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的重要课题：权力制衡
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此文实际上主要在谈圣人政治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如果中国传统的圣人政治在农业经济时代还可以延续几千年，那么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情况下，圣人政治已经再也难以维持它的神圣和正经了。私欲必须靠权力制衡来调整和遏制，中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首要思想和任务是建立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庞先生提前进行了讨论，可供中国的改革家们参考。]
第二篇文章：庞忠甲：《中国心态文化的致命迷津》
----传统的“圣人政治”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
作者：庞忠甲
2007年6月12日
paulpang21@yahoo.com
A. 缘起：中国古代政治学的缺憾
作者简介：庞忠甲,男。原籍上海。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曾在山东、江苏等地从事电业技术管理、教育和科研等工作，有科技论著。1983年作为访问学者来美，曾任美国能源公司驻华商务代表，近年跻身华尔街金融投资界。2003年7月合著出版《美国证券市场导览》一书。现居纽约。
溯诸《尚书. 尧典》，远古时期中国杰出的政治领袖们早就痛切体认到权力腐化、“慢神虐民”的严重恶果，懂得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必须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方能“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政论家阐发为君之道，为政之道，亦即治国之道，看来头头是道，深透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程度。遗憾的是，即所谓“万宝全书缺只角”，偏偏致命地短缺了决定性的一章:“权力制衡”。
他们总是迷恋和坚持“无制衡”的“绝对权力”体制，以为只要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咸和万民”，长治久安的目的。
商汤那会儿就大讲特讲，警告政权接班人勿犯“巫风、淫风、乱风”等“三风十愆”错误，不可走上人民的对立面，否则，当官的“家必丧”，为君者“国必亡”。如此一代又一代，反复高唱这套不得要领的“劝戒歌”，为药石网效的政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始终不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在无可躲避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的强势狂澜面前，这一切苦心孤诣、耳提面命的“千古真言”，其实一文不值、敝屣不如，统统沦为自欺欺人连篇废话了。
一部二十五史，不啻绵绵长恨 “相砍书”，只是每逢改朝换代或特大动乱之余，往往出现短短一段相对承平的“黄金时期”，史家常冠以治世、盛世美称。此时当局者总是罔顾历史教训，在一派歌功颂德声中，一次又一次忘乎所以地自封“永远正确”，天命所归，可以光耀万代；然而他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前朝覆辙宿命铁律，多则几十年而已，不免走向自己期许的反面。特权统治阶层吸够民脂民膏後，结果在千百万人民陪葬下烟飞灰灭，治乱循环周而复始，历史怪圈因循往复，不进则退无以自拔。
从《尚书》上古时期到晚近现世，中国较之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在政治文明大范畴中，究竟犯了什么不赦天条，以致失去了那西周初期使得孔子赞叹不已的上升势头，一蹶不振，找不着北？
那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边消停，可不就是“权力制衡”四个大字吗？中国历史这部宏大交响乐，既配不上“权力制衡”这条关键旋律，何来圣人期许的“金声玉振”调谐之美？当然压根儿不会有什么奉天承运永世其昌这回事。
“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人类特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但同天地间一切生命体一样，无不具备趋利避害的第一本能－利己私心。
人类一切行为均非无缘无故发生，其原动力源自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但若无所制约，利己私心不免恶性发展成为损人利己的自私之心（Selfishness），与天赋特秉的灵性智慧相结合，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非灵性生物是无所谓“罪”的。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寓意可否解释为：灵性＋自私＝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 ？
唯有在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下，私心升华，萌发、培植、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道德观念的滥觞），藉以调控利己私心，一旦“两心”（相当於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调谐得宜，遂能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主张的”人间正道”，绝顶高明的“为己之道”），实现社会性良性发展进步，进入“人之所以为人”的 “与天地叁”的境界。
这种调控机制的最后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吾人所谓“制衡”了。“制衡”是一种强制性的制约力量，不仅意味著制订法律防范一般社会成员的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手段。
“权力制衡”就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守护使者。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之道，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这里所说的“权力制衡”，同中国史家们讴歌不已的唐太宗善纳魏征重谏以及北宋银台封驳职司之类仰赖于君王开明雅量、善愿恩赏的传世佳话根本不是一码事。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拥有政治权力，特别是绝对权力的统治阶层成员难免为“原罪”驱使，一步步偏离美好立意，背叛神圣承诺；他们当中一些人会戴著代表人民利益的光环，利用人民信托的手中权力，以人民公仆的冠冕堂皇名义，去做出较之明火执杖的强盗可恶不知多少倍的弥天大罪。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领悟、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
千万不要低估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中世纪“凡圣两立”（政教分立）社会“双城记”式（罗马教会为代表的“上帝之城”和王权国家为代表的“世俗之城”）那种不期而至，不伦不类，充斥丑恶表演的“权力制衡”格局的历史功勋。就是这种世界史上得天独厚几乎绝无仅有的“权力制衡”格局，防止了一大批新兴蛮族国家王权绝对化，并在自命“永无谬误”的罗马教庭随着权势膨胀腐败不堪，陷欧陆于精神黑暗时期之际，能够酝酿催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样拨乱反正，重开新猷的伟大转折。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局面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孟德斯鸠在对各种政制进行详细考察之后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强调权力的相互约束，通过特定的力量平衡，达到以权力控制权力的目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 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 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与此同时，神州中华在“政教合一”型无制衡绝对权力统治下，浸沉于宋明伪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愚民悖论造就的假情假义虚伪氛围之中，竭尽否定个人自我意识和变革进取精神之能事，力求维系专制特权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于不坠。在那里，权力腐化乐此不疲，祸国殃民永无宁日，但以创造性思维活动为标志的智力天地一片静穆，定格在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闭状态；“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几无发展进步可言，宛若精神植物人僵化世界。若非外力打破，恐有静气万年不渝。
共和（Republic）首重“权力制衡”，共和不仅是民主的先导，而且是民主的必要保障，或者说是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最後守护神。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功能的绝对权力体制，不管执政者主观上抱有多么高尚美好的意愿，不论一时政治经济业绩如何灿烂辉煌，总是逃脱不了绝对腐化以至没落败亡的宿命，不让别人诟病、诅咒和妖魔化也难。有了“权力制衡”，才会有真实、健康、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没有“权力制衡”的民主，只是东施效颦，徒有形式的假民主，随时可能倒退、垮台，变成暴民政治或法西斯主义。今日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为什么不少国家的民主实验屡屡不如人意，甚或荒唐走板？关键多在于“权力制衡”不成气候。
东西方碰撞，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光绪帝启动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步伐（1898年6月戊戌维新变法）。百余年後的今天，共和旗帜已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只是现时对付权力腐化顽症空前规模大爆发的手段，和《尚书》时代那样，义正词严，万般俱全，依然独缺“权力制衡”这味主药。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已经把国家带上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在政治文明建设上，多侧重机构改革，属行政改革层次，尚未涉及 共和性质的“权力制衡”建设。
中国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法治建设进程，比起十年二十年前，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说不知强化了多少倍；但是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作保证，决定了监督少效或无效的必然性，所谓“以法治国”其实难为。以权力腐化为例，就一目了然。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在立法和监督上所化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大，至少可称“算术级数增长”，可是面对的是“几何级数增长”的官场腐败现象，甚至不少反腐战线上的干部也倒戈叛变纷纷加入腐败行列。
中国，由于长期浸淫于伪儒否定个人本位、压抑自我意识，自欺欺人的畸形“心态文化”之中，整个政治民主化建设必须是一个与先进文化建设相辅而行的谨慎的缓进过程，但是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体现立党立国之本的共和精神—“权力制衡”可以先行，而且应该先行，非如此何以克服“绝对腐化”狂澜既倒，何以因应日渐恶化的社会矛盾和瓶颈效应的挑战，何以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何以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系执政党的合法性，贯彻“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神圣使命？
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内涵的，亦即“权力制衡”先行的民主化建设。换言之，“权力制衡”内涵有无，就是当今中国一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真假虚实的试金石。
上古时代的先贤们见不及此不可苛求，汉以後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和大学问家们一直懵然未觉，心窍不开，就是民族灵性失落的大悲剧了。无可自慰的是：当代中国奋力追求现代化、热情拥抱全球化之际，如果负责任的中国人仍然无视古今中外如火如荼如假包换铁证如山的历史经验，小心闪避“权力制衡”四个大字，信誓旦旦不脱禹汤文武周公牙慧故智，以为“汤誓”、“泰誓”、“牧誓”那一套天命所归，为民作主的宏论依然有效，主观倡导德政，锐意自我监督，就是和谐安定，甚至赶超世界先进的金丹良方，莫非还停留在《尚书》年代大梦境界？
B. 难点
当代中国执政党最高层领导人对于“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早有深切体认。
1956年，苏联斯大林暴行盖子揭开后，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又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1986年11月，邓小平提到“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来，又过了二十年。由于制度性腐败严重恶化，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制衡”，原已昭然于世，成为朝野共识，那么为什么仍然迟迟吾行呢？
正如邓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所说：“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那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时至今日，看来这个主意还没有拿定呢。
邓小平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页。）
拿主意之难，就难在找到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方案：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非“放弃和削弱党的领导”。
邓小平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表示，西方权力相互制约式的民主制度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迄今为止，人们谈起“权力制衡”，说来道去似乎离不开西方社会两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三权分立、双议会制、普遍选举和多党竞争那一套办法，显然同“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指导原则没有相容性，当然“走不通”了。
不仅西方民主制度模式“走不通”，就是邓小平自己设想过的“党政分开”也一样“走不通”。
邓小平曾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如果党政真的分开了，党不再管政，不再干政，党还领导什么呢？岂不否定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因此，“党政分开”可说而无法实行，谁要是当真做去，不免犯下“放弃和削弱党的领导”这样的原则性错误。
在一党集权、不容分权的前提下，要对执政党的领导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亦即实施“权力制衡”之道，许多人看来，是个无解的难题，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悖论。
