀子不足以服民，长治久安还要借重驾驭黎民思想的软刀子，文武合璧，双管齐下。他们灵犀相通的政治慧眼发现了儒家学说非同寻常的“可用性”，借儒家令名美誉为外壳，揉合刑名法术，“霸王道杂之”，偷梁换柱，重新塑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传之万世的两心失衡愚民治国方略。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了。
从汉武帝为始，对儒学的重大纂改，明显表现在把礼无限强调突出，并使其内容单向化和绝对化，成为由上而下压制民众和弱者的法宝。董仲舒抛弃了儒学关於君臣互相尊重、制衡的正名原则和中庸精神，排除了孟轲等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主张人臣绝对顺从君主，“委身致命”，“善者归君，恶者归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原来儒家思想中的君王和臣民之间的上下合作、制约关系，至此变成了唯上的主子和奴才关系。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曲解引申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观念最早见诸於儒家死对头法家经典《韩非子》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之说；三纲者，即君权、族权及夫权神圣不可侵犯性的确立，都不是儒家的思想。此外还请来了儒家一贯期期以为不可的神权，于是形成了牢牢束缚神州众生的四大套枷锁。由此为始，中国臣民存在於天地间的“正当”理由，只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专制政权。这四大套枷锁就是消灭中国人“个人本位”、“独立人格”以至“自我意识”的杀手，藉此架空了“仁”的两心调谐内涵，造就了千载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两心失衡一发难收，於是一切谋求私利的自我意识被视为可耻的万恶之源，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只能“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董氏学说重新宣扬商周时代的崇天神学，认为人间一切都由天意决定。吹捧皇帝为天之长子，奉天顺运君临人间；以“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之说确立君权的永恒合法性；并倡祥瑞灾异、五行循环、黑白赤三统和赤统代白统等愚民迷信虚妄邪说为辅。他本人不但常常推测祥瑞或灾异的天意，而且像巫师一样求雨、止雨，把清正的儒学搅和得妖气十足。从那时起孔丘被说成先知教主，本来完全非宗教的理性儒学被蒙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以利借助神威魔力推销其假儒学。後人遂称儒学（伪儒）为儒教或孔教。於是在中国封建帝皇专制政权直接控制利用下，形成了一种政儒（伪儒）合一，相当於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一元化统治体制。大家知道，宗教与学说大不相同，宗教化了的伪儒解释权尽归於帝王家和御用文人，尽以可不问是非，违反人性，却不容置疑。历史证明，在这种一元化统治体制下，政教之间，不再可能产生真性的“执两用中”，调谐两心以及权力制衡互动作用，恰恰相反，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得到御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条件的绝对的配合和支持，非常容易长期保持一种极端僵化难有出息的超稳定滞进型社会型态。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作在精神禁箍、扼杀灵性，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倡封杀灵性自由翱翔空间的愚民政策，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西汉“独尊儒术”以後，历朝统治者为了落实这种愚民政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吸引到死读经典教条，钻研伦理道德的牛角尖中去；通过推荐和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的青云路，把神州灵性智慧一股脑儿兜进了唯君权是颂的假儒学道统之毂中。原来经义之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尚无定格；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会试起，以反正、虚实、浅深、扇扇立格，是为八股之制。此时西方世界拨云破雾，民主与科学蓄势待发；中国却见“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後儒思潮甚嚣尘上，加上死书配八股，可怜华夏士子，无论上智下愚，此念怎容旁骛。如此一步紧一步，诱迫聪明的中国人丧尽对未知事物、新鲜事物的新奇感和探究欲，绞杀了先进哲学和社会科学崭露头角的机会，也断送了理论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发展的前程。
“独尊儒术”不仅成为意识型态领域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又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支持者实属法家立场，以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反对者持真性儒家立场，以民为本，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和伪儒指导下的反商和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一定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商贸常常获利钜大；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利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的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和垄断政策，从此在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从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封建王朝每到末期面临崩溃的时候，因为一时放松控制，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
董仲舒提出过“任德不任刑”的政见，似乎还有一点仁政的味道，这是因为暴秦速亡前鉴不远，过度依赖刑法逼使民不畏死铤而走险造反，实行相当程度的惠民政策收拢人心，是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政局稳定的需要。伪儒论仁，表面上依然陈义甚高，实际上已成为从属於以三纲为主干的礼教之下的一种幌子、一种工具，一种软刀子，具有极其虚伪的愚民特性；他们所谓仁政，充其量只是一种冠冕堂皇口号和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罢了。中国近代历史学家翦伯曾称之为大乱之後、新政之初，封建皇朝时而行之的“仁政”为“让步政策”，是相当贴切传神的。
无论如何，紧接暴秦之後，西汉刚刚开始的假儒学，一下子不能走得太远，还比较宽松，留有余地。
