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神性版比较实验论（下）/

作者：庞忠甲

----孔子的儒家济世之道，相当于基督教爱心救赎教义的理性版；而基督教的爱心救赎教义，相当于孔子儒家济世之道的神性版。

（续中）

5．止於中庸，天地可参
6．信仰再造，好望大同

5．止於中庸，天地可参

在如此扑朔迷离的沧桑巨变中，马克思主义究竟扮的什麽角色？

马克思主义宛若世界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受奴役的劳苦大众的时代福音，并以其强有力的可操作性指引人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事革命行动和改良努力。

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表明，任何拥有超强武装实力的特权统治势力或集团从来不会不经生死斗争拱手退让出局。如果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赋予最弱者以扭转乾坤的擎天伟力，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会向俎上鱼肉让步，自动地乖乖的和平演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在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相对来说本国劳工阶层“绝对贫困化”尚未濒临绝境，所以革命火种到处，最易熊熊爆燃的并非马克思期许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政权机器朽弱，人民受苦更深，甚至挣在死亡线边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後进地区。在那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夺权屡建奇功，形成所谓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占得了道义上的优势，并建立了足以抗衡西方的强大军事实力，有形或无形地联合全世界一切革命和抗争力量，威胁着资本主义政权体系的生存。

马克思主义不胜神奇地点化世上一盘散沙般每斗必败的被压迫被剥削者，摇身一变成为叱吒风云浩浩荡荡战无不胜的正义之师，高高举起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剑，绞刑架已经竖起，掘墓人开始动手，一批批原来不可一世地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被打翻在地，绑到历史耻辱柱上，一夕之间丧失了特权和一切，听凭生杀予夺，不复人理；铁一般严酷的现实，使得不信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阵营当中，不乏有识之士意识到自己正在沦为“泥足巨人”，不是在暴力革命中毁灭，便是在和平演变中求重生。

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列强国家内部的左派改良势力（包括同东方“正统”革命路线歧异，主张采行和平渐进的议会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修正派，以及各种合法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势力），客观上应外合，作为呼应马克思主义救世哲学的文武夹攻两手，形成了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政治合力，逼迫和诱导最发达的工业化列强主流政治进入了反反覆覆优化求中的和平演变历史进程。

帝国主义列强既是人类命运的大灾星，偏偏又是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发展科技经济成就精华集结重心。客观而论（想像从造物者“天”的宏观调控高度而论）选择优化方案，必定期望出现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既否定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社会达尔文主义化，重启两心调谐；又不忍见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中，人类得来不易的进步文明成果毁一旦。换言之，既要促使帝国主义列强根本改善政治制度，又要尽可能保全那里无比珍贵的灵性创造成果，规避玉石俱焚、翻天覆地的毁灭性人祸浩劫。浩浩乎极高明中庸之道，莫此为大乎？

事实上，策源马克思主义救世理论的历史大风暴，真个巧夺天工。滚滚红尘当中，象是有一双无形的巨手，导引芸芸众生不由自主有意无意地走上了一条令人充满惊奇、无穷意外的优化解题之道。

後冷战时期被许多人讥为一无是处的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那全体人类陷于空前生存危机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重新拨正人类世界历史前进航向无可取代的历史杠杆，促成这场人类史上空前规模历劫重生化险为夷大转折的第一元勋。

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就是遵循中庸之道的优化原则，以追求社会性两心调谐化的良性变革。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健全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力图实现市场竞争与社会平衡相结合，亦即在保证个性自由，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寻求社会权利平等和经济分配公正。这种演变必须兼顾对立主角如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的利益，不断寻求双赢或至少双方可以妥协的改革措施，逐步消弥两心失衡造成的社会矛盾和不合理因素。

这场和平演变的起程，大体上可以上溯至巴黎公社事件之後的十九世纪末期。第一次大战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有力地加快了这种和平演变的势头。二十年代起欧洲许多坚持合法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得以实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二、三十年代之交从美国开始了波及全球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临危受命的开明改革家、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推出着名的“新政”（New Deal），因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求变压力空前高涨的严峻形势，厉行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完善民主政治，挽救资本主义体制，将国家引上了持续发展进步的轨道，并且影响全球范围极大地强化了这种良性和平演变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势力，则选择了至恶的法西斯主义，以不共戴天之势对抗高举至善理想大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良性和平演变体现的浩浩乎中庸之道，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总要到来。