既如此，若非“恋栈权力”，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呢？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曾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群众的党。”
二十七年后，这种无可取代的局面并未改变。尽管这是执政党长期严密控制所造成的情况，但事实上如果现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并非危言耸听。
执政党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合乎国情和人心的口号。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教育平均水平尚低，民主启蒙犹未实现；先天不足的人文背景条件，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必须是谨慎的，缓进的，以防欲速不达，引发社会动乱，破坏了今天来之不易的经济腾飞形势。
然而，“稳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基础，否则只能是表面的虚假的“稳定”。历史表明，没有“权力制衡”内涵的“稳定”局面，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暂态，一条堆积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不归路，酝酿火山爆发般大动乱的前夜。
一个以“革命”官僚家族及其关系网为主体，凭借权力背景下利益输送催生的中国特色暴富阶层，操控着号称属于人民的巨大政治经济资源。他们善于篡改中央意在利国利民的种种政策，肆意变造为攫取不义之财的手段；并且借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强力打压批评者、受害者和弱势群体。他们以糜烂夸张的方式尽情享受着西方创造的现代一流物质生活水平，但其政治取向与追求民主、人权、法治的西方资产阶级迥然不同。他们竭力抵制一切效法西方的可能动摇其既得利益特权地位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措施，唯恐一旦“开放党禁”、“政权更替”，面临灾难性的清算和惩罚；他们绝非中国民主化的推进力量，却是顽固抵制改革现行体制的非常保守势力。这股势力日益扩张的结果，使得今天中国社会先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难度，远过于邓小平主政的改革开放初期。
据此，可以得出以下三项推论：
一，为解决制度性腐败，克服深化改革瓶颈，实现持续发展进步，保障国家光明前途，必须进行以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目前还只能在一党执政的既有架构下探索建立“权力制衡”体制的可行性。
三，这种可行性的有无，端视能否在西方经典的多党制之外，开辟一条别开生面的安全通道，设计出一种不落西方传统窠臼，非但不削弱党的领导，却能有效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甚至进而强化一党执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致令特权既得利益阶层欲拒还迎、无可抗拒，但是确实符合最广大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真性“权力制衡”方案。
产生于工业化前期，沿行两百多年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自身已经显得古老陈旧，问题丛生，处于迫切需要革新的状态。中国何不乘此一面借鉴外部成功经验，一面因应自己国情，开拓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改革道路；同时也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民主共和大业贡献新思维、新选项、新经验？
时势要求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志士仁人，面对这一貌似“无解”甚至“悖论”的世纪难题挑战，运用天赋灵性智慧，殚精竭虑，有所突破。
下文提供一个中国特色“受控权力制衡”解题方案。欢迎关心国是的同好切磋议论。
C. 解题
本文提出“受控权力制衡”方案，作为应对上面三项推论的一个解题之道；说明要点于下：
一，本方案在政府主要官员任期中引入“公投确认”制度。
二，“公投确认”对象
初拟为各级地方行政区长官，包括区、县、市到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可扩大至检察长，最高法官，监察、审计部门主管等重要公职。
三，“公投确认”实施方法
在该行政区的“公投确认”对象（例如市长）的法定任期中途，由全体有选举权的公民无记名投票“确认”（Confirmation）其下半期任职资格。通过的继续干下去，通不过的下台让贤。
“公投确认”系在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其具体主持机构，可参照选举法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的主持机构是选举委员会的规定，设立“公投确认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上级人大常委会领导和任命。
作为起步，可选择不同类型的若干中小城市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完善，扩大试行，立法推广。
试点和推广过程，应当慎重、缓进，容许一个较长的观察期，反复改进、调整、验证，方可确立制度，而非急就章。
四，“公投确认”和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的异同
“公投确认”和传统的普遍选举一样，都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运用自由意志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的是，普遍选举用来“事先产生”官员，“公投确认”则用于 “事后确认”已经任命了的官员。可称“另类直选制度”。
五，“公投确认”的主要特点
1，“公投确认”是人民对政府主要官员执政水平的全面综合评价机会，人民将能依据有关官员任职期间确凿有据的政绩和操守表现作出判断和抉择；政府主要官员从此将直接置于人民由下而上的监督和选择之下，其官位存在的理由，归根到底只能是人民的认可和授权。
“公投确认”意味着人民直接投票参政，运用人民的普遍意志，行使人民拥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制衡权，不容“坏人当道”，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权益，体现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本来目的。
2，“公投确认”不仅无损，而且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权威。
“公投确认”是一党执政的政治架构下对“党管干部”这一领导原则的高层次完善化设计。
“公投确认”方案中，原有选拔任免干部制度可以维持不变；现任政府官员如果通不过期中“确认”投票，仍由执政党主持对不称职官员调整职务以及遴选任命取代人员。
“公投确认”作为另类“权力制衡”方案，与西方传统的分权制衡不同，系在现行一党执政体制下充分受控实施，执政党不必因此应对任何政治势力的挑战，不会导致“政党更替”、“政府倒台”或“解散国会”。
如果政府主要官员屡屡在“公投确认”中出局，势将损及主持干部选拔任命的执政党令名，因此“公投确认”对执政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高标准的培养和遴选人才的 要求，以及加强对干部监督、考核的任务。所以“公投确认”不仅可以淘汰不合格的官员，也从正面促进“良币逐劣币”，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才能。
这种民意票决确认制度不仅不削弱执政党的实权和地位，相反地，一旦执政党善于运用这种“安全稳妥”的民主架构以贯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初衷，必将极大地增强人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利于形成一个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社会局面；不搞三权分立、双议会制、普遍选举和多党竞争那一套办法，却可能开创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化前景。
3， 对“制度性腐败”来说，“公投确认”是一剂立竿见影的特效药。
实行“公投确认”，要求政府主要官员向人民大众报告工作，接受检查。其结果将是肯定和表彰好官的“授奖大典”；也不啻对无德无能尸位素餐庸碌之辈或以权牟利鱼肉百姓腐化堕落的贪官污吏的当头棒喝，起到民愤出气筒和安全阀的作用，利于消弥官民对抗群体暴乱事件于无形之中。
一个坏官，恐难想象在这轮考验中侥幸过关。现任政府官员如果不能通过期中“确认”投票，将失去人民以为他不再称职的权位，这种情形无疑是当事人政治生涯的 莫大败笔，声誉、报酬、待遇和社会地位势将大幅贬值，丑行劣迹因此曝光，甚至引发调查追诉，较之西方社会一般竞选公职失利的影响和后果严重得多得多。可见 “公投确认”制度将为政府官员避邪归正提供一种出诸利己私心本能的真实有效的驱动力，对政府官员反贪防腐、导正吏治产生一种强大无比的威慑、鼓励和保障作用；一旦实施，“制度性腐败”势将立竿见影般“自动”朝向“制度性公正廉洁”转化，其功效与现行“自我监察”手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4， 较之西方成本高昂，实则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直接普选制度，“公投确认” 不必经由化费浩繁的参选、竞选和辅选活动，有集中的对象，确切的依据，简易的手续，可以节约大量费用、时间等社会成本，提高了人民直接参政的效能，却可避免许多消极的负面的因素。
六，“公投确认”的社会基础
“公投确认”这种办法，对中国朝野来说，原有一定社会基础，并非凭空生造。
早已建立并且不断改进中的对於领导干部的多元化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包括党内考察和党外考察、上级监督和民众监督体系；以及现行乡村干部直选制度，皆与“公投确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行之有年的民意测评活动，离“公投确认”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其中合格的中介机构的深度民意调查评价，可以作为实施一人一票的“公投确认”制度的前期演习和准备，是为建立“公投确认”制度以后经常的必要的支持性补充活动，可确立为一种法定的辅助程序。
中共中央在2002年7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把群众 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近年来很多地区对政府机关和官员的业绩表现开展民意调查和群众评议；有的要求被评为最差单 位的负责人引咎辞职，被评为最差的工作人员自动淘汰下岗。循此以行，“公投确认”以定去留的另类直选制度岂非成熟有日，呼之欲出？
七，“公投确认”的配套制度
1， 与“公投确认”配套，宜设计一种任期较长（例如6年），结合适中“确认”周期（例如3年），并加上一定连任机会（例如容许连任一次，总任期可达12年）的官职制度，以利政府要员争取通过“确认”和连任，按照较长的总任期作出远景施政规划，产生更加稳定和可观的长期效益。
2， 对于治绩卓著，历经“确认”和连任的优秀官员，光荣结束任期后应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感谢和褒奖，让他（她）们得到受之无愧、令人珍羡的优厚退休俸禄，包括获得某些共产主义式“按需分配”优惠待遇，“人间天堂”之门将为他（她）们大开。
官员在职期间的报酬应当恰如其分，在整个国家的分配体制中起到表率作用；不能过分地提高官员报酬，破坏了中庸原则而走上极端；美其名曰“高薪养廉”，其实无异利用权力自肥。不必要以柏拉图主张的放弃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来“施虐”人民公仆，但是柏拉图要求的那种“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满足” 的“义人”品性，无疑是政府高官的必备特质。
八，“公投确认”制度也可在党内试用
“公投确认”制度也可试用于执政党内部。与地方行政区同级的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和主要副手等，在任期中途接受全体有选举权的党员“公投确认”，也许是加强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最为切实有效的措施之一。
这还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的道理。
孔夫子憧憬“选贤举能”的“大同社会”，柏拉图提倡“贤人政治”的“理想国”。其实一切美好的政治体制设计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保障最为合乎广大人民利益要求的贤能人士主持政事，有一套人民可以“说不”，并且说了算数的“权力制衡”制度，提防走上“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本方案就是针对这一要害提出的一个实在的切入动作，一阕不落西方传统窝臼，稳步渐进，创新超越，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开拓性政治改革方略畅想序曲，也将为新世纪西方和整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别开生面的另类选择。
这样的改革一旦启动，执政党和政府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中国和世界人民宣布：我们的国家不仅取得了经济改革的显赫成就，还将在政治改革方面开创民主化新纪元。即便没有开放党禁，政府（包括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方式维持现状，仍然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政府，但因有了以民意为后盾，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一人一票“确认”制度试点，政治民主化改革就此正式迈步，其严肃性和必然性可信、可证。随之升起的是执政者最可宝贵的人民大众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持久政通人和、安定团结、发展进步的局面；相应迎来国际大家庭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所谓“妖魔化”之说必然不攻自破，利于同一切国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处，排难解纷，互相提携，为人类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缔建人间天堂，作出泱泱大国应有的贡献。
作者相关书目、文章：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迈向“二十一世纪民主”──试论中国政改化创新超越之路
http://www.xslx.com/htm/sxgc/sxhh/2003-7-19-14351.htm
“共和”首重权力制衡
http://www.xslx.com/htm/sxgc/sxhh/2003-8-3-14459.htm
和谐社会三重奏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5-05-09-18716.htm
挑出中国政制顽症的总病根——《尚书》启示录
http://www.xslx.com/htm/sxgc/sxsl/2006-04-27-19956.htm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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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态文化的致命迷津
庞忠甲
2007年5月7日
今日中国，私有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新近通过“物权法”，宣告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但中国语境中的“私” 字（Private, Personal）及其大量衍生词汇还是摆脱不了耻辱的贬义，而作为“利己之心”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 Personal Desire）仍然被解释为万恶之源“贪欲”或“自私”的同义词。这种经不起立诚推敲的荒唐观念，居然千载一贯，“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积重难返，几同深植基因。
切莫小觑了人性大本大源始发点上区区迷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足以乱人心智，偏离“当行之路”，渐行渐远，积重难返，铸就千古大恨。