董仲舒篡改儒家学说，使之成为贯彻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不可能一举手将人性两心中第一性居主动地位的私心赶尽杀绝。董仲舒强调“身之养莫重于义”，提倡“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影响深远，成为伪儒“义利之辨”的公式。他曾经说过“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心，故养莫重於义。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可见其义利之辨，虽已趋向极端，但还承认利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时汉武帝也没有完全执行禁绝百家的极端主张，“博开艺能者路，悉延百端之学”雅量犹存。董仲舒倡导的假儒学也不免遭遇一系列不同的或对立的观念较量，如非神性的“古文经学”、道家老庄神秘主义、魏晋玄学、外来的佛教思想等。唯因其同出一辙的消极属性，根本无法抗衡政教合一体制强力支持下伪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的主流地位。董仲舒赖以发家的今文经学，到西晋时终因陷于虚妄的图谶之学以及越来越繁琐诡异而遭淘汰，但伪儒仍以“名教”为旗号，照样“发扬光大”。即便在佛道势力一度极盛的南北朝隋唐时期，也保有强大的潜势力。异族国家北魏，以“儒家”特色实行汉化；蒙古入主的元代，也采用“孔孟之道”治国，但当然都是不折不扣的伪儒。
愚民政策的极至----理学：
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由汉而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虽受伪儒制约，还没有落到完全停滞或倒退的地步。到了宋朝，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经过五代丧乱、王安石变法，社会动荡不宁，外族侵犯祸乱无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王朝为求巩固政权，厉行高度中央集权政策，同时力图强化内部精神控制。此际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过於消极、出世，难於成为治国之道，於是伪儒得到了进一步勃兴的历史机会。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伊始，就竭力褒扬孔子，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缮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人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多次亲临国子监主持盛大祭孔仪式；宋真宗还去曲阜祭孔，加封孔丘为“至圣文宣王”。在强力政治支持下，伪儒思想家们配合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治需要，博采释、道消极因素之精，融合发展，结果产生了所谓新儒学的理学，又叫做道学，达到了一个史称後儒的伪儒理论新高峰，或者说是西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北宋周敦颐（1017－1073）素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理学正式成形当归功於程灏（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後继大师有南宋朱熹（1130－1200）、陆九渊（1139－1193）、明代王守仁（王阳明，1473－1529）等。其中朱熹尤为南宋以後近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尊奉，明清时期列为大成殿十哲之次，其学说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
理学有派别之分，程颐和朱熹一派称程朱派；程灏和陆九渊、王守仁等称陆王派，他们的理学亦称心学。两派有所分歧，实质上曲解儒学，“以理杀人”则一，後者尤其发展到了偏锋极端。
理学的理，就是所谓天理。用程颐的话说，“理者，天也”，“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认为“天人本无二”，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这些话似乎同先儒的一些说法相仿；根本的变异在於，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崇公抑私’的产物：“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封建伦理规定义为天理的体现，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秩序。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记之为五常（即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此理之流行，无所而不在。”（《朱子文集》）这样，遵守纲常伦理就是遵从“天理”，违背纲常伦理，就是逆天，就是违背做人的道理，就为天所不容。
真儒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理学家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道德上的修养，又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欲采取极端虚伪、荒谬，背悖公理常识的严厉排斥、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过去妇女改嫁还有一定自由，到了宋儒当道之时，就遭到了非难和否定。理学奠基人程颐认为寡妇即使饿死也不能再嫁，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泛指违反封建礼教规范）事极大”。朱熹弟子王柏居然指责《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为“淫奔之诗”，悍然删去几十篇。
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似乎泛指一切事物，现今还有人附会誉为相当於近世科学的认识论，加以颂扬；其实朱熹自己讲得很清楚：“然其格也亦须有缓急之序……为此事而不穷天理、明人道、讲圣言，通世故，乃死然存心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理学的格物目的可以说全在於认识自己本体中固有的符合他们定义的天理的本性，叫做“复理”，从而去除掉那障蔽了天理的因素──人欲，而非研究“草木”、“器用”的客观规律性。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程朱理学把传统的“三纲五常”推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偏锋，加以理论化和通俗化，作为社会永存不灭的最高道德标准。朱熹将儒家文献《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成《四书》，用毕生精力，按其理学伪儒观念撰写了《四书章句集》，其後被尊为“时君世王，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取此法”的最高经典。这套学说对专制王朝强化统治有极大支持作用，於是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朱熹的代表作成了“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 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宋代程朱之学渐盛，但当时国家政策还没有过度使用暴力强行贯彻，太祖赵匡胤时订立了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的读书人的宽大政策，对持不同政见者处以免职、贬逐等惩罚，一般不加杀戮，也不兴文字狱。那时，孟轲的“民重君轻”言论尚未被禁，“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进步观念还可以流传。