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和平演变趋势，催生了有政府调节的追求社会公平和大众福利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以英国杰出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eynard Keynes，1883－1946）命名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型资本主义。

凯恩斯论证现代政府可能利用其权力化钱、征税以及控制货币供应等，以缓解（而非消除）资本主义的顽症――经济盛衰期。据此，在萧条时政府应放松银根，增加开支，维持高水平雇佣和生产，甚至赤字预算为主，以补偿私人消费的衰减；如果荣景过头（过热），带来投机和通货膨胀，则反其道而行之。许多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逐步接纳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国策，美国国会於1946年将凯恩斯学说纳入立法，从而放弃了亚当．斯密以来流行的反对政府实行计划控制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演变岂非相当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优化结合？

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关社会公正的一些主要要求，包括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社会失业保障制、全民义务教育，以至生产资料公有制，几乎都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中以各种不同形式一一实验。在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低税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寻得相对平等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社会理念基础上，西方社会展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控制，越来越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和平均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许多西方国家对公有制进行了认真的试验，经历了大规模的大企业国有化热潮。例如1943年，英国保守党领袖邱吉尔宣布要在战後，扩大国有企业，消除失业问题，实行全民健保等福利措施。战後下野的保守党，支持工党政府，大张旗鼓地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国有财产的范围包括银行、民航、电讯、煤矿、钢铁、铁路、长程陆运、电力与天然气等。同时，法国执政的社会党的经济纲领核心是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时，扩大国有化和计划化，重要的国有化行业包括煤矿、汽车业、部分信托机构、主要的保险公司、天然气与电力、海运、航空和部分运输业等。这些国家的国有化政策使得许多行业渡过了战後艰难时期的困境，走上复兴的坦途；但实践明，恰如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经验一样，由政府接管和经营的大型企业，很难维持高效率运行和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值得像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那样坚持下来的不多。资本主义的“无”主义本性既同教条主义无缘，毋需作茧自缚，一旦发现国有化企业变得过於化钱而且阻碍经济竞争和发挥活力，宁肯重新改回私有化。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头启动了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大规模计划，影响西欧国有化全面退潮；西欧国家国有化程度最高的意大利，1996年赶末班车，将价值750亿美元的国有工业实行了私有化。

私有化也不等原地踏步。企业股份制的蓬勃发展，体现了对原始个人资本形式的扬弃，使资本的职能和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是资本形式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社会化。今天美国二亿九千多万人口中的60％拥有公司股票。股份制经济是马克思来不及认识和研究的另类私有制或另类公有制，不同于东方社会主义实验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那样限制个性发展，压抑或扼杀了私心积极性，而是从体制上改善了私心和公心之间的调谐关系，消除了原始个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奴隶制剥削残馀特徵，却仍然保有私心积极性策动自由竞争的强盛活力。

西方民主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在和平演变中逐步优化改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存在"莱茵模式"（德法模式）、"盎格罗模式"（英美模式）等区别，但其基础都已成为非纯粹单一私有制的"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的基本施政思想有以下三方面：

（1）国家在调节市场方面发挥积极的干预甚至主导性的作用；
（2）通过建立全民性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实行广泛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再分配；
（3）私营部门和公有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国家根据社会总需求和国家发展总目标（计划），以合作者或开明监督者的角色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有力干预。

"混合经济"的本义其实就是与时俱进的优化市场经济，支持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生产关系。

如果说第一次大战显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毁灭性威胁，那麽第二次大战就是这种致命威胁的更大高潮。幸运的是，以英美为主的和平演变大见成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以及所有被法西斯侵略、奴役的国家结盟，凭着科技、经济、人力和道义上的优势，付出了罄竹难书的惨重牺牲，最终消灭了以法西斯轴心为代表的极端帝国主义“至恶”势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次大战以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盟国全胜结束，实际上帝国主义及其衍生的殖民主义时代也随之消逝了；意味着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成功和继续，意味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仍有机会进行伟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实验，一部人类史即将进入新一轮两心调谐之道探索时期。

按诸两心调谐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当於苏联代表的“至善”、英美代表的“中道”、和德意日法西斯“至恶”三大“天尊”的大较量。“至善”与“至恶”水火不容；“中道”和“至恶”渐行渐远，剑拔弩张；最後形成了“至善”与“中道”联手结盟，付出巨大牺牲，降妖伏魔，消灭法西斯“至恶”，渡过了人类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自我毁灭危机。