偌大华族，深陷其中，好比犯了天条，终至演变成为人类进步大趋势中的活得不明不白的另类（The Others）。新世纪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际，这种荒唐观念继续荼毒着心灵，阻碍先进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充当制度性腐败和假冒伪劣风起云涌的发酵真菌，使得种种立意美好的政策和法制姗姗来迟，或走样变味、有名无实，甚至转向反面。
人类和一切生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本能；私心即利己之心，相当于孔子那时所说的“人欲”，天然正当，是一切谋生存、求进取的原动力。莫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任何一种生物如果丧失了利己本能，难道还有幸存世间的机会吗？
人类作为举世独秀的“万物之灵”，与鸟兽的根本差别在于拥有天赋灵性创造能力。
非灵性生物的行为受本能局限，蛇蝎也好，虎豹也好，不论如何凶残，无所谓善恶，也谈不上犯罪。
人类在“利己之心”驱动下，可以运用特秉灵性做出其他一切生物望尘莫及，超越本能局限之上行为：既利己又利人者谓之善，能够带动群体、社会、国家共同发展进步，是为常识公认的人间正道；反之，损人利己者谓之恶，为害群体、社会、国家，造成破坏、停滞、倒退，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利己之心趋于极端，形成“唯我主义”(Egotism) 或即“自我中心” 、“自私”（Selfishness）状态，就会驱动灵性智慧，不惜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以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人类特秉的灵性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向善利众，可以作恶犯罪；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利己之心主导下的取向了。
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自私”，相当于孔子那时所称“贪欲”，是人类世界的万恶之源、社会进步之大敌。基督教的“原罪说”，也许可以理解为唯人类特具的“自私加灵性”的犯罪倾向，若不自觉救赎（纠治），人人在所难免。
必须把自私与私心（贪欲与人欲）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自私虽然源自私心，但不同于私心，就好象细胞与癌细胞，人与盗贼，狗与疯狗，是不能混为一谈、划上等号的；在英语中，这俩者既非同义词，甚至不算近义词。
防范、克服自私，需要弘扬利他之心（Benevolence），即人们常说的爱心（公心）以调控利己之心，发挥祛邪扶正的作用。
爱心如此重要，但人类天生的爱心十分微弱，远不足以实现上述调控“利己之心”，驱策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目的。
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范畴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那点儿爱心，不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自从三百多万年前“真人”（Trueman）显踪，几十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我们不妨想像，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感悟、积累、培育、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这种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既利己又利人，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欲的简单方式是强暴，但霸王硬上弓，会遭遇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还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同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里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唯有人类，实现了这场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伟大的变革。这是万物之灵在漫长岁月严酷生活实践中，特秉天赋灵性引导私心升华，爱心（公心）萌发、丰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体制化的结果；是人类得以脱离兽性生存方式，逐渐形成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草创唯灵性人类独有的文明社会、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本文所说“利他之心”、爱心或公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後天感悟、积累、培育、传承、弘扬而来，超乎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这种爱心并非天生，而是靠着私心加上灵性的感悟作用，从传种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来，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私心与爱心（简称两心）按先後、主次而论，私心为第一性，爱心是第二性。要认定私心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类一切行为的真性原动力来自第一性的“利己心”，包括因“利他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动力也是来自“利己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
吾人称颂集体主义，爱护的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青年毛泽东曾经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对於人性“两心”曾有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论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他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两者以利己性为主，利人也是为了自利，绝非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两者其实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的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天地图书1996版）
中国圣人孔子和西方救世主基督创导仁爱之心，前提都是确认世人首先懂得爱自己；一个不知利己的人是谈不上什麽推己及人的。基督教和儒家（不是伪儒家）学说一样，从不夸夸其谈“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我”或“忘我”之类过甚其辞，迷乱本性，误导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调。提倡道德绝非以私心为敌。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12225－1274）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彻底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如此而已。
且不说获取可观报酬的形形色色慈善机构经营者，就算那“纯属”施舍的善人，做善事的背後常常需要沽名钓誉、积德延寿或进入天国等好报作为精神动力，所谓不望报者，不在乎直接回报，甚至不在乎受惠人知不知道，感不感恩，要的是更高层次的收获，或者是一种激励自信以求取胜利，或证明堪获上帝预选的精神力量。这么说很容易被一些道学家怒斥为亵渎了神圣高贵纯洁的爱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诚其意，毋自欺”，说老实话，说真实体验，并且相信也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体验，无非就是如此。毛泽东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爱心竟同自身利益毫无关系，岂非无缘无故了？
孔子以后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孟轲也说：“人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奢谈天下国家，否定个人本位，否定“个人利益”，可不丢了根本？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实实承认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控制约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方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众因而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通过制订和贯彻适当的行为准则，保障人们能在互相尊重各自权益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既有平等，又有自由），从而争取造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科技发明、制度创新纷至沓来，驱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条件。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孔子倡导儒家学说。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仁学”，摆明了就是“为己之学”。“仁者人也” （《中庸》），“仁”（Humanity）是一种专门阐发“万物之灵”“为人之道”的学问。而体现“仁学”精华的三句话：“仁者自爱” 、“仁者爱人” ，以及“仁者使人爱己”（《荀子．子道篇》），简洁地概括了上述两心调谐原理的真谛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是也。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爱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
爱心扩展到集体公共利益范畴，就是公心了。公共利益者，无非众多个人利益共性因素的集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简明方程式表明，为我的私利就是公益的源头、动力和内容。所谓无私的爱心或公心，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做夸张的文学语言或许不伤脾胃，如果认真实行起来，不是弄虚作假，就是害人匪浅了。
爱心（公心）与私心，相当于人类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一双推手，本质上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不必要形成对抗，更不容互相否定。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爱心（公心）与私心，亦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优化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根深叶茂，欣欣向荣。
在人际社会生活当中，利己与利他两心一旦达到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的最佳协调状态，则利己之道远离自私孽障，进入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高级型态：懂得“爱人使人爱己”，乃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 ，体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黄帝《阴符经》）之妙。这样的境界，是为任何个人、集体、国家，以至全人类，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己效益的皆大欢喜、互惠互利、无比高明成功之道。借用科技术语，不妨比拟为数学上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本文以无线电学名词“调谐”称之。
这就是本文奉为圭臬的“灵性－两心－调谐”原理或简称“两心调谐”原理的立论大意。
现代辞书定义的“文化”，广义而言相当於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成，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所谓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上。从大本大源意义上说，这个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共同价值观或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一整套两心调谐化的理性信仰体系，可惜这种理性学说超越了上古时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局限性性，行之不通，到处碰壁，孔子本人也不得不自认“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尤其不幸的是，西汉以还，孔孟之道被扭曲、篡改成为反人性、抑制自我意识的愚民要术，并且封神立教（所谓“儒教”），教为政用，政教合一，沦为维护专制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社会控制论。南宋而下，朱子之学大兴，伪儒变本加厉，高踞“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制高点”，造就了“崇公抑私”，以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华夏一族几陷于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
借老庄哲学之名，揉合巫、史、祝、卜等神秘莫测特色发展起来的道教，以及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曾盛极一时，并对中国人的“心态文化”发生深远的影响。佛老哲学观念虽有根本区别，但都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面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
常居中华文化主导地位的伪儒倡导的“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伪儒的纲常观念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佛老的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个体内在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
外在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压力使人丧失自我意识，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愿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个人本位”观念，进而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要取消“人”。
怪不道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曾经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列举了十四项对照，可以看出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国民性格”的差异（东－西）：自然的－人为的，安息的－战斗的，消极的－积极的，依赖的－独立的，苟安的－突进的，因袭的－创造的，保守的－进步的，直觉的－理智的，空想的－体验的，艺术的－科学的，精神的－物质的，灵的－肉的，向天的－立地的，自然支配人间的－人间征服自然的。
他以为：“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