率先使用政权极端暴力手段推行伪儒愚民政策，以求彻底禁锢人性的人君当推明太租朱元璋。明代开国後设锦衣卫，兴文字狱，不听命出仕的人会遭到满门抄斩。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欲将亚圣孟轲逐出孔庙；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孟轲进一步遭贬，刘三吾定《孟子节文》，删去八十五章，宣布“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明朝皇帝可将大臣当朝剥下裤子打板子至死，称为廷杖，人臣的尊严和权利然无存。整个明代从未放松精神控制和严酷镇压，阳明之学和八股文的出现，尤其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的恶性趋势。适成对照，就在中国社会两心失衡积重难返的晚明时期，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宗教革命成功，民主启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经济活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转折已然势不可挡。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理学。黄宗羲则在史学上下功夫，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色彩，并且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王夫之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万物万事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唯器（实体物质）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学的理论基础。颜元认为程朱陆王之学，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他批评理学“其所谓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入，後儒以理杀入，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经过考证，指出宋儒奉为神圣经典的《太极图》以至古文尚书，都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变造品或後人伪作，由而动摇了理学的阵地。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了明代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残酷专政。雍正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重振後儒道统地位，逼得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同明清皇帝的作为相比，焚书坑儒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清末康有为的牵强附会
清朝光绪年间，有心人康有为（1858－1927），试图重新解释儒家学说，倡导孔教推动维新改革，以失败告终。康氏高瞻远瞩，抓住根本，对儒家学说本来意义有真切理解，见识超乎时人，但方法不当，时机不对，事与愿违焉。
甲午战败，坚持“中学为体”的洋务运动难有成就，而日本明治维新绩效斐然，足为明证。是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辅佐光绪帝试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这样的见解，同两心调谐原理关於先进文化推手作用说灵犀相通，所见略同也。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启超曾谈到康氏对基督教独有所见，他说康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实用，於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孔教”之议。
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释。他在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於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他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於是在《孔子改制考》中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把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观念引为孔子学说的内容。他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释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变儒学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释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後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布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於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随着百日维新运动软弱的主导人光绪皇帝败於后党，迅速垮台，康有为的创意努力顿失凭藉，付诸东流了。
康氏急於求成，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把握了真版儒家学说作为历久弥新的先进文化结晶本质。如果说中国人今天意识到儒家学说原理可为框架基础，藉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并且推介整个人类大家庭重整信仰体系，康氏就是了不起的先驱者。但在科技发达，中世纪宗教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硬把理性的改革学说变造成为神性的宗教，则无法苟同也。
伪儒乃封建统治最好的驯服工具
理学是一门专门培养造完美无缺的奴才（内圣）的学问。理学家们迂腐、愚昧、冷酷、残忍，却对外患无所措手足。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贵族入主的元朝，中国封建皇朝无不依仗後儒理学为支持，把封建统治集团的自私，说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为专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持统治权力永世其昌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价把本已滞进的国家导向几至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历史上曾有不胜自豪的四大发明，但正如儒家诤友鲁迅君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法兰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评说“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现代中国人懂得了高度评价西方基督教地区的海洋文明，认为他们的航海事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催化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其实中国的航海能力本来一点也不弱。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首航率部二万七千人，巨舰六十二艘，经十馀国，为时两载而归，其後继以六次出航盛举，总共历时三十年，航海规模和水准当时举世无双。据说目的是扬威，实际上可能为了寻找被推翻了的建文帝的下落。不管怎麽样，结果只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政治大游行，“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事业，接下来反而毁船禁海，自闭门户，除了劳民伤财，没有产生涉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意义。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实话直说的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鲜矣仁！不得其正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伪儒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虚妄，突显在中国“国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坏事做绝，好话说尽，不足为奇也。