然後，世界进入了“至善”和“中道”试比高的冷战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英、苏雅尔达协定承认苏联控制和影响的地域范围，战後东欧的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东德，以及东亚的蒙古、北朝鲜，都成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0月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建立红色新政权，极大地扩展了社会主义势力的版图和影响，继之以越南、古巴等，形成了一个人口逾全球三分之一，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次大战後，欧洲受创至深的盟国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下得以迅速复原，西方管辖下的前法西斯主义战败国也随之转型，加入了和平演变行列。在此历史进程中，被马克思主义者讥为“资产阶级假民主”或“资产阶级专政”的西方社会，逐步演进建成全民性多元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型政治体制，进入了一个权力制衡功能健全，中庸优化决策之道渐成气候，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因两心调谐化得循正道比较顺畅发挥，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高速发展进步的後工业化以至讯息化历史时期。

新兴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以北美、西欧为主体，包括日本、澳洲在内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东方”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势力大本营，公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团结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西方”作为革命对象，被迫采取守势。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形成全面对抗。

东西方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美、苏双方都拥有了足以毁灭全人类好多次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世界处於濒临核大战边缘的恐怖平衡状态。从二次大战结束起，全球各地军事突和局部战争几未止息过，但美、苏两大主角从没有直接开战，也没有发生过核战争，所以世人称这种对峙为冷战。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形势急转直下，东欧、蒙古等共产党政权呈骨牌效应式崩溃，东西德统一，苏联改行多党制民主政治後随即解散，一同朝向政治民主化方向转型；中共政权在文革後率先改变了与西方对抗的政治立场，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时近半世纪的东西方冷战至此乃告结束。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建立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以马克思主义名义的伟大创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具备马克思期许的发达资本主义背景，且处於强大的敌对势力包围之下，为了巩固和强化革命政权，一律以苏联马首是瞻，实行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体制。尽管革命政权以当然代表人民利益自信自许，这种无制衡的绝对权力体制，必然同个体自由精神相对立，用党的绝对领导和集体主义否定了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的必要性；在那里实行的公有制，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基础，却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种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而且把这种公有制的高度发展当作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其实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本旨的误释和异化；在中国，尤其经历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高潮的剿灭人性动力本源──利己私心，无所不用其极的宏大社会实验。

当国际至恶势力为中道取代，西方列强转进良性和平演变轨道，“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型体制蔚成气候之时，东方实验对照组如果继续坚持绝对权力，不仅排斥，更且否定中庸，强行“至善”而不知所“止”，终要自陷“过犹不及”的极端化误区，决定了这项伟大创新实验因社会性两心失衡而难以为继，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必然性。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转型，世界进入後冷战一体化时期，这种误释和异化即将成为过去的陈迹。只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似乎仍未在这个事关大本大源的命题上大彻大悟，达到彻底检讨和重新认识的程度。

东方“至善”之兴，是力挽狂澜，克制至恶，重振中道的必要。冷战的结局，不是推倒和重建这个世界，而是实了“中道”高明，促成了调谐两心，渐进改造世界的大局面；首先在发达国家大见成效，然後回馈东方，造成了全球性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亦即人类大家庭共襄中道化的大趋势，开始了一个“环球同此凉热”，浩浩荡荡殊途同归的历史性新纪元。

人类世界终於出现了自觉地制止和消灭战争犯罪，即避免以武力杀人为解决争议的可能性；终於出现了政局稳定，消灭了政变，长期在稳定中发展进步的政治体制范例；终於出现了较为顺畅而有效地发挥灵性创造能力，发现和善用造物为人类实验准备着的无穷无尽规律性和物质条件，科技进步、经济发达、环境改善，不断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良性积极持续向上发展的社会运行方式。虽然目前存在南北贫富差距，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东老大难僵局，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非常威胁，令人不容盲目乐观，但无论如何，今日世界灵性人类运用中道优化方法谋求两心调谐的悟性和实力，已然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可能转危为安，结束“相砍书”，开创一部马克思曾经痛切期许的“真正人类史”的空前有利机遇。