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虚伪性成了中国人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为自己而活，勇于维护和增进自身的权利；中国人世代相传，据说不该有自我意识，是为君国、尊长而存活的奴才命，只能指望天降明君贤臣恩赐好日子。可奈没有一个大活人可以抹煞掉私心而继续存活；中国人必须违心地妆扮成无私无我的模样偷偷摸摸为自己谋利益，於是弄虚作假就成了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伪善表演，厚黑权谋之道被视为最高智慧，全国终要变得像一座互相欺骗做作的大戏台。
青年毛泽东说得好：“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 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1917）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世界上还有比假装可以不要私心过日子的假仁假义更大的虚伪、更大的说谎吗？
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中国“国民性格”的许多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这样的“心态文化”大环境中，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驰骋空间的知识精英，就如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毛，把天赋灵性智慧，大量投入吹牛拍马、歌功颂德、精研八股、玩弄权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既然大家当骗子，文人相轻、互相歧视，怎不一盘散沙？统观秦汉以下的中国传统学术界，论说浩如烟海，除了铺陈华丽的表面文章，真伪杂陈的史料堆砌，阴阳五行之类莫名玄谈，找不到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创造性研发人生和自然规律性的大作。偶有片言只语真知灼见，宛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即便留有痕迹，堪以聊供谈助，借以自慰天下第一，但那有什么真成得了气候？
在文学领域，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具有个性探索深度，颂扬个人奋斗精神，在“大私”基础之上弘扬“大公”，从而导向两心调谐意境的伟大作品，可谓非分之想。中国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写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数的几部传世长篇小说，苦於土壤条件贫瘠，营养底气不足，也难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灿烂纷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了。
反人性的伪儒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春秋大笔法也！
专制政权为什麽造就这般千古自闭症结，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作者注：这个自私指“为自己谋私利”，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唯我主义），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所谓中国“国民性格劣根性”，须知其根源绝对不是中国人先天生理基因缺陷，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崇公抑私”以至于“大公无私”型两心失衡“心态文化”顽症长期腐蚀心灵的恶果。
与上述否定自我的反人性愚民术配套，中国语言文字也形成了一个不可饶恕，贻祸千古的相应缺失，适足以支持这种“心态文化”致命迷津的存在与发展。
在汉语辞书中，私和自私这两个不同概念，历来都用一个私字为主体表达；私的定义，不仅是“对公而言，谓属于一己者。”而且说“私者， 私欲（常作贬义，等同贪欲或自私）也。”；遂有，“私者，邪曲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字中凡属自私及其引起的或有关贬义、不法事物，依然一律与私混为一谈，肆无忌惮地把私字当作自私的同义词或代名词，赋予恶性贬义。例如私（Selfish Desire）、 私念（Selfish Ideas）、私曲、私见、私意、私门、私自、私房、私盐、私囊、私货、偏私、走私、缉私、私怨、私情、私通、私奔、私弊、私生子、私底下、私相授受、私心雜念、暗室私心、私心藏奸、徇私舞弊、植黨營私等等不一而足。倒底私和自私要不要区分，怎么区分？不想冉冉两千余载，数不尽斯文脉流，无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康熙字典》…… 当今两岸三地不计其数汉语辞书，竟不见哪怕一位文人高士或语言学家加以质疑、辨析、澄清过。
汉语中私字的意义如此驳杂，“受恩独厚”即偏心眼也叫私，于是产生了关于“大公无私”的误会或移花接木的可能性。
中国古籍本来没有“自私”这个专用词，可能是西学东渐以后，参照西洋文字才区分和发展出来的。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人欲”与“贪欲”，分别对应着我们这里讲的“私心”与“自私”。孔子批评过的私，其实常指“私厚”即偏心眼而言。
孔子当年为子夏讲解“民之父母”应该做到的“三无私”，曰：“天无私复，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里讲的三个“无私”，就像莎士比亚所说：“同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冬天的故事》）指陈天意或大自然的恩泽或机会无所偏心，并不是什么毫无利己之心或即没有私心的意思。
把“大公”同这个“无私”连在一起，用“大公无私”来形容无所偏心的公正美德，本无不当。但在一个倡导“灭人欲”的社会里，凭着字义互通之妙，这个本来形容公正原则的“大公无私”，非常容易，甚至不可避免被人有意无意几无破绽地移花接木，把本意赞美公正美德的“无私”两字曲解为否定人性本源第一性的私心。于是“大公无私”变成了“以公灭私”，即消灭私心的荒谬主张和响亮口号， 戴着冒充的真理光环招摇过市了。
东西方“心态文化”的差异，怎样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呢？
人们对于同一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尽管所有涉及条件完全相同，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的“心态”因素往往在选择路向时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探究欧洲十六世纪以後的社会大变革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经济动力），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每个人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利益追求愿望，或者说强大的经济动力，但他们的社会精神气质，或者说基本理念可能大相径庭，因此，路轨上的“转辙器”会将社会引向很不一样的发展途径，加上其他环境条件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有的蓬勃上进，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因循往复，有的踯躅不前，有的倒退消亡。
韦伯所称“转辙器” － “理念”、社会精神气质或“精神杠杆”，与青年毛泽东曾以为可以“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1917）相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就是用上述“两心调谐”原理定义的“心态文化”吗？
就在中国社会价值观致命孽障甚嚣尘上、阴霾漫天的晚明时期，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宗教革命成功，扭转了中世纪教会腐化堕落、压抑人性、钳制思想自由的逆流；继文艺复兴焕发的“个人重要”大觉醒，神性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与爱心救赎教义相结合，灵性创造能力大放异彩，民主启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经济活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转折已然势不可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
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压迫之根源，并因盲目生产造成社会性浪费，应当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他设想的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民主的枷锁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体会在其发展中形成“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从而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个体”，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人类因而可以在其发展中超越仅仅追求物质需要的历史阶段，超越人类社会的动物状态，进入真正的人类状态。这就是上面反覆讨论，引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阐明的优化运行状态。
建国初期，按照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承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一致性。舆论宣传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强调为公的“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人们不必讳言参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谋幸福，然后才有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觉悟。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贡献、能力和影响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工农大众从社会底层翻身当上了国家主人，进入领导阶层，参与管理决策。衣食不继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府制订了干部、职工等级工资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质奖赏和升晋级等“好有好报”体制，鼓励每个社会成员在革命责任感的名义下，高扬敬业精神，争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业绩。党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注，特别欢迎海外优秀学者、专家来归，领导人礼贤下士之风，使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相信从今有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报效国家民族的大好机会。
中央制订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物资供应丰富、物价稳中有降。在苏联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基础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人们普遍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关于建成公正合理、繁荣富强新国家的美丽蓝图必将付诸实现。
可惜好事多磨、好景不常，不过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这样的两心调谐化的上升发展趋势便嘎然而止了。
1958年, 出现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这样的战略口号，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两大任务配了套，从此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的初衷。是年，“大跃进”和“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全国范围不约而同出现了各级领导自导自演“高产卫星”的超级“假大空”骗局。1961年，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号召学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真正的人”。1963年开展学习雷锋运动，要求人人认清私字为万恶之源，“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至此人人“谈私色变”。接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提出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斗私”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是一个私字。
事有蹊跷。大搞灭私、斗私的革命化运动中，被大张旗鼓赶尽杀绝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在当时中国的官方英译文本中，一律暗度陈仓，被译成了神人共愤的自私（Selfishness）一词。既然中国批判、否定的“私”字，在英译文件中统统被转译成了“自私”，于是视私为天经地义的西方世界就大可以放心了。许多西方人因此信以为神秘的东方中国正在向自私（Selfishness）开战，缔造一个道德楷模至善奇境，仰慕之心油然而生焉。
中国社会一切人的私心连同自私，表面上被赶尽杀绝，片甲不留；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不仅自我抑制了灵性创造能力的发挥，并且沦为充斥伪善口号的罪恶渊薮。万恶的自私，必定会利用大公旗帜作掩护，改头换面竭尽诡谲伎俩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性较之显性的自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因浸透了虚伪的毒汁而怪象百出，更形险恶和严重。
如所周知，中国人民为两心失衡愈演愈烈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无比宏大的改造人性 “社会实验”，付出了不胜惨重的代价。
文革以后，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发展经济最为强烈的内部要求和空前有利的外部条件，适时地抓住机遇，实行改革开放新政，调动了海内外形形色色的私心进取积极性，绩效卓著，举世惊艳。今日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
但是中国至今没有树立一种社会性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也缺乏堪以支持和护卫这种价值观的“权力制衡”体制；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尽管快速发展令人眩目，仍然未能形成一种真正利于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
不仅如此，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问题的深层根源都在于此。
最无奈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中国科研人员数量仅次於美国，已居世界第二位；按购买力平价计，中国的科研投入也已超过日本，仅次於美国，列世界第二位；还有在欧美和日本等留学的大量优秀人才回国。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取代两心调谐化“心态文化”的“转辙器”作用。
如果中国式“心态文化”继续恋栈自欺欺人的致命迷津而不克自拔，不能还“私”以天经地义的“正解”，不能把“私心”与“自私”明确区分开来，不能善用包括真版孔子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基督教等宗教教义中的“两心调谐”内涵，为私正名，为公正名，与时俱进，再造中华价值观，那么生活在如此混沌语境中的亿万人众，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天地间具有独立人格意义的“万物之灵”。