假情假义打造了中国人注重虚名而不在乎实效的历史传统，喜好形式主义，花架子，只关心事物的现像和形式，不注重实质和内容，认真不起来或不能恒久地认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隋炀帝时，西域诸番来朝，陈百戏於端门以示之，终月而罢，所费钜万。诸番入丰都市交易，先命整饰店市，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胡客过酒食店，悉邀入，醉饱而散，不取其值。诒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其黠者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体，何不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如果统观後世遗事，炀帝不免小巫见大巫了。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为自己而活；中国人据说不该有自我意识，是为君国、尊长而存活的奴才命，活着是给人看的。在伪儒“心态文化”主宰下，人们必须违心地妆扮成无私无我的模样过日子。可奈活人抹煞不掉私心，於是弄虚作假就成了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伪善表演，厚黑权谋之道被视为最高智慧，全国终要变得像一座互相欺骗做作的大戏台。
人们经常戚戚於怀的是如何制造假象炫耀亲友邻人，无处不见打肿了脸充胖子的穷措大现象。孩子们必须按照长辈光宗耀祖的意图选择学校和专业，而不是为了更好地自由发展。其实中式教育本来就以否定个人本位、消灭自我意识为天职，与一个诚字格格不入，所谓学问，玩世不恭有馀，创造发明无缘。如果不能从大本大源处找到“崇公抑私”、“以公灭私”，两心失衡这个病根，那“中国国民劣根性”是绝对无药可除的。”
魏晋时期一度出现思想活跃、多派学说和中外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近世有学者喻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好象应该“激活”出一些有利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事实上却完全没有产生突破伪儒魔障和重建两心调谐的任何积极作用。这又是什麽原因呢？”
春秋战国乱世，诸子百家得到了学术争鸣的机会，各种倾向的派别都粉墨登场了。用两心调谐论观点区分，可以看到极端自私范畴的两大派。其一为消极型的杨朱和老庄哲学，另一为积极型的实属恐怖主义帝王术的所谓法家者流；还可以看到与之相对立的夸大爱心或公心过头的另一极端，即提倡“兼爱”的墨家学说。儒家则代表了非极端的体现两心调谐的中庸之道。在这种“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自由争鸣形势下是可能争出一些真理来的。
伪儒、释、道相结合等于阿Q精神！
魏晋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政权衰落或不存，伪儒的思想禁锢作用有所削弱，人们似乎多了一些发表见解和选择信仰的相对自由。史载当君王的忽而信道反佛、忽而信佛反道，好象很热闹。但请注意，秦朝以後几乎从来没有一位中国专制君主反儒（伪儒），即便受汉文化影响的异族统治集团也普遍体认了伪儒的甜头。进入魏晋时期，伪儒提供的整套愚民政策已经成为维护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基石，那时的“宽松”环境，其实只容许若干不至于冲击伪儒统治地位，当然更不至于威胁政权的消极型思想哲学流派存在和喧嚣而已。时尚流行的老庄神秘主义、外来转型的佛教思想和魏晋独特的玄学流派等，都是一个比一个争着标榜消极无为；看起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实际上同属於一种以逃避出世为共同特徵的消极自保倾向而几乎不及其他，结果必然同两心调谐原理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那还会有什麽真理电光石火可期呢？
对于儒家以外主要学说，首先恐怕还是要重提一下法家。战国末期政治上最为成功的是所谓法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後期受到过一些人大肆颂扬，甚至把它同现代的法治观念混为一谈。前面一再谈到过，以秦国一些政治人物为代表的法家也者，主要是将法与礼对立和割裂开来，把古已有之的严刑峻法极端夸大，用以否定礼存在的必要，倡导恐怖主义极权人治的一群政客。後期为暴秦效力的着名法家韩非和李斯，原来和儒家有点渊源，但他们背离了两心调谐这一基点，滑向了儒家的对立面，同儒家泾渭分明，背道而驰了。他们以反智愚民为能事，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王蠹》）他们主张剥夺民众追求自身幸福的根本权利，彻底否定个人本位意识，充当君主暴力特权统治阶层的驯服工具；以为“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则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必胜；邪必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可以说是宋朝朱熹“尽天理，灭人欲”的祖师爷。
靠严刑峻法发迹的秦政权，时称“虎狼之国”（《战国策》），风云际会，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可以成就万世大业；但逃不过社会性两心严重失衡无可避免招致的惩罚。不过倏忽十五年（公元前221－207年），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在遍地起义烽烟中分崩离析，寿终正寝了。有个清朝文人卢文绍注脚得好：“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速其亡也。”秦以後，法家声名狼藉，这个名称是不好用了。在“独尊儒术”的政治大环境里，伪礼当道，“三纲五常”为封建帝王提供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合法性”，刑法回归礼的范畴，作为礼的“强制性”组成部分而存在，专制王朝毋须抬出法家理论，就可任意行使法家倡导的“以杀治国”恐怖主义统治手段。法家这个概念，从此融入了政治化的伪儒里面，不再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可言。因而到魏晋时期，法家这回事是可以不论的了。
在法家形成气候之前，作为另一极端的墨家学说曾经盛行一时。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把爱心或公心发挥到了远离两心调谐位置的极端，其震撼人心的善愿，可与後世空想社会主义相辉映。墨学主张通过自我牺牲，带来博爱与和平，包含许多立意美好但惜乎两心失衡的见解，在烽火连天，充斥不公平社会现象而又无可奈何的惶惶乱世，听起来格外动人，但实行起来一样也行不通，所以何妨称之为古代中国式乌托邦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自从暴秦崛起以降，墨家後继无人，从此几同烟消云散，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墨学已“莫得其详”，可算是古董了。
(北京大军网站编者按：墨家之所以烟消云散，很可能与秦始皇的残酷打压有关，在整个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墨家是反抗最强烈的一个学派，在抵抗秦国的入侵中，墨家消耗了整个学派的大部分力量，后来在秦王朝的迫害之下，残存的墨家人士凤毛麟角，少数东渡逃跑到今天的日本，并给日本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人认为今天的日本文化就是当年的墨家文化，工于制造和科技，富于拼搏的武士道精神，集体团结的社团精神，都与墨家文化十分相似。墨家决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平民主义的大众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帝王统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墨家的灭亡是秦朝暴君政治和独裁专制镇压的结果。作者对墨家的研究显然不够，这里特做说明。)