6．信仰再造，好望大同

冷战结局再度证明了两心调谐原理不可颠扑的基本公理性质，中庸之道用世的良性大趋势不可逆转，人类世界幸运地出现了东西方接轨的共同进步机会。

不要以为冷战结束以後，超强美国带头率先走上了顺利通向人间天堂的高速公路，前方再无阻拦。也许今天没有任何外在政治、经济或军事力量，包括隐蔽险恶的国际恐怖主义堪以挡住这种发展进步的大趋势，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是，一种无形的天字号危机──“信仰危机”（Crisis in Faith），正在从自己社会内部考验全体人类的智慧。美国似乎首当其冲，世界上一切现代化或要求现代化的国家，从纽约到上海，巴黎到哈瓦那，约翰纳斯堡到莫斯科，一律概莫能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难于捉摸、渗透一切的“信仰危机”，可是迄今为止，无论自信若美利坚，豪迈如中华神州，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尚无良策以对。

两心调谐原理以为，一个社会之能够存在与维持运行，必须具备某种焕发爱心或公心以调谐私心的信仰体系，例如宗教、学说、主义或所谓共同价值观，构成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或称“心态文化”。没有这种信仰体系以支持最低限度的爱心或公心，听任私心自由泛滥，不用说一个庞大杂的社会，就是两三个人的小小集体也无法维持正常运行下去。尽管每个国家都建立了不胜浩繁的法律和制度──礼，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为後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好的法律制度也会被曲解、破坏，甚至被反其意而用来做坏事，更遑论社会公正和发展进步了。“仁－中－礼”三位一体之所以不可分割，无非就是这个道理。

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严格奉行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原则，不容许政府强制宣传灌输某种特定意识形态；人民享有高度自由权利，信仰、思想、言论、旨趣、人身、居住、择业、婚恋…都是自己作主，自由保障了私心积极性充分发挥，从而产生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活力；此时作为体现爱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只能指靠民众自觉自的宗教信仰，作为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之本。在美国，人们就将基督教比作公民的“道德孵化器”。

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的道德内涵，主要通过教会和家庭的教化作用。在後工业化时代，由于科技发达，靠迷信奇迹建立起来的虔诚信仰渐难为继，宗教戒律难保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加之经济结构、生活形态变化，基督教教义极为重视的家庭价值观念急剧衰落，破碎家庭比比皆是，家庭的道德教育作用，一代不如一代。基督教精神作为“心态文化”推手的历史功勋自当永垂不朽，但由于神性宗教的历史局限性，其功能终要趋向极限，由绚烂归于平淡。

德国的《新约》神学家和存在主义神学家，近代有影响的新教思想家波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表的《新约与神话》中指出，“人不可能在使用电灯和收音机、用现代医学和医疗手段来治病康复的同时仍相信《新约》中的神灵和奇迹世界。”

他以为，“《新约》时代的观念世界与我们当代的思想认识已有天壤之别，我们的世界观已不可避免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指引，而《新约》反映的世界观则体现了古代盛行的神话的意义。”

波尔特曼认为，“这一切均为神话之谈……，它们表达了前科学时代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早已过时，不被重视，因而绝不再是人们确信的对象。”他为此指出一切已经了结：“基督上天下地的历史已经了结，末世的观念已经了结，圣子驾着云彩复临的期望已经了结，神迹奇事已经了结，神的信仰也已经了结。这一切对现代人而言不仅不可理喻，甚至不值得再提。人们绝不相信自然与历史的进程会因超然力量的干预而中断，也不认为自我人生的意义会由此而决定。”

──“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麽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着冷淡下去。”（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

随着加速现代化进程，旧有宗教神性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弱化和消亡，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持续进步所赖的两心调谐机制渐失精神凭籍，但迄今为止尚无新的适当的信仰足以承续、取代和发展其引导作用，这就是所谓信仰危机的实质。

在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体制下，老百姓受神和君主双重管束，一般情况下，犯大罪不容易；唯特权统治阶层高人一等，可以无法无天，以权牟利，为所欲为，不受制裁。乃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般荒谬而又真实的社会现象。

与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体制相对照，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民选政府受到重重制衡监督，官员难免犯罪，但犯大罪也难；情形恰好翻了转来，享有高度自由权利的老百姓，既无专制强权当头，如果也没有宗教或适当的足以弘扬爱心或公心的共性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以凝聚人心，促使人们自觉地而非被动地热爱集体、奉献集体、保卫集体，则法律被视为束缚自由的桎梏而遭敌视和破坏，与生俱来的原罪就要狰狞毕现，得其所哉。

信仰危机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爱心（公心）无奈凋敝，自私恶魔飞扬跋扈；首先在人民享有高度自由权利的发达民主多元开放社会显露狰狞面目，为人类文明前景敲响了不祥的警钟。