“以人为本”、“科教兴国”、“深化改革”、“和谐社会”、“大国崛起”者，无不需要两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为基础，还需要适当的“权力制衡”体制作为这种心态文化忠实不渝的守护神。
第二篇文章：庞忠甲：《中国心态文化的致命迷津》
----传统的“圣人政治”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
作者：庞忠甲
2007年6月12日
paulpang21@yahoo.com
A. 缘起：中国古代政治学的缺憾
作者简介：庞忠甲,男。原籍上海。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曾在山东、江苏等地从事电业技术管理、教育和科研等工作，有科技论著。1983年作为访问学者来美，曾任美国能源公司驻华商务代表，近年跻身华尔街金融投资界。2003年7月合著出版《美国证券市场导览》一书。现居纽约。
溯诸《尚书. 尧典》，远古时期中国杰出的政治领袖们早就痛切体认到权力腐化、“慢神虐民”的严重恶果，懂得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必须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方能“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政论家阐发为君之道，为政之道，亦即治国之道，看来头头是道，深透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程度。遗憾的是，即所谓“万宝全书缺只角”，偏偏致命地短缺了决定性的一章:“权力制衡”。
他们总是迷恋和坚持“无制衡”的“绝对权力”体制，以为只要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咸和万民”，长治久安的目的。
商汤那会儿就大讲特讲，警告政权接班人勿犯“巫风、淫风、乱风”等“三风十愆”错误，不可走上人民的对立面，否则，当官的“家必丧”，为君者“国必亡”。如此一代又一代，反复高唱这套不得要领的“劝戒歌”，为药石网效的政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始终不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在无可躲避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的强势狂澜面前，这一切苦心孤诣、耳提面命的“千古真言”，其实一文不值、敝屣不如，统统沦为自欺欺人连篇废话了。
一部二十五史，不啻绵绵长恨 “相砍书”，只是每逢改朝换代或特大动乱之余，往往出现短短一段相对承平的“黄金时期”，史家常冠以治世、盛世美称。此时当局者总是罔顾历史教训，在一派歌功颂德声中，一次又一次忘乎所以地自封“永远正确”，天命所归，可以光耀万代；然而他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前朝覆辙宿命铁律，多则几十年而已，不免走向自己期许的反面。特权统治阶层吸够民脂民膏後，结果在千百万人民陪葬下烟飞灰灭，治乱循环周而复始，历史怪圈因循往复，不进则退无以自拔。
从《尚书》上古时期到晚近现世，中国较之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在政治文明大范畴中，究竟犯了什么不赦天条，以致失去了那西周初期使得孔子赞叹不已的上升势头，一蹶不振，找不着北？
那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边消停，可不就是“权力制衡”四个大字吗？中国历史这部宏大交响乐，既配不上“权力制衡”这条关键旋律，何来圣人期许的“金声玉振”调谐之美？当然压根儿不会有什么奉天承运永世其昌这回事。
“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人类特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但同天地间一切生命体一样，无不具备趋利避害的第一本能－利己私心。
人类一切行为均非无缘无故发生，其原动力源自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但若无所制约，利己私心不免恶性发展成为损人利己的自私之心（Selfishness），与天赋特秉的灵性智慧相结合，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非灵性生物是无所谓“罪”的。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寓意可否解释为：灵性＋自私＝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 ？
唯有在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下，私心升华，萌发、培植、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道德观念的滥觞），藉以调控利己私心，一旦“两心”（相当於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调谐得宜，遂能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主张的”人间正道”，绝顶高明的“为己之道”），实现社会性良性发展进步，进入“人之所以为人”的 “与天地叁”的境界。
这种调控机制的最后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吾人所谓“制衡”了。“制衡”是一种强制性的制约力量，不仅意味著制订法律防范一般社会成员的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手段。
“权力制衡”就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守护使者。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之道，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这里所说的“权力制衡”，同中国史家们讴歌不已的唐太宗善纳魏征重谏以及北宋银台封驳职司之类仰赖于君王开明雅量、善愿恩赏的传世佳话根本不是一码事。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拥有政治权力，特别是绝对权力的统治阶层成员难免为“原罪”驱使，一步步偏离美好立意，背叛神圣承诺；他们当中一些人会戴著代表人民利益的光环，利用人民信托的手中权力，以人民公仆的冠冕堂皇名义，去做出较之明火执杖的强盗可恶不知多少倍的弥天大罪。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领悟、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
千万不要低估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中世纪“凡圣两立”（政教分立）社会“双城记”式（罗马教会为代表的“上帝之城”和王权国家为代表的“世俗之城”）那种不期而至，不伦不类，充斥丑恶表演的“权力制衡”格局的历史功勋。就是这种世界史上得天独厚几乎绝无仅有的“权力制衡”格局，防止了一大批新兴蛮族国家王权绝对化，并在自命“永无谬误”的罗马教庭随着权势膨胀腐败不堪，陷欧陆于精神黑暗时期之际，能够酝酿催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样拨乱反正，重开新猷的伟大转折。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局面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孟德斯鸠在对各种政制进行详细考察之后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强调权力的相互约束，通过特定的力量平衡，达到以权力控制权力的目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 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 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与此同时，神州中华在“政教合一”型无制衡绝对权力统治下，浸沉于宋明伪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愚民悖论造就的假情假义虚伪氛围之中，竭尽否定个人自我意识和变革进取精神之能事，力求维系专制特权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于不坠。在那里，权力腐化乐此不疲，祸国殃民永无宁日，但以创造性思维活动为标志的智力天地一片静穆，定格在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闭状态；“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几无发展进步可言，宛若精神植物人僵化世界。若非外力打破，恐有静气万年不渝。
共和（Republic）首重“权力制衡”，共和不仅是民主的先导，而且是民主的必要保障，或者说是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最後守护神。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功能的绝对权力体制，不管执政者主观上抱有多么高尚美好的意愿，不论一时政治经济业绩如何灿烂辉煌，总是逃脱不了绝对腐化以至没落败亡的宿命，不让别人诟病、诅咒和妖魔化也难。有了“权力制衡”，才会有真实、健康、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没有“权力制衡”的民主，只是东施效颦，徒有形式的假民主，随时可能倒退、垮台，变成暴民政治或法西斯主义。今日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为什么不少国家的民主实验屡屡不如人意，甚或荒唐走板？关键多在于“权力制衡”不成气候。
东西方碰撞，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光绪帝启动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步伐（1898年6月戊戌维新变法）。百余年後的今天，共和旗帜已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只是现时对付权力腐化顽症空前规模大爆发的手段，和《尚书》时代那样，义正词严，万般俱全，依然独缺“权力制衡”这味主药。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已经把国家带上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在政治文明建设上，多侧重机构改革，属行政改革层次，尚未涉及 共和性质的“权力制衡”建设。
中国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法治建设进程，比起十年二十年前，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说不知强化了多少倍；但是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作保证，决定了监督少效或无效的必然性，所谓“以法治国”其实难为。以权力腐化为例，就一目了然。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在立法和监督上所化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大，至少可称“算术级数增长”，可是面对的是“几何级数增长”的官场腐败现象，甚至不少反腐战线上的干部也倒戈叛变纷纷加入腐败行列。
中国，由于长期浸淫于伪儒否定个人本位、压抑自我意识，自欺欺人的畸形“心态文化”之中，整个政治民主化建设必须是一个与先进文化建设相辅而行的谨慎的缓进过程，但是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体现立党立国之本的共和精神—“权力制衡”可以先行，而且应该先行，非如此何以克服“绝对腐化”狂澜既倒，何以因应日渐恶化的社会矛盾和瓶颈效应的挑战，何以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何以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系执政党的合法性，贯彻“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神圣使命？
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内涵的，亦即“权力制衡”先行的民主化建设。换言之，“权力制衡”内涵有无，就是当今中国一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真假虚实的试金石。
上古时代的先贤们见不及此不可苛求，汉以後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和大学问家们一直懵然未觉，心窍不开，就是民族灵性失落的大悲剧了。无可自慰的是：当代中国奋力追求现代化、热情拥抱全球化之际，如果负责任的中国人仍然无视古今中外如火如荼如假包换铁证如山的历史经验，小心闪避“权力制衡”四个大字，信誓旦旦不脱禹汤文武周公牙慧故智，以为“汤誓”、“泰誓”、“牧誓”那一套天命所归，为民作主的宏论依然有效，主观倡导德政，锐意自我监督，就是和谐安定，甚至赶超世界先进的金丹良方，莫非还停留在《尚书》年代大梦境界？
B. 难点
当代中国执政党最高层领导人对于“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早有深切体认。
1956年，苏联斯大林暴行盖子揭开后，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又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1986年11月，邓小平提到“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来，又过了二十年。由于制度性腐败严重恶化，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制衡”，原已昭然于世，成为朝野共识，那么为什么仍然迟迟吾行呢？
正如邓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所说：“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那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时至今日，看来这个主意还没有拿定呢。
邓小平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页。）
拿主意之难，就难在找到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方案：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非“放弃和削弱党的领导”。
邓小平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表示，西方权力相互制约式的民主制度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迄今为止，人们谈起“权力制衡”，说来道去似乎离不开西方社会两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三权分立、双议会制、普遍选举和多党竞争那一套办法，显然同“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指导原则没有相容性，当然“走不通”了。
不仅西方民主制度模式“走不通”，就是邓小平自己设想过的“党政分开”也一样“走不通”。
邓小平曾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如果党政真的分开了，党不再管政，不再干政，党还领导什么呢？岂不否定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因此，“党政分开”可说而无法实行，谁要是当真做去，不免犯下“放弃和削弱党的领导”这样的原则性错误。
在一党集权、不容分权的前提下，要对执政党的领导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亦即实施“权力制衡”之道，许多人看来，是个无解的难题，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悖论。
既如此，若非“恋栈权力”，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呢？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曾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群众的党。”
二十七年后，这种无可取代的局面并未改变。尽管这是执政党长期严密控制所造成的情况，但事实上如果现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并非危言耸听。