老庄哲学，和法家一般，两者都是极端为己、两心失衡的产物。老庄哲学主张“绝圣弃智”，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反智愚民立场与法家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但在政治社会观念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取向。道家主张消极自保，一面声称“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对社会不负任何责任，一面但求自己享受匪夷所思的极乐仙境。
借其神秘莫测特色发展起来的道教，几乎全面拒斥人类进步文明，视治世之道为精神污染，以人世间为原型编造出了冥天之上等级森严的诸神众仙，宣扬虔修得道可升仙界，“蹑太清”、“朝玉京”，长沐天恩，永享不死不灭殊荣。道家奉行无心、贵生、无为之道，是为了解决生存困境无奈的绝对痛苦，解决人生有和无的冲突，在逃避现实中追求绝对快乐境界，显然是一种不能用来治世的无政府主义之道，在汉末以至魏晋乱世却曾大放异彩，并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及禅学的思辨。
道家及其派生的魏晋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闲养生哲学，逃离现实的隐逸文化，由原始的混沌的阴阳五行生克之说，继承和揉合了巫、史、祝、卜，使用筮占吉凶，符咒驱鬼治病，炼丹建醮祈求长生不死等方术传教；衍生了气功、导引、烧丹、服食、羽化、保精、“除病”、黄历、流年、采补以及坟山风水之类无补社会性拨乱反正或发展进步的“学问”，兴起了民间迷信的巫术，更加抑阻了理性科学的伸张。道家虽然数度极盛并长存不灭，特别在唐代因为皇帝与老子同姓而备受尊荣，但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对奉行伪儒愚民政策始终不渝的历代统治集团来说，道家学说不失为社会上失意或闲散的人们寄托和消磨意志的游仙窟，一种别开生面的辅助性“稳定因素”。
佛教始祖，印度王子释迦牟尼为了追求再无老病死苦，再无恐怖愁忧的大智慧，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三十五岁成道，说法四十五年。所创教理，旨在阐发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主张人类自救而非期待神佑。他不崇拜神，反对祭祀牺牲，也不以为有灵魂存在，其观念更近无神论而称不上宗教。他逝世二百年後，其门徒开始尊释迦牟尼为下凡的大神，并认为在释氏前後皆有更多神灵临世，于是形成了多神的佛教。释迦牟尼对後人的封神立教，和文昌帝君的遭遇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佛教流派很多，传入中土的主要是小乘派，已与当初佛祖原旨相去不知几何，同（伪）儒、道等折冲揉合後的中国化佛教，又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佛学为中国带来了什麽样的哲理？後来怎样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何种影响？
无独有偶，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带来的佛学宇宙观同道家学说有很大的相似性。佛学以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然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故曰‘三界唯心’”。那“佛识”同老子的道一样，“惚兮恍兮”、“寂兮寥兮”，没有一切分别，除去所有拣择，泯灭任何爱恶。即没有任何尘世杂念，像明镜一样澄澈透亮，一尘不染，等同大化。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随心随意的省力的宇宙观。
道家飘逸，仙风道骨；佛心空明，超凡脱俗。但是寺观需要香火供养；中国世俗普通百姓在痛苦中渴望解脱，却无法离开现实一步。於是佛老寺观表现了教义与实践自相矛盾的奇特“灵活性”。虚无缥渺的玄学理论，竟变成了现实人生意向和冀求神佑奇迹的原始泛神论侥幸迷信观念相结合的象征缩影。以人世间各种历史人物原型为模特，编造出冥间天上等级森严、层次繁复的诸神众仙，但见千百神佛偶像，有佛道混杂出色人物、天兵天将、五百罗汉、阴曹地府、民间英雄，三教九流、鸡狗并列，无不可以塑像膜拜；人生一切忧患、期盼和想像，诸如寿夭、生育、功名、金钱、嫁娶、病痛、来世……什麽都可以不必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从那些本来主张一切皆空，本来以为什麽都没有意义的神灵那里求得保佑如愿以偿，或通过许愿、还愿之类“贿赂”手段，把神灵当做见财眼开的贪官污吏，“诱使”神灵为自己的目的效劳。于是芸芸众生就不知不觉地沉浸於通灵幻想而安贫乐道起来，不必为那“心生之境”心劳日拙了。
佛老哲学观念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们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如此人生，天赋人类灵性创造能力还有什麽积极意义可言？何来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进步？或者说，如果人类自甘如此不求长进，无论如何巧言令辞、自圆其说，客观上和实质上同非灵性生物的生存方式相较有什麽高明？
迄今犹有一些学者赞颂魏晋玄学，视为反抗专制统治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其实玄学无非集释道消极因素之大成，根本背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发展进步天职。一些身处乱朝的仕人，既向往仕途利禄，又羡慕避世的惬意和论辩中美的享受，保身全命、苟合取容、进退失据之馀，把老子的清静和庄子的放浪相结合，加上禅学的空论，居其位不事其事，悠游山水，寄情风月，追求所谓心隐洞见，妙赏深情，造成清谈玄虚之风，被於朝野。
这种知识份子的消极型唯我主义自我堕落倾向，虽然淤塞了天赋灵性创造发明的通途，却不违背专制统治者稳定政局的需要，只是不容得此辈挑战伪儒名教的底线。有个名士派奇才嵇康（223－264），与曹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跟定了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居然狂妄到了轻蔑“儒家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对司马氏借名教以行篡权杀伐之实，结果以言论放荡、非毁儒家经典的罪名为司马氏所杀害。後来的玄学家们以嵇康为戒，几乎统统成了欺世盗名、斯文扫地、不事生产、不负责任的逍遥派了。
怪不道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
以上对佛老的评论，同当年儒家和老庄、杨朱、墨翟、惠施、公孙龙以及其他诸子百家间的争鸣一样，概以人人可以体验感悟的人性范畴基本常识公理为依据，即由两心调谐原理推引而来，同所谓宗教歧视也者风马牛不相及也，亦不涉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何况实践证明那时理性路线行之不通，神性宗教更有希望成为济世哲理的有效载体呢。只可惜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并没有为浸沉伪儒文化孽海的中国人带来任何新的“激活”机会。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所谓思想活跃，完全不可能激发出引领中国人脱离两心失衡深渊所需的智慧和力量。
常居“心态文化”主导地位的伪儒倡导的“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伪儒的礼治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佛老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个体内在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