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前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帝国主义以至法西斯主义肆虐人间，视为基督教文化区的第一阶段信仰危机，那麽，後冷战的今天，不妨被看作它的第二阶段。前者为国家强势主流政治主导，後者则起自民间，势若燎原，铺天盖地而来。

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峙和美苏霸权之争俄然消失，西方社会突然解除了头顶上的达摩克拉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佞臣达摩克拉斯口口声声称颂君王多福，暴君以一发悬剑，命达某坐在下面，使知王者忧患。）──历时半世纪的循正道和平演变的强大致命压力。正如哈佛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今日美国社会日益混乱，主要在失去了敌人。这种观点并非全然荒谬。高科技时代来临，人类支配环境的能力和手段空前大增，又失去了鞭策力量，信仰危机怎不脱缰而起？

1898年希腊诗人卡瓦菲（C.P.Cavafy）的诗篇《迎击蛮族》中描写古代一座城市全体民众在国王率领下出外迎击来袭击的蛮族。但直至夜幕低垂，蛮族并未出现，而且信使来报，从此不再有蛮族来犯。所有的人都惶然不知所措了。

体现爱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识形态衰落之际，美国和西方世界高度自由化的社会环境，恰好提供了自私恶性狂飙，大肆破坏民主政治体制两心调谐性质的大好机会，很容易导致社会性的道德沦丧现象，表现为精神空虚、良知泯灭、无视公益，为求器官快感刺激而不择手段，加剧了行为上隐性或显性的犯罪倾向。而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恶魔型犯罪模式，毫不奇怪地充当了信仰危机的前卫时尚。

《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lexis de）写道：“没有道德的自由社会从来没有存在过！”西方信仰危机实质上威胁着自由社会的存续。正如美国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指出：“现代人的危机，基本上不是政治、经济或社会危机，而是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并不意味着无神论的胜利，也不意味着传统宗教即将消亡。传统宗教信徒因而转变为无神论者的只是极少数。

所谓人的“成熟”，并没能克服其极限，而且，在我们可以想像的未来，根本看不到克服其极限的可能。“上帝观”所凝聚的最高价值、所启示的最高境界，本是基督徒得以安身立命和超越自我的精神支柱，对这一观念的彻底抛弃和否定会使人们在变幻莫测的人生大海中重蹈生存窘境和灵性绝境。人们依然无法解答物质、生命及灵性本源这样的古典终极问题，即便生活在富裕的高科技环境中，仍会处处感到自我的有限、窘迫和拘束，仍对难以逆料的疾病、死亡、天灾、人祸和种种意外事件等命运之无奈感到恐慌不安；在寻觅平和时仍会遭遇不公的挑战，当谁也救不了自己的时候还得呼唤上帝。若无某种精神支柱，人们只能成为漫无目标地游荡，找不到归途和家园的精神流浪汉，因此宗教仍不失为这种“神的悟性”的寄托。再者，千百年来宗教传统习惯根深蒂固，生老病死、婚嫁节庆、排难解纷、招财进宝，几乎一切人生大事都与宗教活动紧密联系。尽管信心基础动摇，若无新兴的适当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即便作为一种民俗形式，宗教也是不容易自行消失的。何况现代多元高科技民主社会，彻底改变了农业化时期乡里宗亲密切依存的生活方式，孤独空虚、彷徨疑惧滋生的不安全感，使得许多人恋栈和需要宗教提供的关爱扶助、安慰温馨和集体生活。特别是，宗教在一个似乎非人的世界中正是人性的支持者。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神性觉悟达到转型期，不期而至，无可逃脱的某种青黄不接的现象。信仰危机不是信仰真空，不是信仰断层，社会发展进步一时也不会嘎然而止。幸运的是，如果我们把西方信仰危机的危害作用大分为初、中、後三个阶段，那麽现在毕竟还只是初、中级阶段。宗教及其神性信仰的调谐两心功能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有些预言家相信传统宗教将在第三个千禧年内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千禧刚刚在起点上，如果没有足以取代的信仰形成，一个曾经具有强大传统和辉煌成就的传统宗教文化，可以指望还将陪伴羊群走一段长路。两百多年来建成的西方民主政治仍然旺盛有力，掌握着自身命运的主动权。