执政党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合乎国情和人心的口号。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教育平均水平尚低，民主启蒙犹未实现；先天不足的人文背景条件，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必须是谨慎的，缓进的，以防欲速不达，引发社会动乱，破坏了今天来之不易的经济腾飞形势。
然而，“稳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基础，否则只能是表面的虚假的“稳定”。历史表明，没有“权力制衡”内涵的“稳定”局面，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暂态，一条堆积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不归路，酝酿火山爆发般大动乱的前夜。
一个以“革命”官僚家族及其关系网为主体，凭借权力背景下利益输送催生的中国特色暴富阶层，操控着号称属于人民的巨大政治经济资源。他们善于篡改中央意在利国利民的种种政策，肆意变造为攫取不义之财的手段；并且借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强力打压批评者、受害者和弱势群体。他们以糜烂夸张的方式尽情享受着西方创造的现代一流物质生活水平，但其政治取向与追求民主、人权、法治的西方资产阶级迥然不同。他们竭力抵制一切效法西方的可能动摇其既得利益特权地位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措施，唯恐一旦“开放党禁”、“政权更替”，面临灾难性的清算和惩罚；他们绝非中国民主化的推进力量，却是顽固抵制改革现行体制的非常保守势力。这股势力日益扩张的结果，使得今天中国社会先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难度，远过于邓小平主政的改革开放初期。
据此，可以得出以下三项推论：
一，为解决制度性腐败，克服深化改革瓶颈，实现持续发展进步，保障国家光明前途，必须进行以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目前还只能在一党执政的既有架构下探索建立“权力制衡”体制的可行性。
三，这种可行性的有无，端视能否在西方经典的多党制之外，开辟一条别开生面的安全通道，设计出一种不落西方传统窠臼，非但不削弱党的领导，却能有效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甚至进而强化一党执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致令特权既得利益阶层欲拒还迎、无可抗拒，但是确实符合最广大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真性“权力制衡”方案。
产生于工业化前期，沿行两百多年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自身已经显得古老陈旧，问题丛生，处于迫切需要革新的状态。中国何不乘此一面借鉴外部成功经验，一面因应自己国情，开拓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改革道路；同时也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民主共和大业贡献新思维、新选项、新经验？
时势要求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志士仁人，面对这一貌似“无解”甚至“悖论”的世纪难题挑战，运用天赋灵性智慧，殚精竭虑，有所突破。
下文提供一个中国特色“受控权力制衡”解题方案。欢迎关心国是的同好切磋议论。
C. 解题
本文提出“受控权力制衡”方案，作为应对上面三项推论的一个解题之道；说明要点于下：
一，本方案在政府主要官员任期中引入“公投确认”制度。
二，“公投确认”对象
初拟为各级地方行政区长官，包括区、县、市到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可扩大至检察长，最高法官，监察、审计部门主管等重要公职。
三，“公投确认”实施方法
在该行政区的“公投确认”对象（例如市长）的法定任期中途，由全体有选举权的公民无记名投票“确认”（Confirmation）其下半期任职资格。通过的继续干下去，通不过的下台让贤。
“公投确认”系在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其具体主持机构，可参照选举法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的主持机构是选举委员会的规定，设立“公投确认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上级人大常委会领导和任命。
作为起步，可选择不同类型的若干中小城市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完善，扩大试行，立法推广。
试点和推广过程，应当慎重、缓进，容许一个较长的观察期，反复改进、调整、验证，方可确立制度，而非急就章。
四，“公投确认”和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的异同
“公投确认”和传统的普遍选举一样，都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运用自由意志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的是，普遍选举用来“事先产生”官员，“公投确认”则用于 “事后确认”已经任命了的官员。可称“另类直选制度”。
五，“公投确认”的主要特点
1，“公投确认”是人民对政府主要官员执政水平的全面综合评价机会，人民将能依据有关官员任职期间确凿有据的政绩和操守表现作出判断和抉择；政府主要官员从此将直接置于人民由下而上的监督和选择之下，其官位存在的理由，归根到底只能是人民的认可和授权。
“公投确认”意味着人民直接投票参政，运用人民的普遍意志，行使人民拥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制衡权，不容“坏人当道”，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权益，体现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本来目的。
2，“公投确认”不仅无损，而且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权威。
“公投确认”是一党执政的政治架构下对“党管干部”这一领导原则的高层次完善化设计。
“公投确认”方案中，原有选拔任免干部制度可以维持不变；现任政府官员如果通不过期中“确认”投票，仍由执政党主持对不称职官员调整职务以及遴选任命取代人员。
“公投确认”作为另类“权力制衡”方案，与西方传统的分权制衡不同，系在现行一党执政体制下充分受控实施，执政党不必因此应对任何政治势力的挑战，不会导致“政党更替”、“政府倒台”或“解散国会”。
如果政府主要官员屡屡在“公投确认”中出局，势将损及主持干部选拔任命的执政党令名，因此“公投确认”对执政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高标准的培养和遴选人才的 要求，以及加强对干部监督、考核的任务。所以“公投确认”不仅可以淘汰不合格的官员，也从正面促进“良币逐劣币”，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才能。
这种民意票决确认制度不仅不削弱执政党的实权和地位，相反地，一旦执政党善于运用这种“安全稳妥”的民主架构以贯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初衷，必将极大地增强人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利于形成一个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社会局面；不搞三权分立、双议会制、普遍选举和多党竞争那一套办法，却可能开创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化前景。
3， 对“制度性腐败”来说，“公投确认”是一剂立竿见影的特效药。
实行“公投确认”，要求政府主要官员向人民大众报告工作，接受检查。其结果将是肯定和表彰好官的“授奖大典”；也不啻对无德无能尸位素餐庸碌之辈或以权牟利鱼肉百姓腐化堕落的贪官污吏的当头棒喝，起到民愤出气筒和安全阀的作用，利于消弥官民对抗群体暴乱事件于无形之中。
一个坏官，恐难想象在这轮考验中侥幸过关。现任政府官员如果不能通过期中“确认”投票，将失去人民以为他不再称职的权位，这种情形无疑是当事人政治生涯的 莫大败笔，声誉、报酬、待遇和社会地位势将大幅贬值，丑行劣迹因此曝光，甚至引发调查追诉，较之西方社会一般竞选公职失利的影响和后果严重得多得多。可见 “公投确认”制度将为政府官员避邪归正提供一种出诸利己私心本能的真实有效的驱动力，对政府官员反贪防腐、导正吏治产生一种强大无比的威慑、鼓励和保障作用；一旦实施，“制度性腐败”势将立竿见影般“自动”朝向“制度性公正廉洁”转化，其功效与现行“自我监察”手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4， 较之西方成本高昂，实则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直接普选制度，“公投确认” 不必经由化费浩繁的参选、竞选和辅选活动，有集中的对象，确切的依据，简易的手续，可以节约大量费用、时间等社会成本，提高了人民直接参政的效能，却可避免许多消极的负面的因素。
六，“公投确认”的社会基础
“公投确认”这种办法，对中国朝野来说，原有一定社会基础，并非凭空生造。
早已建立并且不断改进中的对於领导干部的多元化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包括党内考察和党外考察、上级监督和民众监督体系；以及现行乡村干部直选制度，皆与“公投确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行之有年的民意测评活动，离“公投确认”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其中合格的中介机构的深度民意调查评价，可以作为实施一人一票的“公投确认”制度的前期演习和准备，是为建立“公投确认”制度以后经常的必要的支持性补充活动，可确立为一种法定的辅助程序。
中共中央在2002年7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把群众 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近年来很多地区对政府机关和官员的业绩表现开展民意调查和群众评议；有的要求被评为最差单 位的负责人引咎辞职，被评为最差的工作人员自动淘汰下岗。循此以行，“公投确认”以定去留的另类直选制度岂非成熟有日，呼之欲出？
七，“公投确认”的配套制度
1， 与“公投确认”配套，宜设计一种任期较长（例如6年），结合适中“确认”周期（例如3年），并加上一定连任机会（例如容许连任一次，总任期可达12年）的官职制度，以利政府要员争取通过“确认”和连任，按照较长的总任期作出远景施政规划，产生更加稳定和可观的长期效益。
2， 对于治绩卓著，历经“确认”和连任的优秀官员，光荣结束任期后应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感谢和褒奖，让他（她）们得到受之无愧、令人珍羡的优厚退休俸禄，包括获得某些共产主义式“按需分配”优惠待遇，“人间天堂”之门将为他（她）们大开。
官员在职期间的报酬应当恰如其分，在整个国家的分配体制中起到表率作用；不能过分地提高官员报酬，破坏了中庸原则而走上极端；美其名曰“高薪养廉”，其实无异利用权力自肥。不必要以柏拉图主张的放弃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来“施虐”人民公仆，但是柏拉图要求的那种“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满足” 的“义人”品性，无疑是政府高官的必备特质。
八，“公投确认”制度也可在党内试用
“公投确认”制度也可试用于执政党内部。与地方行政区同级的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和主要副手等，在任期中途接受全体有选举权的党员“公投确认”，也许是加强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最为切实有效的措施之一。
这还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的道理。
孔夫子憧憬“选贤举能”的“大同社会”，柏拉图提倡“贤人政治”的“理想国”。其实一切美好的政治体制设计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保障最为合乎广大人民利益要求的贤能人士主持政事，有一套人民可以“说不”，并且说了算数的“权力制衡”制度，提防走上“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本方案就是针对这一要害提出的一个实在的切入动作，一阕不落西方传统窝臼，稳步渐进，创新超越，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开拓性政治改革方略畅想序曲，也将为新世纪西方和整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别开生面的另类选择。
这样的改革一旦启动，执政党和政府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中国和世界人民宣布：我们的国家不仅取得了经济改革的显赫成就，还将在政治改革方面开创民主化新纪元。即便没有开放党禁，政府（包括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方式维持现状，仍然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政府，但因有了以民意为后盾，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一人一票“确认”制度试点，政治民主化改革就此正式迈步，其严肃性和必然性可信、可证。随之升起的是执政者最可宝贵的人民大众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持久政通人和、安定团结、发展进步的局面；相应迎来国际大家庭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所谓“妖魔化”之说必然不攻自破，利于同一切国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处，排难解纷，互相提携，为人类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缔建人间天堂，作出泱泱大国应有的贡献。
作者相关书目、文章：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迈向“二十一世纪民主”──试论中国政改化创新超越之路
http://www.xslx.com/htm/sxgc/sxhh/2003-7-19-14351.htm
“共和”首重权力制衡
http://www.xslx.com/htm/sxgc/sxhh/2003-8-3-14459.htm
和谐社会三重奏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5-05-09-18716.htm
挑出中国政制顽症的总病根——《尚书》启示录
http://www.xslx.com/htm/sxgc/sxsl/2006-04-27-19956.htm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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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态文化的致命迷津
庞忠甲
2007年5月7日
今日中国，私有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新近通过“物权法”，宣告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但中国语境中的“私” 字（Private, Personal）及其大量衍生词汇还是摆脱不了耻辱的贬义，而作为“利己之心”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 Personal Desire）仍然被解释为万恶之源“贪欲”或“自私”的同义词。这种经不起立诚推敲的荒唐观念，居然千载一贯，“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积重难返，几同深植基因。
切莫小觑了人性大本大源始发点上区区迷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足以乱人心智，偏离“当行之路”，渐行渐远，积重难返，铸就千古大恨。
偌大华族，深陷其中，好比犯了天条，终至演变成为人类进步大趋势中的活得不明不白的另类（The Others）。新世纪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际，这种荒唐观念继续荼毒着心灵，阻碍先进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充当制度性腐败和假冒伪劣风起云涌的发酵真菌，使得种种立意美好的政策和法制姗姗来迟，或走样变味、有名无实，甚至转向反面。
人类和一切生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本能；私心即利己之心，相当于孔子那时所说的“人欲”，天然正当，是一切谋生存、求进取的原动力。莫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任何一种生物如果丧失了利己本能，难道还有幸存世间的机会吗？