外在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压力使人丧失自我意识，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愿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个人本位”观念，进而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要取消“人”。所谓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适得其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妨认为就是日後宋明理学彻底“反人本主义”的先声。
事实上，从西汉、魏晋而入宋，除了墙开花墙外香的所谓“四大发明”外，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还是有许多可以称道的进步，综合水平长居世界前列。大约宋代生产技术达到了巅峰，例如发明链带传动，建造运河升船水闸；冶金业发展成功可锻铸铁，用於农具制造工艺、改进（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完善农具配套性能；南方开发水田，育成、推广早熟稻（实现两熟或三熟），以及移秧法、轮耕法等农艺学进步；灌溉工具如人力龙骨踏车（翻车）和水力筒车或水轮的普遍使用……引发了一场堪称为“耕制革命”的绿色革命；南宋能够造有效利用风力的多桅海船，舵长三、五丈，采用水密舱，最大载重数万石，可乘上千人，供给吃用一年的粮食；其他如采矿业、冶铸业、造船业、染织业、陶瓷业等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进步。在理论科学方面，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最早提出高次方程式求根法，元代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中的多元式理论和级数理论都属当时一流先进水平，并直接用之於水利和建筑工程。惜乎由元、明入清，後继乏力，罕有建树，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几乎毫无进步，不可能带动商品经济崛起和催生资本主义萌芽。以中国非农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棉纺业为例，清乾隆中叶，西欧开始采用蒸汽动力，出现了十六锭纺车，成为资本主义起步的先驱产业，中国则仍停留在农家副业手工单锭水平，超越不了宋末薛景石《梓人遗制》那套技法，和秦砖汉瓦，井臼灶炕一样，大有传之万世而不易兮的静气。
汉以後，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屡有扩展疆域，显示天朝国力的表现，但缺乏生产力进步为後盾，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可谓无所长进，只是鲜有上升意义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实质国力与工业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终於在东西方不可避免到来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了。
重新认识真实的儒家，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两千多年里，儒学和儒家在被统治阶级拿来利用的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歪曲，今天我们要发觉儒家真正的精神，那就是反抗和独立。孔子的一生都是民间的独立学者，今天的中国要发扬当年孔子独立自主的精神，壮大民间的力量，而不是依附官府，专门为强权服务。
从“文艺复兴”联想到了中国的文学创作。这样的“心态文化”大环境中，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驰骋空间的中国文人，就如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写下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歌颂、讨伐、批判、控诉、感伤、写景、志怪等等美文，电影说明书般的笔记小说，铺陈华丽、缠绵悱恻、回肠荡气、对仗工整的诗赋、联语……堪供击节称赏、唱和不止；至於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具有个性探索深度，颂扬个人奋斗精神，在“大私”基础之上弘扬“大公”，从而导向两心调谐的伟大作品，可谓非分之想。中国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写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数的几部传世长篇小说，苦於土壤条件贫瘠，营养底气不足，也难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灿烂纷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了。
文以载道，道兮沉沦，文盍乎兴？人称中国史料丰富，但史学贫困，或者说史观贫乏，其实是一个原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奈的中国人民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不可胜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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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儒、理学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庞忠甲
2007年6月12日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正式开始，中国人民奉陪超级大导演毛泽东，在绵延十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一场牺牲惨重、惊天动地的演出；但迄今为止，可怜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好像只是对着墙壁做戏。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从中国自身到整个世界，这桩特大历史公案仍然沉浸在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造就的滔天迷雾之中。
所谓正统文革史观者，用“毛泽东错误发动──林彪四人帮借机篡党夺权──造反派干尽坏事”这样的三段论法，以“一场浩劫”笼而统之概括了之，不容深究。如此处理，显属稳定当前政局的功利主义谋略，一时有助于集中精力实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增进“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智慧，无助于中国社会根治痼疾、长治久安、创新发展，无助于突破瓶颈、深化改革，如假包换晋身世界现代先进行列。
至于非正统的文革史观，由于尚少立足大本大源进行评价，倒因为果、主次不分的误解俯拾皆是。海内外多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简单化和庸俗化地解释为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及专制、独裁、野心、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等等原因。这些统统不失为发动文革的重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都不足以切中深层要害，反映事物的本质要素。试问古今中外，权力斗争、专制、独裁、野心、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层出不穷，无时无地无之，可哪有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哪有一个设想过搞文化大革命的？