信仰危机牵动千头万绪，但人们往往只看到现象表层就事论事，找原因时最不容易想到的大约就是信仰危机本身了。如果朝野熟视无赌，无所作为，听之任之，两心调谐无所凭藉，其预後不良的发散性，势将陷人类社会梦魇般返祖逆过程，危机非常可能加速发展，一朝进入噩梦般病入膏肓的後期，现代文明成就可能毁一旦，损失不可以道计了。信仰危机给灵性人类出了一道攸关人类社会能否维持健康、强劲的前进运动，或转向停滞、倒退、恶化的超级试题。人类能否在此蹊跷时刻善以自处，重振信仰，开创更高层次的社会性两心调谐新局面？悠悠万事，莫此为大乎？

基督教内涵两心调谐精神教义，已然成为引领西方社会发展进步成功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不能随神性载体手段过时而抛弃。基督教能否如上述忧心忡忡的神学家们所设想，不过多依赖其宗教外衣，积极走向当代，面对现实，谋求与世俗的统一，与其他学说、主义和宗教从战略上以至实质上进行优化组合，形成新的有效的载体，继续在一个极大地变化了的世界上履行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为当代西方社会天字号大哉问。

2001年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改变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长久地改变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社会的“心态文化”。冷酷的恐怖主义隐形敌人的暴行，为安逸中渐趋沉沦的现代发达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导致爆发一场爱心大觉醒，激起本来歧异纷纷的多元少数派达成抗暴共识，加强政治团结，珍视和捍卫民主自由体制；两心调谐化信仰再度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因而唤起道德与法治力量，有助战胜犯罪泛滥逆潮，缓解信仰危机的负面社会效应，成为自觉解救信仰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

2003年8月14日，美国东北、中西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发生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停电事故，范围和严重性远过於1977年7月类似的电力系统瓦解事故，纽约大都会地区经三十六小时方才全面恢复供电。期间各地人们表现平和镇定、秩序井然、相互关怀、爱心盎然，绝少骚乱现象，较之二十六年前那次类似的大停电事故中出现趁机劫掠犯罪狂潮大相迳庭。庆幸之馀，人们一致首先归因於911事件带来的正面影响。

反恐斗争任重道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场没有明确敌人与战线的战争，甚至是一场没有明确的最後胜利界线的战争。从美国到全球各地，世人看到了野心家利用宗教观念煽动滥杀无辜的狰狞面目及其严重危害性，势将有助摆脱巫魅魔道，在理性基础上寻求“全球伦理”共识，从而在国际范围促进解决像中东问题这样的老大难结，实现人类大家庭大和解，消除灵性人类之间的仇恨根源。反恐斗争的严重性、艰钜性和和长期性，可期为人类走出信仰危机，实现自我拯救，从反面提供无可取代的激励作用。

事实不像美国右翼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描绘的那样：“人类意识型态演变终止，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成为普世的价值，成为人类政府最终的形式。” 当今人类意识形态不是终止演变，而是需要新一轮立足理性基础之上的“拯救”和演进。

美国和西方发达社会面临信仰危机的同时，在中国、在俄罗斯、在东欧、在东亚、在南亚、在中东、在拉美、在非洲、在大洋洲，随着高科技时代来临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形形色色不同背景、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正在四处浮现。

其中中国特色的“真空”型信仰危机恐怕尤难将息。

千载悠悠，中国真儒蒙尘已久，引为传统的所谓儒家思想信仰，特别是所谓理学後儒，实际上是违背天道人性的伪儒，造成了发展停滞，贫穷落後，受辱挨打的苦果。上世纪中後期，在反孔的革命化旗号下，以“崇公抑私”为特徵的伪儒“心态文化”变相复活，变本加厉，从“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人性改造，乃至“斗私批修”，酿成文革浩劫；这种两心极度失衡的走向，当然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几乎彻底扼杀中国人的灵性创造能力，陷民族於开除球籍的险境。

伪儒要求中国人做无私的“纯粹的人”，对於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这种所谓传统的固有的道德观念，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自欺欺人，自我陶醉而已；可是人人必须装得煞有介事，竞相比赛扮相逼真，从而造就了一种以虚伪为特徵的中国“国民劣根性”，从“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发展到了“假大空”席卷神州大地的奇特现象。