人类作为举世独秀的“万物之灵”，与鸟兽的根本差别在于拥有天赋灵性创造能力。
非灵性生物的行为受本能局限，蛇蝎也好，虎豹也好，不论如何凶残，无所谓善恶，也谈不上犯罪。
人类在“利己之心”驱动下，可以运用特秉灵性做出其他一切生物望尘莫及，超越本能局限之上行为：既利己又利人者谓之善，能够带动群体、社会、国家共同发展进步，是为常识公认的人间正道；反之，损人利己者谓之恶，为害群体、社会、国家，造成破坏、停滞、倒退，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利己之心趋于极端，形成“唯我主义”(Egotism) 或即“自我中心” 、“自私”（Selfishness）状态，就会驱动灵性智慧，不惜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以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人类特秉的灵性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向善利众，可以作恶犯罪；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利己之心主导下的取向了。
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自私”，相当于孔子那时所称“贪欲”，是人类世界的万恶之源、社会进步之大敌。基督教的“原罪说”，也许可以理解为唯人类特具的“自私加灵性”的犯罪倾向，若不自觉救赎（纠治），人人在所难免。
必须把自私与私心（贪欲与人欲）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自私虽然源自私心，但不同于私心，就好象细胞与癌细胞，人与盗贼，狗与疯狗，是不能混为一谈、划上等号的；在英语中，这俩者既非同义词，甚至不算近义词。
防范、克服自私，需要弘扬利他之心（Benevolence），即人们常说的爱心（公心）以调控利己之心，发挥祛邪扶正的作用。
爱心如此重要，但人类天生的爱心十分微弱，远不足以实现上述调控“利己之心”，驱策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目的。
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范畴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那点儿爱心，不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自从三百多万年前“真人”（Trueman）显踪，几十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我们不妨想像，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感悟、积累、培育、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这种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既利己又利人，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欲的简单方式是强暴，但霸王硬上弓，会遭遇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还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同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里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唯有人类，实现了这场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伟大的变革。这是万物之灵在漫长岁月严酷生活实践中，特秉天赋灵性引导私心升华，爱心（公心）萌发、丰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体制化的结果；是人类得以脱离兽性生存方式，逐渐形成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草创唯灵性人类独有的文明社会、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本文所说“利他之心”、爱心或公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後天感悟、积累、培育、传承、弘扬而来，超乎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这种爱心并非天生，而是靠着私心加上灵性的感悟作用，从传种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来，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私心与爱心（简称两心）按先後、主次而论，私心为第一性，爱心是第二性。要认定私心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类一切行为的真性原动力来自第一性的“利己心”，包括因“利他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动力也是来自“利己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
吾人称颂集体主义，爱护的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青年毛泽东曾经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对於人性“两心”曾有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论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他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两者以利己性为主，利人也是为了自利，绝非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两者其实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的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天地图书1996版）
中国圣人孔子和西方救世主基督创导仁爱之心，前提都是确认世人首先懂得爱自己；一个不知利己的人是谈不上什麽推己及人的。基督教和儒家（不是伪儒家）学说一样，从不夸夸其谈“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我”或“忘我”之类过甚其辞，迷乱本性，误导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调。提倡道德绝非以私心为敌。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12225－1274）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彻底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如此而已。
且不说获取可观报酬的形形色色慈善机构经营者，就算那“纯属”施舍的善人，做善事的背後常常需要沽名钓誉、积德延寿或进入天国等好报作为精神动力，所谓不望报者，不在乎直接回报，甚至不在乎受惠人知不知道，感不感恩，要的是更高层次的收获，或者是一种激励自信以求取胜利，或证明堪获上帝预选的精神力量。这么说很容易被一些道学家怒斥为亵渎了神圣高贵纯洁的爱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诚其意，毋自欺”，说老实话，说真实体验，并且相信也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体验，无非就是如此。毛泽东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爱心竟同自身利益毫无关系，岂非无缘无故了？
孔子以后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孟轲也说：“人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奢谈天下国家，否定个人本位，否定“个人利益”，可不丢了根本？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实实承认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控制约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方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众因而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通过制订和贯彻适当的行为准则，保障人们能在互相尊重各自权益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既有平等，又有自由），从而争取造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科技发明、制度创新纷至沓来，驱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条件。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孔子倡导儒家学说。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仁学”，摆明了就是“为己之学”。“仁者人也” （《中庸》），“仁”（Humanity）是一种专门阐发“万物之灵”“为人之道”的学问。而体现“仁学”精华的三句话：“仁者自爱” 、“仁者爱人” ，以及“仁者使人爱己”（《荀子．子道篇》），简洁地概括了上述两心调谐原理的真谛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是也。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爱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
爱心扩展到集体公共利益范畴，就是公心了。公共利益者，无非众多个人利益共性因素的集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简明方程式表明，为我的私利就是公益的源头、动力和内容。所谓无私的爱心或公心，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做夸张的文学语言或许不伤脾胃，如果认真实行起来，不是弄虚作假，就是害人匪浅了。
爱心（公心）与私心，相当于人类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一双推手，本质上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不必要形成对抗，更不容互相否定。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爱心（公心）与私心，亦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优化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根深叶茂，欣欣向荣。
在人际社会生活当中，利己与利他两心一旦达到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的最佳协调状态，则利己之道远离自私孽障，进入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高级型态：懂得“爱人使人爱己”，乃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 ，体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黄帝《阴符经》）之妙。这样的境界，是为任何个人、集体、国家，以至全人类，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己效益的皆大欢喜、互惠互利、无比高明成功之道。借用科技术语，不妨比拟为数学上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本文以无线电学名词“调谐”称之。
这就是本文奉为圭臬的“灵性－两心－调谐”原理或简称“两心调谐”原理的立论大意。
现代辞书定义的“文化”，广义而言相当於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成，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所谓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上。从大本大源意义上说，这个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共同价值观或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一整套两心调谐化的理性信仰体系，可惜这种理性学说超越了上古时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局限性性，行之不通，到处碰壁，孔子本人也不得不自认“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尤其不幸的是，西汉以还，孔孟之道被扭曲、篡改成为反人性、抑制自我意识的愚民要术，并且封神立教（所谓“儒教”），教为政用，政教合一，沦为维护专制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社会控制论。南宋而下，朱子之学大兴，伪儒变本加厉，高踞“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制高点”，造就了“崇公抑私”，以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华夏一族几陷于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
借老庄哲学之名，揉合巫、史、祝、卜等神秘莫测特色发展起来的道教，以及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曾盛极一时，并对中国人的“心态文化”发生深远的影响。佛老哲学观念虽有根本区别，但都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面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
常居中华文化主导地位的伪儒倡导的“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伪儒的纲常观念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佛老的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个体内在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
外在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压力使人丧失自我意识，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愿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个人本位”观念，进而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要取消“人”。
怪不道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曾经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列举了十四项对照，可以看出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国民性格”的差异（东－西）：自然的－人为的，安息的－战斗的，消极的－积极的，依赖的－独立的，苟安的－突进的，因袭的－创造的，保守的－进步的，直觉的－理智的，空想的－体验的，艺术的－科学的，精神的－物质的，灵的－肉的，向天的－立地的，自然支配人间的－人间征服自然的。
他以为：“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
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虚伪性成了中国人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为自己而活，勇于维护和增进自身的权利；中国人世代相传，据说不该有自我意识，是为君国、尊长而存活的奴才命，只能指望天降明君贤臣恩赐好日子。可奈没有一个大活人可以抹煞掉私心而继续存活；中国人必须违心地妆扮成无私无我的模样偷偷摸摸为自己谋利益，於是弄虚作假就成了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伪善表演，厚黑权谋之道被视为最高智慧，全国终要变得像一座互相欺骗做作的大戏台。