颇有人以为毛泽东命名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两字文不对题，只能以“大革文化命”相讥取笑作乐了。殊不知这场运动矛头直指人类社会深层文化意识中的大本大源，旨在剿灭人性之本的私心原动力，是一场意在彻底改造人性，或者说彻底改造“心态文化”的非常事件、地地道道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文革的“正名”方面并没有犯错误。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脑群中的异数。他一面坚持绝对权力，一面又不甘顺应绝对权力导向绝对腐化从此沉沦，他不愿放过了大权在握大展宏图的天降大任，他深信已经找到了金不换的非私唯公救世良方，他决意“为民作主”，倾力挽狂澜于既倒，救党、救国、救民、救社会主义。
就人性“大本大源”而言，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的驱动作用，出自利己的私心。这种私心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生存本能，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如果听任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人类特秉的灵性就会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走上自我否定的不归路。
“万物之灵”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因为得天独厚拥有灵性，而且因为通过灵性感悟，懂得利他的爱心（公心）的重要性，明白“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能够后天培育、弘扬和运用爱心（公心）调控私心，克服自私倾向，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利己与利人的统一）顺畅发挥。唯其如此，人类方得走出丛林，建立社会生活，开创文明纪元，持续发展进步。
有史以来，人类世界两心（私心与爱心）调谐有成，但步履维艰，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直摆脱不了丛林法则的范畴。一部二十四史或整个世界史，犹如自相残杀的“相砍书”。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憧憬着与自私“至恶”遥遥相对的另一极端，那就是无私忘我的极端“至善”之境；一旦进入那样的君子国，从此告别自私原罪，幸福美满无以复加。
人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领教了从帝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的自私“至恶”大型社会实验，国际社会因此建立了一系列血泪酿成的防范共识和对策；却始终积欠着一笔遥遥相对、另一极端的“至善”实验债。
要组织实行一场规模宏大的“至善”社会实验（而非十九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小打小闹），其难度之大，显然远过于一切基于原罪正向冲动的“至恶”型实验。
中国出了一个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无数倍，高踞绝对权力顶峰，常怀改造人性理想大志，“仅次于上帝”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贯倡导“破私立公”、“大公无私”，藉“阶级斗争”紧箍咒雷厉风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式千年名教传统；如果人类史上不可避免上演一场货真价实的“至善”极端化实验大戏，那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成了举世无匹的当然首选了。
竟有谁像年逾古稀的毛泽东那样，孤愤孤胆，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亲自缔造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超稳定”型政权机器，以摧朽拉枯之势，将有误苍生的大小众神打翻在地，“全无敌”，去缔造一个往昔多少志士仁人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但始终无从实现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红彤彤理想社会。
这场运动的大批判纲领，就是毫不含糊，替天行道的“斗私批修”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批修实质上也就是斗私，私才是他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他终于找到了另类克敌制胜的方法。
人类需要谴责和克服的是“自私”，绝非出诸生物本能、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任何一种生物，一旦丧失了“利己私心”，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消亡、灭种；人类也不会例外。
在英语中，“私”与“自私”这两个词汇分得一清二楚，既非同义词，也不算近义词。糟糕的是，汉语中这两个词汇可以混为一谈，不分彼此。毛泽东纵有大智大能，其悲剧性在于一样掉进了这个汉语误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把自私当成了私，或者说把私当成了自私，放在一锅煮了。
蹊跷的是，中共向全球公告时，一如既往，把文革大批判纲领“斗私批修”中那个最要紧的“私”（Private Desire）字，译成了英文中的“自私”(Selfishness），所以在事态发展到瞠目结舌之前，外国人一开始所能想像的是，兴许今朝风流人物发动了一场旨在剿灭人性万恶之源--“自私”的思想改造运动，神秘的东方正在冉冉浮现一个旷古未有道德高尚的人间天堂，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焉。
毛泽东在反右以后，一九五八年起倡导“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接着领导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发明“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起坚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至一九六六年义无反顾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违情悖理的事件，如果沿著毛不屈不挠坚持贯彻其否定“两心调谐”的“唯公一心”“至善”理想救世良愿这样一条主线，结合毛泽东几乎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在一片“伟大、光荣、正确”的欢呼声中，没有哪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胆敢向他大喝一声“‘私’字断断反不得，你错了！”的特定背景去观察，去理解，就是毛式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必然后续发展了。
尽管文革之发生，有政权结构、领袖个性、权力斗争、国际形势等许多背景条件和复杂因素，但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它根本不是人类常规经验所能比拟或解释的传统已知事物，唯有按其核心内涵定性为“史无前例”、名至实归，填补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大阙环的“至善”极端化实验；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高无上的头号意义。八亿神州中国人民丝毫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无可逃脱地必须全程奉陪这场后来被中共自己形容为“十年浩劫”的奇特社会实验。