不同於那触及灵魂虔诚膜拜的神性宗教信仰，伪儒及其类同意识形态轰轰烈烈表象的背後，非常缺乏实心实意的私心动力为支持。待到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向私让步”，容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引进西方市场机制，这种本质上假情假意的所谓信仰也者，好比拆穿了的“皇帝的新衣”神话，除了不堪回首，已然无可恋栈，巨大的精神泡沫一下子爆破了，顿时迎来了几同人皆“看破红尘”的信仰真空困境。

今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新政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限制经济增长的禁区，调动中外私心积极性大见成效，经济腾飞，举世瞩目，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一直未能在思想领域建立一种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共同价值观，堪以填补“信仰真空”，发挥持续驱动科技创新和深度改革所需的“心态文化”推手作用。时至今日，真假孔子、真假马克思主义依然难分难解；对西方“心态文化”内涵优势还缺乏应有的正视和领悟；天经地义的私心和万恶之源的自私仍然混为一谈，无从建立具有“仁者自爱”内涵的个人本位意识。不知“为私正名”，何以“为公正名”？何以实现真性道德复苏？“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其实难为；但见自私原罪与虚伪习性酿成的毒液遍地窜流，滋生腐化癌变，无情吞噬着国家民族肌体。

信仰真空，这个属於“心态文化”大本大源范畴的根本性缺陷，构成了今日中国前进路上无所不在的无形阻抗和预後不良的致命隐患。如果不能及时开展适合国情的“新千禧信仰再造工程”，政治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宏愿只能是一盘夹生饭，仍然可能失去大好历史机遇，重温不堪回首沉沦噩梦，当非危言耸听。至於香火鼎盛，满天神佛，邪教乘虚而起，迅速蔓延，争夺“信仰市场”，侵蚀民族心灵，莫非势在不免？

立足两心调谐原理，透过光怪陆离错综杂的表面现象，观察不同人群的不同形态的信仰危机（信仰真空），多是无法实证的神性信仰或是强加於人的非人性的假性信仰衰落、畸变、失灵的结果。解救之道，当非重新提倡奇迷信，再启造神运动，或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杜撰什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出路谅必在於天机解密，返璞归真，从“心态文化”大本大源出发，树立内涵两心调谐真谛，堪与传统宗教情怀兼容并茂的理性价值观──不分国家、种族、地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性与天道”，亦即人性范畴基本公理常识的重新发现、确认和运用，在此基础上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运用创新智慧，去寻求适合自己背景特点的先进文化建设优化方案。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特别是911事件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无不警示世人：灵性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迫切需要立足人性基本公理常识共识，建立合乎两心调谐原理，人人无以自外的“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着手应付人类灵性意义上的头等大事──信仰危机（信仰真空），才能自立於不败之地，真实有效地由“不同”而求“和”，索解老大难死结，共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同享繁荣发达成果，合力策进永无止境的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基督的天国，不分东西方，只能是一个全体灵性人类的天国。马克思说得明白，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後解放那革命阶级自己。而孔丘的大同天下，本来不容华洋夷狄固定观念之分。

有朝一日，灵性人类终於找到了先进文化建设的共通理性始发点──“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所在，大约就是结束那可歌可泣、血泪斑斑的史前史，打开一部真正人类史的决定性奇妙时光了；天铎声声中，可见那扉页上展现开宗明义的一行大字“天国”近了！你们有福了！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从“性与天道” 基本公理常识出发，调谐两心，重振信仰，势在必行，不容蹉跎。得其先机，率先规划，率先启动，识时务者俊也。

青年毛泽东早就痛感“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相信“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均见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如果吾人着眼大本大源，立足两心调谐原理，就会发现万般错综杂的历史进程之中贯穿着一个简单而平凡的指导原则，一切社会性发展变化的背後，都可以找到若隐若现，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双“两心”操盘推手，发展方向孰正孰负，端视这双推手运行调谐功夫。顺着这样的思路，那众里寻她千百度，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全球伦理”可不呼之欲出了吗？

想一想那最难定夺的体现两心调谐原理的普世性理性信仰“基准”体系，相当於所谓“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共同价值观──实质上就是“性与天道”基本公理常识的科学的逻辑的提炼和概括，到头来必定简洁明白，通俗易懂，自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能与多元文化包括神性信仰相契相融──何处寻？莫非当年超越时代，待价而沽久矣的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到了与时俱进，重新登场，扮演要角，贡献全体人类的历史关头？

今夕何夕，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倘然躬逢此盛，想必欣然而笑：“我固待贾者也。”

（全文完）

作者联系电邮： paulpang21@yahoo.com

参考资料：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