青年毛泽东说得好：“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 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1917）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世界上还有比假装可以不要私心过日子的假仁假义更大的虚伪、更大的说谎吗？
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中国“国民性格”的许多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这样的“心态文化”大环境中，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驰骋空间的知识精英，就如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毛，把天赋灵性智慧，大量投入吹牛拍马、歌功颂德、精研八股、玩弄权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既然大家当骗子，文人相轻、互相歧视，怎不一盘散沙？统观秦汉以下的中国传统学术界，论说浩如烟海，除了铺陈华丽的表面文章，真伪杂陈的史料堆砌，阴阳五行之类莫名玄谈，找不到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创造性研发人生和自然规律性的大作。偶有片言只语真知灼见，宛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即便留有痕迹，堪以聊供谈助，借以自慰天下第一，但那有什么真成得了气候？
在文学领域，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具有个性探索深度，颂扬个人奋斗精神，在“大私”基础之上弘扬“大公”，从而导向两心调谐意境的伟大作品，可谓非分之想。中国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写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数的几部传世长篇小说，苦於土壤条件贫瘠，营养底气不足，也难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灿烂纷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了。
反人性的伪儒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春秋大笔法也！
专制政权为什麽造就这般千古自闭症结，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作者注：这个自私指“为自己谋私利”，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唯我主义），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所谓中国“国民性格劣根性”，须知其根源绝对不是中国人先天生理基因缺陷，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崇公抑私”以至于“大公无私”型两心失衡“心态文化”顽症长期腐蚀心灵的恶果。
与上述否定自我的反人性愚民术配套，中国语言文字也形成了一个不可饶恕，贻祸千古的相应缺失，适足以支持这种“心态文化”致命迷津的存在与发展。
在汉语辞书中，私和自私这两个不同概念，历来都用一个私字为主体表达；私的定义，不仅是“对公而言，谓属于一己者。”而且说“私者， 私欲（常作贬义，等同贪欲或自私）也。”；遂有，“私者，邪曲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字中凡属自私及其引起的或有关贬义、不法事物，依然一律与私混为一谈，肆无忌惮地把私字当作自私的同义词或代名词，赋予恶性贬义。例如私（Selfish Desire）、 私念（Selfish Ideas）、私曲、私见、私意、私门、私自、私房、私盐、私囊、私货、偏私、走私、缉私、私怨、私情、私通、私奔、私弊、私生子、私底下、私相授受、私心雜念、暗室私心、私心藏奸、徇私舞弊、植黨營私等等不一而足。倒底私和自私要不要区分，怎么区分？不想冉冉两千余载，数不尽斯文脉流，无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康熙字典》…… 当今两岸三地不计其数汉语辞书，竟不见哪怕一位文人高士或语言学家加以质疑、辨析、澄清过。
汉语中私字的意义如此驳杂，“受恩独厚”即偏心眼也叫私，于是产生了关于“大公无私”的误会或移花接木的可能性。
中国古籍本来没有“自私”这个专用词，可能是西学东渐以后，参照西洋文字才区分和发展出来的。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人欲”与“贪欲”，分别对应着我们这里讲的“私心”与“自私”。孔子批评过的私，其实常指“私厚”即偏心眼而言。
孔子当年为子夏讲解“民之父母”应该做到的“三无私”，曰：“天无私复，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里讲的三个“无私”，就像莎士比亚所说：“同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冬天的故事》）指陈天意或大自然的恩泽或机会无所偏心，并不是什么毫无利己之心或即没有私心的意思。
把“大公”同这个“无私”连在一起，用“大公无私”来形容无所偏心的公正美德，本无不当。但在一个倡导“灭人欲”的社会里，凭着字义互通之妙，这个本来形容公正原则的“大公无私”，非常容易，甚至不可避免被人有意无意几无破绽地移花接木，把本意赞美公正美德的“无私”两字曲解为否定人性本源第一性的私心。于是“大公无私”变成了“以公灭私”，即消灭私心的荒谬主张和响亮口号， 戴着冒充的真理光环招摇过市了。
东西方“心态文化”的差异，怎样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呢？
人们对于同一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尽管所有涉及条件完全相同，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的“心态”因素往往在选择路向时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探究欧洲十六世纪以後的社会大变革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经济动力），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每个人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利益追求愿望，或者说强大的经济动力，但他们的社会精神气质，或者说基本理念可能大相径庭，因此，路轨上的“转辙器”会将社会引向很不一样的发展途径，加上其他环境条件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有的蓬勃上进，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因循往复，有的踯躅不前，有的倒退消亡。
韦伯所称“转辙器” － “理念”、社会精神气质或“精神杠杆”，与青年毛泽东曾以为可以“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1917）相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就是用上述“两心调谐”原理定义的“心态文化”吗？
就在中国社会价值观致命孽障甚嚣尘上、阴霾漫天的晚明时期，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宗教革命成功，扭转了中世纪教会腐化堕落、压抑人性、钳制思想自由的逆流；继文艺复兴焕发的“个人重要”大觉醒，神性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与爱心救赎教义相结合，灵性创造能力大放异彩，民主启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经济活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转折已然势不可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
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压迫之根源，并因盲目生产造成社会性浪费，应当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他设想的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民主的枷锁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体会在其发展中形成“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从而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个体”，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人类因而可以在其发展中超越仅仅追求物质需要的历史阶段，超越人类社会的动物状态，进入真正的人类状态。这就是上面反覆讨论，引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阐明的优化运行状态。
建国初期，按照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承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一致性。舆论宣传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强调为公的“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人们不必讳言参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谋幸福，然后才有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觉悟。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贡献、能力和影响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工农大众从社会底层翻身当上了国家主人，进入领导阶层，参与管理决策。衣食不继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府制订了干部、职工等级工资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质奖赏和升晋级等“好有好报”体制，鼓励每个社会成员在革命责任感的名义下，高扬敬业精神，争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业绩。党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注，特别欢迎海外优秀学者、专家来归，领导人礼贤下士之风，使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相信从今有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报效国家民族的大好机会。
中央制订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物资供应丰富、物价稳中有降。在苏联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基础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人们普遍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关于建成公正合理、繁荣富强新国家的美丽蓝图必将付诸实现。
可惜好事多磨、好景不常，不过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这样的两心调谐化的上升发展趋势便嘎然而止了。
1958年, 出现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这样的战略口号，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两大任务配了套，从此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的初衷。是年，“大跃进”和“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全国范围不约而同出现了各级领导自导自演“高产卫星”的超级“假大空”骗局。1961年，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号召学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真正的人”。1963年开展学习雷锋运动，要求人人认清私字为万恶之源，“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至此人人“谈私色变”。接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提出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斗私”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是一个私字。
事有蹊跷。大搞灭私、斗私的革命化运动中，被大张旗鼓赶尽杀绝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在当时中国的官方英译文本中，一律暗度陈仓，被译成了神人共愤的自私（Selfishness）一词。既然中国批判、否定的“私”字，在英译文件中统统被转译成了“自私”，于是视私为天经地义的西方世界就大可以放心了。许多西方人因此信以为神秘的东方中国正在向自私（Selfishness）开战，缔造一个道德楷模至善奇境，仰慕之心油然而生焉。
中国社会一切人的私心连同自私，表面上被赶尽杀绝，片甲不留；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不仅自我抑制了灵性创造能力的发挥，并且沦为充斥伪善口号的罪恶渊薮。万恶的自私，必定会利用大公旗帜作掩护，改头换面竭尽诡谲伎俩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性较之显性的自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因浸透了虚伪的毒汁而怪象百出，更形险恶和严重。
如所周知，中国人民为两心失衡愈演愈烈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无比宏大的改造人性 “社会实验”，付出了不胜惨重的代价。
文革以后，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发展经济最为强烈的内部要求和空前有利的外部条件，适时地抓住机遇，实行改革开放新政，调动了海内外形形色色的私心进取积极性，绩效卓著，举世惊艳。今日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
但是中国至今没有树立一种社会性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也缺乏堪以支持和护卫这种价值观的“权力制衡”体制；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尽管快速发展令人眩目，仍然未能形成一种真正利于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
不仅如此，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问题的深层根源都在于此。
最无奈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中国科研人员数量仅次於美国，已居世界第二位；按购买力平价计，中国的科研投入也已超过日本，仅次於美国，列世界第二位；还有在欧美和日本等留学的大量优秀人才回国。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取代两心调谐化“心态文化”的“转辙器”作用。
如果中国式“心态文化”继续恋栈自欺欺人的致命迷津而不克自拔，不能还“私”以天经地义的“正解”，不能把“私心”与“自私”明确区分开来，不能善用包括真版孔子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基督教等宗教教义中的“两心调谐”内涵，为私正名，为公正名，与时俱进，再造中华价值观，那么生活在如此混沌语境中的亿万人众，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天地间具有独立人格意义的“万物之灵”。
“以人为本”、“科教兴国”、“深化改革”、“和谐社会”、“大国崛起”者，无不需要两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为基础，还需要适当的“权力制衡”体制作为这种心态文化忠实不渝的守护神。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12: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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