“两心调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过与不及，各趋极端，皆不足取。“至恶”与“至善”两种极端，表象迥异，但后果互为伯仲，都是违背中庸之道优化方法论的“贼道”。
文革“至善”极端之想，表面上无限美好，实则因为否定了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那具有七情六欲的中国人，要么把自己伪装起来，要么变成无知无觉的植物人。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学习雷锋好榜样” 、“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自欺欺人，纯属伪善弥天大谎。把偌大一个国家，折腾成了人人必须靠着装模作样、相互欺骗混日子，宛若一座“假大空”铺天盖地、响彻云霄的杂耍大舞台。在“至善”极端化环境中，由于自私原罪披上了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伪装，变得更加阴暗、恶毒、残酷，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其破坏性和危害性，较之“至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至死不渝，没有醒悟“唯公一心论”的荒谬性和不可行性。这场实验坚持不止，无论造反派或老干部掌权，那“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总是“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每况愈下，“自作之孽，不可逭也”。
毛泽东始终没有读懂马克思，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同思想上的“破私立公”相配套，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这种蒙着无上神圣光辉，貌似高居道德制高点的治世宏论，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抛弃了他自己青年时期在人性大本大源这个命题上的真知灼见（参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李锐著，香港天地图书，1996）。
马克思主义是关於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学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个体从群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他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批判地考察个人及其现实生存条件，从而指出个人终将从现存的生存条件下解放出来，达到个性自由的境界。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即追求利益的冲动。换言之，就是人性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废除一切意义上的私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废除当时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作为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质上应该正名为一种“两心调谐”进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级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种个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调谐为前提，根本不同於当时以兽性丛林法则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也不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那种片面强调社会和集体（联合）利益和无私献身精神，否认个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压抑以至抹杀个性，以个人私心积极性为耻的公有制。
这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轰轰烈烈展开，实际上是一场反马克思主义、反“两心调谐”原理、反真版孔孟之道，将伪儒“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悖论推向登峰造极的宏大无比的社会实验。
中国经历了这场石破天惊的伟大实验，全党全民切身体认了“至善”极端化的苦果，才会有回归正道，向私求教的改革开放大转折，取得了灿烂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避免了苏联、东欧和蒙古的大变局。也正因为讳言文革的史实和性质，无法深刻认识、认真总结文革的宝贵历史经验，人性大本大源的公理常识犹在迷失之海，找不到解决道德沦丧、信仰真空，建设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改革大业存在难以突破的自设局限性。
这场奇特的社会实验，其非同寻常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无可取代；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精神财富。“万物之灵”一旦清醒地全面地总结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教训，为这笔挥之不去的“至善”相思债写下句号，丢掉幻想，大彻大悟，岂不有望“两心调谐”趋于功德圆满，轻松告别那血泪斑斑的“史前史”，去开创一部马克思期许的真正的人类史。
重新解说，找出文革的深层意义，完备“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智慧，意味着容不得“至善”或“至恶”极端化继续肇致社会性人性畸变，酿成“人间浩劫”；在世界任何地方永不重演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邓小平曾经沉痛地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为什么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性质恶劣的极端政治？那儿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以“权力制衡”为保障的不断求中（中庸之道）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如果不希望中国沦为任凭绝对权力支配的极端政治试验场，就要设法让这样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是一等明白人，讲的是一等明白话。虽然他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的重任，还有待今人大展所长。
重新解说，事不宜迟。
参考键接：《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07&typeid=17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13&typeid=17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19&typeid=17
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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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12: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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